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李密百萬大軍失敗一次就土崩瓦解了？

問題如下：

為什麽李密百萬大軍失敗一次就土崩瓦解了？

回答如下：

這個問題我很喜歡，不過我糾正一下，不是失敗一次就土崩瓦解，而是因為一次“勝利”土崩瓦解。

這次勝利就是李密接受了洛陽城中皇泰主楊侗的“招安”之後，與宇文化及率領的西歸隋朝禁軍所進行的決戰，李密獲勝，挫敗了對方西去長安的戰略意圖，但是由於隋朝禁軍的戰鬥力強大，他的代價就是：

“勁兵良馬多死”。

這個代價到底有多大，為什麽讓他的“百萬大軍”一下子成為了糠芯兒蘿卜了呢？

這要從李密集團的構成說起。

李密集團脫胎於翟讓的瓦崗軍，翟讓本人是東郡法曹（唐代曹州人）出身，不是什麽普通老百姓，而是地方的大豪強，他所聚攏的團隊，其實也是同郡的“土豪”，比如徐世勣父子（唐代曹州人）、單雄信（唐代曹州人）等人。

這是瓦崗軍的基礎老底子， 在李密建蒲山公營圍殲張須陀部之後，又吸收了裴仁基（唐代絳州人）這種隋朝舊將，以及秦叔寶（唐代齊州人）、程知節（唐代濟州人）等討捕盜賊的新募武夫。

所以，在李密和翟讓於大業十三年火拚之前，整個團隊以李密為首，以翟讓為次，形成了“雙峰”的權力結構。

不過這種權力結構非常不穩定，雖然李密通過佔據洛陽周邊糧倉的戰略，取得了瓦崗軍勢力的瘋狂擴張，並得到了大批隋朝舊官的投效，勢力煊赫一時，投效他的小勢力甚至直達海邊。

但是，由於隋煬帝仍在，並在自己遠赴江都之後，安排最親近的親族鎮守長安（孫子：代王楊侑）、洛陽（孫子：越王楊侗）、太原（表兄：唐國公李淵）等戰略要點作為核心支撐的北方防禦布局，隋朝只是喪失了戰略進攻的能力，依托眾多自隋初即經營的國家級糧倉和行宮武庫，完全可以實現自守。

換言之，李密在殲滅張須陀的“討捕”野戰部隊之後，只是阻斷了帝國的血液流動，眾多反叛的郡縣則只是帝國皮肉上的潰瘍，哪怕是瓦崗軍大業十三年春攻破興洛倉之後定章建制，也不過是一個以興洛倉周圍四十裡為駐扎地的坐寇組織，只不過是大一點的潰瘍罷了。

隋帝國真正的核心骨架，仍然堅不可摧，所以，在大業十三年，李密的主要精力，都被糾纏在了興洛倉、回洛倉這兩個國家級糧倉的周圍，敗則退歸興洛倉，勝則推進至回洛倉，也就是洛陽外圍。

這番拉鋸，在很多人看來是浪費了“入關”奪去長安的時間，但是李密和柴孝和之間的討論已經說得很清楚，關中雖好，他的部下卻是關東人，隋朝的長安防禦並不薄弱，如果打不下來，跟隨他的外圍勢力都會散去，各自稱王稱霸，連此時此刻的聲勢都不會有。

由此可見，李密對於自己部下存在的致命弱點洞若觀火，那就是一群“潰瘍”尚不足以與隋朝“總決戰”，而是要在洛陽這個隋煬帝對關東統治的中心一直存在下去，通過軍事勝利來製造政治影響，鼓動關東各地的“土豪”反叛。

這一點上，李密的團隊和日後李淵的團隊完全不同，因為哪怕直轄武力之中，仍舊摻雜著翟讓的勢力，更不要說那些不遠千里表示歸順的地方勢力了。

所以，隨著瓦崗軍在洛陽周邊聲勢的壯大，大批的“土豪”和“義軍”表示了歸順，這時才有百萬大軍的聲勢，而直轄的力量也達到了三十萬之眾，革命形勢大好之際，第二大勢力翟讓集團就開始對權力有更大的訴求，無論是翟讓部下王儒信鼓動翟讓成為“大塚宰”，也就是仿效北周宇文護建立“霸府專權”，還是翟讓哥哥建議翟讓奪權稱帝，都是這種背景下內部出現的雜音。

但是，不同的政治眼光看到的局勢根本不一樣，李密對於這時候的外部風險，更加了然於胸，所以他采取了最快刀斬亂麻的手法，就是“斬首行動”，直接在酒宴之上殺死了翟讓，鏟除了翟讓親族，並為了團結翟讓的東郡舊部，獨自進入翟讓的軍營，又把翟讓的部隊，分給單雄信、徐世勣和王伯當三人統帶。

問題是，除了王伯當本就是李密的學生，屬於親信中的親信之外，單雄信和徐世勣都是翟讓的“鐵杆兒”，其本部兵馬，自然也就是東郡起兵時的舊人，相當於是很純粹的“地方集團”。

雖然李密通過個人魅力和一番“神操作”避免了更大規模的火拚和內耗，卻並不能解決一個根本問題，就是“新人”和“舊人”的矛盾，尤其是在戰爭的對手和規模逐步提升為隋朝禁軍主力的層面時，原本習慣於“寇掠”的瓦崗軍難以再打“巧仗”，而只有啃骨頭的“硬仗”。

按照《舊唐書·李密傳》的記載就是：

“密雖據倉而無府庫，兵數戰皆不獲賞，又厚撫初附之兵，由是眾心漸怨。”

翻譯過來，就是李密雖然佔據了大糧倉，不缺吃的，卻沒有府庫物資，甚至於“少衣”，而將士幾次大戰之後沒有得到賞賜，偏偏李密有對新歸附的軍隊待遇優厚，所以，內部逐步怨聲四起。

說到底，李密殺死翟讓與否對瓦崗軍的戰敗影響並不大，他的整個組織的核心問題是沒有完成“官僚化”，也可以稱為“正規化”，以盟主角色統領的個人色彩過於濃厚，這嚴重依賴於統帥本人的“勝利光環”加持。

所以，李密在擊敗宇文化及之後，面對王世充的突襲和引誘，不得不接招，又處於一個難以持續動員和指揮各部的狀態，這種情況，與其說是其內部的將領出現了問題，毋寧說是其基層官兵的普遍性厭戰。

事實上，他部下核心將領的紛紛投降，都是在戰敗之後，而在戰鬥之中，偃師守將鄭頲即遭部下士兵劫叛，而之前一直忙活著和王世充做買賣的邴元真也私下勾引了王世充，這些情況的發生，實質上都與瓦崗軍的物資匱乏有直接關係，也就是“窮”。

“兵”出了問題，失敗情緒和對統帥的質疑不斷傳染，也就導致了整個組織的“雪崩”，說得直白點，就是李密在什麽都沒有做錯的情況下，輸給了大隋朝的制度，因為正是隋文帝開始的聚集天下財賦於京師的瘋狂攝取，造就了整個帝國過於集中的財富布局。

這種布局之下，李淵以3萬人起兵，僅僅一個晉陽宮就能獻鎧甲17萬領，等於是一個士兵可以分5副鎧甲，而劉武周佔領一個汾陽宮，就能從一郡的小勢力，擴張為席卷整個河東的狂飆。

而偏偏李密的面前，只有一個洛陽堅城，不吃掉它，部下會散去，一直啃不下來，部下還是會疲憊、厭戰，這幾乎就成為了一種宿命。

究其原因，仍在於隋文帝時代的戰略布局，即以關中、河東為根本，河南、河北只是需要防範的先征服地，至於江南，乾脆就是自己統治下的假想敵，在此條件下，各種資源都向根本之地集中，而河南、河北，哪怕是經過隋煬帝的運河貫通，仍舊只是資源的攝取地。

所以，李密以這些隋朝的“敵人”為根基構建的反叛者團隊，早就在隋帝國的意料之中，而李淵這個隋朝“自己人”的反叛，卻是計劃外的意外，直接導致了整個體系的崩潰和根本之地的快速易主。

不過，李密的未能東山再起，卻真的與人事上的敗筆有直接關係，那就是在他戰敗後，即將到達徐世勣鎮守的黎陽時，旁人的勸諫，見《舊唐書·李密傳》：

或謂密曰：“殺翟讓之際，徐世勣幾至於死，今向其所，安可保乎？”

這個“或謂”是誰說的，已經不可考，卻指出了一個問題，就是殺翟讓的時候險些弄死徐世勣，真的投奔到他那裡，能活命不？

李密也拿不準，所以才與王伯當等人，一同投奔了關中的李唐，可他為什麽不利用自己的舊部縱橫河朔，東山再起呢？

真正的問題就是李密的核心團隊，在對宇文化及的戰爭中損失慘重，又在與王世充翻臉後大敗，王世充這一戰對於整個“瓦崗軍系統”的傷害並不大，但是對於李密作為權力基礎的內馬軍、外馬軍的核心團隊傷害卻實在太大，以至於李密喪失了號令群雄的本錢，更直接的是，乾脆喪失了對自己所剩餘2萬殘部的絕對控制權。

事實上，在討論去向的問題上，李密看似的從善如流，實則是屈從眾意的必然結果，包括王伯當這個絕對親信，都已經站在了“入關中”這一邊，李密基本沒有什麽選擇。

而造成以上一系列問題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李密完全沒有親族（包括家族、妻族，義子之流）的力量，這一點，不要說李淵搞的親子將將，族子將兵的一套，就連王世充也有一群弟弟、兒子、侄子分鎮要津，各個比李密強，畢竟在亂世之中，親族掌軍的可信度，要比外系將領高得多，這可以說是“造反而成帝業者”的標配，而李密就完全沒有，其霸業的土崩瓦解也就沒什麽好奇怪的了。

- E N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