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才子袁枚，領文壇一代風騷

袁枚（1716—1798）字子才，號簡齋，一號存齋，世稱隨園先生，晚年自號倉山居士、隨園老人、倉山叟等。祖籍浙江慈溪，生於杭州一貧士之家。清雍正五年（1727）補秀才，乾隆三年（1738）中舉，次年中進士，選庶吉士，入翰林院。乾隆七年外放江南任縣令，十三年辭官，居於江寧小倉山隨園。此後近五十年馳騁於文苑詩壇，直至生命結束。袁枚乃性靈派主將，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奉之為“及時雨”宋江，可見其一代騷壇主的地位。

袁枚素有“奇才”“才子”之目。乾隆元年（1736）袁枚與胡天遊同薦鴻詞於京師，二人初晤，胡氏即讚袁枚雲：“美才多，奇才少；子奇才也。”（袁枚《稚威哀詞》引）趙翼讀罷袁枚詩，亦譽其“不拘格律破空行，絕世奇才語必驚”（《偶閱小倉山房詩再題》），“子才果是真才子，我要分他一鬥來！”（《隨園詩話》卷一0引）史籍稱袁枚“幼有異稟”（《清史稿》本傳）、“幼聰穎絕”（《鶴征後錄》），意謂絕頂聰明，非同凡俗，這固然是其成為“才子”的天賦條件，但如果沒有後天的良好教育與個人的刻苦學習，亦怕要落個少年神童而成年“泯然眾人矣”（王安石《傷仲永》）的結局。

袁枚年甫五歲，孀姑沈夫人就對他授經說史，教他朗讀佶屈聱牙的《尚書》，給他講述史書、筆記中的故事。袁枚乃略知漢魏唐宋國號與人物，粗通文史。七歲正式投師杭州史玉瓚先生讀《論語》《大學》，又打下古文根底。由於家貧書少，袁枚九歲前隻知四書五經，不知詩為何物。直到九歲偶然看到一部《古詩選》，才如獲至寶，吟詠而摹仿之，竟無師自通。此年曾隨人遊杭州吳山，口佔五律一首，晚年仍記得“眼前兩三級，足下萬千家”一聯，並感歎“童語終是真語”（《隨園詩話補遺》卷六）。其詩才既有天分，更有苦功。袁枚自幼“愛書如愛命。每過書肆中，兩腳先立定。苦無買書錢，夢中猶買歸。至今所摘記，多半兒時為”（《對書歎》）。不是如此發憤讀書，怎能才氣日增，學業漸進？

袁枚的才氣在十四歲時就初露鋒芒。此年他秉姑訓作《郭巨論》抨擊封建禮教，膽識不凡。當十九歲受業杭州楊繩武先生時，袁枚曾將《郭巨論》與《高帝論》呈上求教。楊氏批曰：“文如項羽用兵，所過無不殘滅。汝未弱冠，英勇乃爾！”評價不可謂不高。

乾隆元年（1736）袁枚二十一歲，赴桂林廣西巡撫金鉷幕中探望叔父袁鴻先生。在金氏幕中袁枚鋒芒畢露，大顯奇才。金氏見年青袁枚相貌不俗，欲試其才，乃命作《銅鼓賦》。袁枚提筆立就，文詞瑰麗，才氣橫溢。金氏大為驚奇，於是力薦袁枚應博學鴻詞之試。當時海內征士二百餘人，袁枚年最少。儘管此試落選，但其“奇才”之名聲已鵲起京師。三年後終於金榜題名，脫穎而出。

袁枚在其《隨園詩話》及詩論文章中倡導性靈說，主真情，重個性，尚才氣。性靈說之所以特別重視詩人的才氣，詩人的“靈性”、“靈機”，甚至說“詩文之道，全關天分，聰穎之人，一指便悟”（《隨園詩話》卷一四），因他本人正是有靈性，憑才氣寫詩的人。所以，人評他“以才運情，使筆如舌”（《聽松廬詩話》）。

袁枚的性靈詩重在抒寫真性靈，或寫骨肉之情，或寫伉儷之愛；或寫思鄉之哀，或寫天倫之樂；或直抒胸襟，或表現個性；皆以真情至性為創作前提與詩歌內涵。但其藝術表現，既不似沈德潛格調派注重形式，亦不似翁方綱肌理派憑借學問，而是以才情取勝。即在創作靈感的驅使下，展開大膽的想象，捕捉活生生的意象，運用輕靈的筆觸，表現詩情。如乾隆四年冬，袁枚中進士後衣錦還鄉，在一日黃昏時來到祖母墓前祭奠。他憶昔思今，欲報答祖母的養育之恩而不可得，不禁悲從中來，淚如泉湧，《隴上作》詩歎曰：“反哺心雖急，含飴夢已捐；恩難酬白骨，淚可到黃泉。宿草翻殘照，秋山泣杜鵲。今宵華表月，莫向隴頭圓！”詩人選取冷寂的意象，渲染出墓旁淒涼的氛圍；展開神思的翅膀，表達內心深切的懷念；語言毫不雕琢，“從肺腑流出，詩家講性靈者無以過之”（《浙西六家詩鈔》李西台評袁詩語）。又如乾隆十四年（1749）袁枚辭官後又返鄉省親，有《歸家即事》詩雲：“一妾抱女至，牙牙拜爺旁。佯怒告訴爺：索乳頗強梁。一妾作低語：外婦宿庚桑。君莫忘營蒯，專心戀姬薑。老妻笑啞啞，打開雙青箱：謂當獲金珠，而乃空文章！阿母欲我息，吹去蠟燭光。明日大母墳，長跪奠肴觴。……”詩人筆下不同身份的親人都神情畢肖，心態口吻各異，語言口語化，有“一味白描神活現”（《仿元遺山論詩》）之妙；親人久別重逢的喜悅之情描摹得極富情趣，生動有味。而袁枚逍遙性情的詩如《子才子歌示莊念農》亦才氣過人，不論是回憶少年氣盛時的經濟之志，還是表白自己的個性膽識，乃至誇耀自己的“歌詩”，都充溢著一種獨往獨來、與古人抗衡的挑戰精神。全詩以文為詩，參差錯落，跌宕有致，更顯得自由灑脫、無所拘束，正所謂“以天資使其才力，往往倜儻不自矜練”（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七六）。

袁枚一生遍遊名山大川，頗得江山之助，有大量山水景物詩。詩人對山水景物有獨自的審美感受，並以空靈活脫、富於生氣的形象，新鮮風趣的語言，再現出自然美的千姿百態，傳達出別致脫俗的審美情趣。其古體山水詩神思飛越，筆墨放縱，“軼群之才，騰空之筆，落想不凡，新奇眩目”（《浙西六家詩鈔》評袁詩語）。袁枚於乾隆元年赴桂林時寫的《同金十一沛恩遊棲霞寺望桂林諸山》，抓住桂林眾山“奇形詭狀”這一特徵，浮想聯翩，盡力描摹：“疑是盤古死後不肯化，頭目手足關節相鉤連；又疑女媧氏一日七十有二變，青紅隱現隨雲煙。蚩龍噴妖霧，屍羅袒右肩，猛士植竿發，鬼母戲青蓮。……”詩人以奇幻的構思驅遣古代神話傳說與佛道典籍中的奇人異事，再灌注以飛動的氣勢，使眾山具有了非同尋常的靈性，亦顯示了年青詩人壯闊的胸襟。此外如《登華山》《觀大龍湫作歌》等，都傳神地刻畫出名山巨瀑的審美特徵，而想象的奇特，感受的新鮮，使山水都獲得了永恆的生命力。近體山水詩，無論是寫南方景物的《興安》、《卓筆峰》，還是寫北國風光的《沙溝》《山泥》，都體現出“隨園詩處處虛靈活潑”（《浙西六家詩鈔》）的妙處，形象精警而靈活。而類似“幾條金線忽搖曳，楊柳比人先覺風”（《春日雜詩》），“青苔問紅葉，何物是夕陽”（《苔》），“梧桐知秋來，葉葉自相語”（《夜立階下》）之句，頗得宋人楊誠齋詩之真髓。

袁枚還寫了不少詠史詩、詠物詩，都能寄托自己之懷抱；寫了如《苦災行》《捕蝗謠》等諷諭詩，與白居易的《賣炭翁》《紅線毯》等一脈相傳。袁枚並非終日遊山玩水，咀嚼一己之悲歡，“蒼生我輩憂”（《寄梅岑》）是他的另一方面。

袁枚之才不僅體現於詩，亦體現於文。他是詩壇驍將，亦是文壇高手，古文、駢體均成績斐然，以致程晉芳有袁枚“古文第一，駢體第二，詩第三”（《上存齋前輩》）之評。袁枚文章議論、銘錄、志傳、碑記、書序、題跋、賦讚、尺牘等，幾無體不備。袁枚自稱“文章幼饒奇氣，喜於議論”（《答程魚門》），此有《郭巨》《高帝》二論為證。其成年後議論文更夥，大多立意精警脫俗，或出新，或翻案，敢於衝決傳統觀念，立一家之言，顯示出過人的膽識。當宋學、漢學盛行之際，其《宋儒論》《清說》《書複性書後》《策秀才文五道》等，極力攻破“道統”之說，批判“尊性而黜情”，論證“情欲”的合理性，勃發出反理學的銳氣。而《答惠定宇書》《答定宇第二書》等則又質疑“六經”，無情動搖考據之學賴以安身立命的基礎，並揭露漢學“箋注之說多附會”的弊端。此類文章皆層層辨駁，氣勢逼人，又具有很強的邏輯力量，誠如“項羽用兵，所過無不殘滅”。

袁枚的志傳碑記文為當代各種人物記事立傳，形象豐滿，性格鮮明。其用材料能如自己所說的“提挈剪裁”，“瑣碎事端，概從刪節”（《答姚小坡書》）。文筆風格多與人物性格相適應。如《書魯亮儕》文記魯亮儕違抗河南總督田文鏡命，保全中牟李令之事，塑造“奇男子”魯亮儕特立獨行的形象，刻畫其公正無私的品格。袁枚重點選取了魯氏微行私訪、面見李令、說服田氏三方面材料，並借助了外貌描繪、心理揭示、環境襯托等手法，使人物形象躍然紙上，令人欽佩。故燕毅評曰：“魯公本是奇男子，而子才文筆之奇適與之相稱，讀之令我目舞神飛。”（《類纂古文雲蒸》）袁枚的抒情文與其性情詩一樣，筆鋒蘸著感情，文辭上不雕琢，去粉飾，真正是以純情至性為文。如其名篇《祭妹文》足可與韓愈《祭十二郎文》媲美：“情之至者，自然流為至文。讀此等文，須想其一面哭一面寫，字字是血，字字是淚。”（《古文觀止》評韓文語）堪稱是“性靈文”。袁枚的山水遊記不僅能寫出各山川風物的特色，傳達出山水之精神，而且把大自然人格化，並寄寓作者的個性，與其山水詩異曲同工。如袁枚六十八歲高齡遊黃山歸來所寫的《遊黃山記》，不僅以靈活風趣的語言，全面展現了黃山之險徑、古松、怪石、奇峰、雲海等富有特徵的景觀風采，而且松、石、雲、海都獨具性靈，構成宇宙生命的一部分。袁枚並不是單純模山范水，在遊記中亦表現出曠達的胸襟與脫俗的情趣。

如果說袁枚的古文學韓、柳，其駢體則追徐、庾，但能自抒胸臆，寫得古峭綿麗，典雅豐博，敲金戛玉；其賦也不拘一體，抒寫性靈，筆調清新，富於情趣；其尺牘短小精悍，論政談古，評文品詩，抒懷記事，無不信手任心，而文詞雅麗簡潔，寸鐵殺人，可與蘇、黃小品並論。即是其《隨園食單》，雖為食譜，但寫得活潑風趣，其間巧譬疊出，妙喻解喻，仍不失袁枚特有的風格。

才子袁枚還是位小說家。其筆記小說《子不語》雖有遊戲筆墨，內容蕪雜；但亦多諷世之文，其中嘲諷偽道學，貶斥考據癖，反映社會不公，都具有現實主義的批判精神。而其筆下的妖狐、仙怪、人物之形象皆以白描手法刻畫，往往呼之欲出。魯迅評為“其文屏去雕飾，反近自然”（《中國小說史略》）。有些篇章故事性頗強，情節曲折有致，引人入勝，得唐人傳奇之妙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