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人王露：尋得失琴，謝良田十畝。

《魯東賸稿》所收《王露傳》康生批注

文︱嚴曉星

1961年，夏蓮居編訂《渠園外編》十種，付諸油印，其中第一種《魯東賸稿》第一篇，是作於甲寅（1914）的千字文《王露傳》。王露（心葵，1878-1921）堪稱近代琴史上最重要的琴人之一，卻在四十四歲的盛年忽然辭世，留下的生平材料並不太多。夏氏曾與之交往密切，這篇傳記又作於王露身前，系“既允序其所著書，輒先為之傳”，理所當然是研究王露的第一手材料。不過，其時古琴遠非顯學，王露亦非主流名人，夏氏冠之卷首，更可能是自信此文之佳，足當開篇之重任。據其親家翁張志（寂園）雲：“南海康先生論文少所許可，獨於渠園所作《王露傳》備極稱讚，嘗語余曰：唐以前文簡而腴，唐以後文簡而枯。穠鬱華秀之旨，自唐以後漸不多睹，唯此《傳》豐神猶存唐前遺矩。”若所記康有為之語屬實，品評可謂極高。

沒多久，油印本《魯東賸稿》流傳到王露的諸城老鄉康生手裡，康生讀畢此傳，以朱筆批了一條，密密麻麻地從書眉寫到行間：

此公對王露似非深知者。露之為人，豪放奇特，絕不類隱者。其怒時如虎，喜時如童。興來則撫琴終日，興去則終年不彈。喜豪華，厭山林，愛青年，惡紳宦，好歌唱，拒女色，終身不與夫人同居。疏狂高傲，與人交，愛之欲加諸膝，惡之欲之（按：“欲之”二字衍）欲投諸淵，奇人也。露與予家為親眷，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時極力支持我等之新文化運動。我與孟超弟所組織之明星戲劇社，推露為名譽社長。

目前所見王露材料，未有及此百餘字極盡其性情的。章太炎、蔡元培分別向北洋政府、北大學生推薦王露，無不鄭重其事；周作人看王露彈琴，回憶時帶著些許調侃的意味；只有王統照作詩紀念這位同鄉兼同族，提了一句“人極怪癖”——如何怪癖，也不曾細說。康生的這個記載，大約就是“怪癖”的具體化。王露的學生詹澂秋寫過一篇《琅琊王心葵先生略傳》，記民初兵亂，王氏失其宋琴，“事後先生懸千金賞，以探琴之消息，數月不得，食寢幾廢。一日有鄉童見，言琴之所在，先生偕往，得之山寺高閣上……遂割腴田十畝以酧之”。這大約就是“愛之欲加諸膝”的體現。作為一位品行極其方正的學生，詹澂秋不便也不會毫無顧忌地記下老師的其他言行，獨獨記此，難怪“同調播為佳話焉”。

諸城琴家王露先生

康生強調“露之為人，豪放奇特，絕不類隱者”，自然有所針對。夏氏在寫王露“悵然載琴東歸，益徜徉於廬山、九仙（按指諸城境內的兩座山）之間不複遊”時，“露生長其間，塵囂不接於耳目，日玩夫流泉落木之淙琤，蟲鳥自然之鳴，崖谷風雨之奇響，閑觀默會，博涉而厚蘊，固宜其藝之夐絕，行不類乎俗之人也”，很容易看出，這是在模擬伯牙海上移情的典故橋段。又如：“吾聞諸城人雲，九仙多幽峻不可窮，當天空氣肅，時聞琴聲發巗壑，清泠蕭屑，靜聽轉遠，卒莫跡其處。意果有東坡所謂仙者歟？若露者倘一遇之耶？”的確將王露塑造為不食人間煙火的高士。

兩相對比，自然是康生信手寫下的批語更接近真相，倒不能因為他後來落得一身臭名，便認準了全不足憑；只是他將夏氏的記述歸之為“對王露似非深知者”，則恐未必。夏蓮居乃至詹澂秋的兩篇傳記，至少體現出兩點傳統觀念：其一，傳記，首先是歷史，還是文學？對相當一部分文人而言，文學先行。因此，首先需要考慮的，是人物形象之鮮明，文章結構之巧妙，立意之高遠，文辭之優美，超出預設之外的，一概刪落不表。其二，道德先行，而且是以個別歷史階段的道德為基準，完全忽視人物的豐富經歷，複雜人性，超出作者所能認可、理解的道德之外的，同樣一概刪落不表。書寫者隻管就著現成材料，按套路製造出無數雷同的形象來；被寫者、旁觀者也欣然接受，認同彼此的標簽。千百年之人如一人，千百人之面如一面，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就難免端莊以供奉則有餘，生動而親切則不足。此外，在傳統觀念裡，碑銘、行述、行狀、哀啟、事略等文體也都屬於傳記範疇，分散功能，各有側重，最給作者以發揮太空的，似乎只有“傳”。夏、詹對王露的所感所知，未必少於康生，只是提筆輒自覺歸於傳統一途，也就為改天換日的參與者康生所不饜足了。

康生覺得夏氏筆下的王露形象大異於自己的認識，自有其充足的道理，然而具體到某件事，則似乎不宜太過自信。在《王露傳》“既允序其所著書，輒先為之傳”一句之旁，他還批了這樣一句：

此事可疑，求人作序，恐非露所願為。

王露固然“人極怪癖”，偶爾破例不是沒有可能；人與人的往還有許多微妙之處，為他人寫序作傳，也可能由於種種因緣才能落實下來。據查，《王露傳》在完成之次年（1915），初刊於濟南《大東日報》，因此王露本人很可能看過此文。既然至今未曾發現王露否認其事的材料，也只好姑妄信之了，並不能憑著經驗質疑它。又如原文“金石匏革之屬，笙笛簫管箏琶笳阮世俗之樂，異域遐荒俶形詭狀之器，新故粲列，糜不備舉”，康生改為“金石匏革之屬，琴瑟箏琶之器，新故粲列，靡不備舉”。“異域遐荒俶形詭狀”是謂“新”，“金石匏革”、“笙笛簫管箏琶笳阮”是謂“故”，改後有“故”而無“新”，何來“新故粲列”？據知情者言，康生“對古今中外的一切事情都要發表意見，並用朱筆批他看到的所有文字材料，每天如此，日夜如此”，這般密集的批閱，顧此失彼也不奇怪。

康生曾為《琴曲集成》第一輯上冊（中華書局，1963年10月）題簽，1980年代《琴曲集成》重新出版，易之以陳毅遺墨；又曾藏明萬歷三十九年（1611）刻本《太古正音琴譜》，見載於吳希賢輯匯《歷代珍稀版本經眼圖錄》（中國書店，2003年10月）。他與諸城王氏是親戚關係，之前偶見提及，終不及自己說來得切實。支持新文化運動、出任明星戲劇社名譽社長，也都是過去所未知的王露事跡，但亦不足為奇——他終究是自費留學過日本的，還曾有過率數百同學“突起相應”興中會的壯舉，非止步於戶牖間的腐儒所能比也。

王露先生簡介

王露（1877 一1921 ）字心葵，別名雨帆、露白，山東諸城人，諸城琴派的代表人之一，北派琵琶家。他從小喜愛音樂，幼年從父親學習古琴3年，受到了良好的音樂熏陶；以後又學習王雩門先生所傳諸曲，並得金陵名操。15歲起，他又從同邑王心源學習古琴，經過12年的刻苦鑽研、學習，在虞山琴派的基礎上綜合吸收了金陵派的特長，古琴演奏達到了很高的造詣。是我國近代著名的古琴家，他的《斫桐集》是我國近代第一部古琴製造方面的專著。當時古琴界稱他和王雩門、王心源三人為“琅琊三王”。

王露先生使用的古琴名為"玉潤鳴泉"，音色非常好，是一張名貴的古琴。此琴的龍池內有墨文記載：上款“宋淳祐二年，歲在甲戌仲春，鄴郡鍾英製”；下款“古莘李氏世輔家藏，永寶用’。王露先生從上世紀末葉到1903年間，先後到河北、山西、陝西、河南、浙江、江蘇、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同這些地區的古琴家共同探討古琴技藝，1904年，受新思想、新文化的影響，為尋求救國之道，他毅然東渡日本，學習西方音樂6年，並取得學位。在日本學習期間，曾隨偉大革命先驅孫中山從事革命宣傳活動．1909年回國，他拒絕了袁世凱“入都正樂”之請，回家鄉諸城督工斫琴，監製古琴數十張（諸城精巧木工劉田斫）；有仲尼．蕉葉、月琴、正合、落霞等樣式。同年開始撰寫《斫桐集》一書．l915年．他在山東濟南倡設“音樂傳習會”〔即“德音琴社”) ; 1911 年參加辛亥革命；1915 年10 月完成《斫桐集》。1918 年在章太炎先生的推薦下，我國著名教育家、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聘他為北大“音樂研究會”國樂導師，專門教授古琴和琵琶，並參與創辦《音樂雜誌》和“絲竹樂組”“絲竹樂改進會”。他在《音樂雜誌》上發表有關音樂美學、古琴律製等研究論文多篇，如《古琴之道德》、《中西音樂歸一說》、《琴律三準說》、《琴律六十調及八十四調》等。1921 年在《音樂雜誌》第二卷第五、六、七號上發表其專著《斫桐集》，後抽訂成本（音樂研究所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四川圖書館、廣東中山圖書館均藏此書）. 1921 年11 月17 日王露先生病逝於山東諸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