《金介甫致符家欽書信》封面
文︱陳子善
這些年來，沈從文研究已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的一門“顯學”。回顧沈從文作品出版史和研究史，從1981年11月江西人民出版社重印《邊城》，次月人民文學出版社重印《從文自傳》開始，被禁錮多年的沈從文作品陸續重新出現在內地讀者眼前。此後，一中一外兩位作者研究沈從文的專著，也引起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很大的興趣，這就是凌宇先生著《從邊城走向世界》（三聯書店，1985年12月）和美國學者金介甫先生著、符家欽先生譯《沈從文傳》。
江西人民版《邊城》
《沈從文傳》英文原著的出版，雖然比《從邊城走向世界》晚了兩年，卻是英語世界第一部沈從文學術傳記。而且，儘管《沈從文傳》的譯者自始至終只有符家欽先生一位，這部大書的出版過程卻甚為曲折，版本也較為複雜。就筆者所見到的符譯《沈從文傳》簡體字本，有如下不同的版本：
《沈從文傳》，1990年10月，北京時事出版社
《沈從文傳》（全譯本），1992年2月，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
《鳳凰之子：沈從文傳》，2000年1月，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沈從文傳》（全譯本），2005年10月，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他從鳳凰來：沈從文傳》， 2018年7月，北京新星出版社
對這些同一種英文原著的不同版本的簡體字中譯本，應作如下的說明：
一，從第一種中譯本起，每個版本都有沈從文高足汪曾祺寫的中譯本序；從第三種起每個版本都有作者寫的中譯本《新版序》。
二，第一種中譯本當然有首次引進之功，但刪去了英文原著的全部六百四十六條注釋，與嚴格意義上的學術傳記有了很大距離。
三，第三、四種中譯本其實是1995年7月台北幼獅文化公司繁體字版《沈從文史詩》（《沈從文傳》英文原著書名）的內地簡體字本，第四種版權頁且注明“本著作稿引自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四，第五種也即最新版的中譯本，又作了新的校訂，作者並為這個最新版撰寫了《新序》。
《沈從文傳》英文原版
顯而易見，除了第一種中譯本因刪去了全部注釋或可忽略不計外，其他《沈從文傳》的各種中譯本，對沈從文研究者而言，都很有關注的必要。而長期令人困惑的是，為什麽會有那麽多同一種英文《沈從文傳》的中譯本？這個疑問，在這本《金介甫致符家欽書信》中就可找到至少一部分答案。
金介甫先生撰寫了沈從文研究史上第一部博士學位論文，而這本《沈從文傳》也是有史以來第一本沈從文學術傳記。儘管作者本人謙稱此書還“不完美”，但正如譯者在此書《譯後記》中所指出的：它“史料詳實，持論平允，把沈從文的生活路線和創作成就作了透辟分析，既實事求是，又不為賢者諱”。《沈從文傳》在中外沈從文研究史上已經佔據了一個重要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當時，內地的沈從文研究才起步不久，十分需要《沈從文傳》這樣的學術傳記以為借鑒，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因此，將其譯成中文就提上了議事日程，而這個光榮的任務歷史性地落到了“心細如發，一絲不苟”（汪曾祺語）、有豐富翻譯經驗的符家欽先生身上。
符家欽先生
讀金先生這些信，不難發現作者對譯者的尊重和信任。他在1989年1月10日致符先生的信中強調，“作者和譯者的心靈相通才是追求完美的唯一途徑”，而金先生和符先生之所以能夠心靈相通，在我看來，最為關鍵的一條在於，他倆都真的喜歡沈從文和沈從文創造的文學世界，都是沈從文的忠實讀者，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兩位都是“沈迷”，作者認為沈從文“永遠是全世界所欣賞的文學大師”，譯者也說過“我從小就是沈老作品的愛讀者”。所以，作者在寫了研究沈從文的博士學位論文後，意猶未盡，再接再厲，寫出了這部《沈從文傳》；也所以，譯者不顧高齡，在荒蕪先生的建議下，在蕭乾先生的幫助下，尤其得到了作者的全力支持，在沈從文謝世之後，克服種種困難，潛心譯出了這部《沈從文傳》。
然而，譯出《沈從文傳》，只是萬裡長征邁出了第一步。接下來的更為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出版這部《沈從文傳》？金先生這些信大部分是圍繞這個關鍵問題而展開的。金先生有自己的堅守，希望這部書稿盡可能以原著的原始面貌出版中譯本，但這在內地當時的文化態勢下有相當的難度，那麽如何解決這個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的棘手的問題，有無替代方案？金先生這些信所反覆討論的正是這些問題。他之所以謀求中譯本在香港或在台灣出版，也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他與符先生的討論是細致的，深入的，也是推心置腹的。金先生後來為繁體字版《沈從文史詩》寫過這樣一段話：“從讀沈從文的生活的那本‘大書’，我們能了解中國二十、三十、四十年代的很多事情，我們也能了解人生的很多方面。”如果套用這句話，也許可以說，讀這本小小的書信集，我們能了解中國八十、九十年代的一些事情，我們也能了解人生的一些方面。當然，《沈從文傳》後來先後在內地和台灣出版了。但無論是簡體字版還是繁體字版，都仍不是完完全全的原汁原味，只能說是盡可能地接近了原汁原味。
沈從文接待金介甫，1980年夏。
沈從文金介甫長城合影，1980年夏。
我與金先生同歲，符先生則比我年長許多，是我的父輩。在我記憶中，與金先生和符先生都沒有見過面，但讀了金先生的這些信後，我發現信中提到的許多人，首先當然是沈從文先生，還有已故的蕭乾、楊憲益、陳夢熊、陳信元等位，健在的余鳳高、凌宇、林振名、邵華強等位，我竟都認識，有的不僅認識，而且還是交往甚多的老友，不久前還與林、邵兩位通過越洋電話。當年廣州花城出版社在出版十二卷本《沈從文文集》的同時，還出版了曾給沈從文以幫助的鬱達夫的十二卷本文集，沈集由凌、邵兩位所編，鬱集則由王自立先生和我合編，而兩套文集的責編之一正是林振名先生。林先生後到港創辦香江出版公司，我還多次造訪。但他與金先生曾有出版港版《沈從文傳》之議，我直到今天才知道。正是有了這些因緣，所以，收藏金先生這些信的徐自豪兄囑我為這本書信集寫幾句話時，我毫不猶豫就答應了。
作為讀者，我感謝金介甫先生、本書策劃人、編注者、譯者和校訂者等，在他們的共同努力下，使這本小小的書信集得以問世。我也相信這本書信集雖然篇幅不大，但對研究《沈從文傳》中譯本的誕生過程，對研究沈從文研究史、對研究沈從文其人其文都會有所啟發，有所幫助。
“書比人長壽”這句話，我已不止一次引用過，在這篇小序結束的時候，不妨再引用一次。今年是沈從文先生逝世三十周年，明年是符家欽先生誕辰一百周年，這本《金介甫致符家欽書信》的付梓，正是一個對文學巨匠和傑出翻譯家的別致而意味深長的紀念。
2018年8月5日
完稿於沈從文先生喜歡的
莫扎特音樂聲中
（本文為《金介甫致符家欽書信》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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