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積明：晚清西學書目編撰的文化企圖

西學進入中國，不是簡單的移植，而是要不斷應對和解決“怎樣傳入”“誰來傳入”“如何接引”等一系列問題的一個複雜的過程。正是這一系列“理論旅行”的環節，決定了西學在中國傳播的面貌。

在晚清接引西學的諸多渠道中，西學書目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環節。中國素有目錄學之傳統，從來之學問家，皆以書目為學問之門徑、書海之舟揖。而書目的編撰，從來不是簡單的書籍目錄的匯編與分類，而是深刻包含了編撰者的文化企圖，是一次實質性的“知識再創造”。在書目指引下進入的“閱讀世界”，固然給予士子知識的滋養，也在無形中打造士人的文化觀念和思維習慣。

一

晚清光宣間，因應朝廷對西學人才的需求以及社會變革思潮的興起，西學書籍大量湧入，“公哲士夫知改造社會與輸通文明之二大要素，非吸取各國新思想不為功，於是縻費腦力，擴張譯界”（徐維則《增版東西學書錄》）。“多財善賈之流”也看準這一圖書市場，“翻刻書籍以立新名，編纂陳簡以樹詭號”，“割裂書名，改名牟利”，以致劣質西書也充斥書肆。憂慮於學者“驟涉諸書，不揭門徑，不別先後，不審緩急，不派源流”，甚至因見識未廣，“得魚目以為驪珠”，指導士人讀書、提升士人讀書質量的西學書目應運而生。

據熊月之考證，晚清西學書目“不下十種”。其中較為重要者有傅蘭雅的《譯書事略》，梁啟超的《西學書目表》，徐維則的《增版東西學書錄》，顧燮光的《譯書經眼錄》，通雅齋同人的《新學書目提要》，趙惟熙的《西學書目答問》，沈桐生的《東西學錄提要總敘》，黃慶澄的《中西普通書目表》等。這些書目，“網羅譯著，博之約之，抉之擇之，類存之，綜述之”，“析其要旨”，述其大要，品評“書中之精美”“書中之舛訛”，對晚清士人的西書閱讀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然而，晚清書目的編撰，必然蘊含了書目編撰者的價值取向，進而影響到西學在晚清中國的傳播路徑和方向。

二

圖書分類，亦即所謂“部次條別”，是中國古代目錄學的一大任務。“類例既分，學術自明”，學人可以“即類求書，因書究學”。用現代知識分類的理論來表述，圖書分類有助於提升知識的質量，有助於知識的秩序化管理，有助於知識的選擇與傳遞，有助於滿足社會對知識的專業化、系統化、規範化與結構化等項要求。但是，在中國古代，書籍的分類，首先是一種價值的分類。《七略》將儒家經典及其傳、注、解說之著作，置於群書之首；經史子集的四部分類法將“經部”典籍置於首位，毋庸置疑地昭示了經學在那一時代的知識世界中據有無可動搖的至高地位。

晚清西學書目繼承中國古代目錄學傳統，亦對西書加以“區別布勒”，而在西書分類背後，隱藏的是他們對西學的認知。

在中國，最初以“西學”概念來指稱西方學術文化，並對西學進行門類介紹的不是中國學者，而是耶穌會傳教士。晚明天啟年間，耶穌會傳教士艾儒略與高一志分別撰寫了《西學凡》與《西學》，向中國知識界介紹歐洲大學知識體系，這個體系包括文科、理科、醫科、法科、教科、道科。對於這些學科，高一志與艾儒略總稱為“西學”。

鴉片戰爭前後，中國人已開始接觸西學。洋務運動時期，西學大量輸入。其時，朝野對西學最深刻的印象是格致、測算、輿圖、火輪、機器、兵法、炮法、化學、電氣學等，“此皆有切於民生日用、軍器製作”。馮桂芬所說的“采西學”，奕?等總理衙門大臣所說的“識時務者，莫不以采西學、製洋器為自強之道”，皆以這些知識為西學的基本內容。

隨著西學傳播的深入，中國知識精英對西學有了更深入的認識。郭嵩燾、鄭觀應以中國傳統的本末觀來分析西學，認為西學內部有本末、體用之分，“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賈、造船、製器”（郭嵩燾《條議海防事宜》）；其體在“育才於書院，議政於議院”，其用在“練兵、製器械、鐵路、電線等事”（鄭觀應《南遊日記》），由此延伸的對西學的認識，開始上升為政、藝兩個層次的劃分。對於何為政、何為藝，張之洞於《勸學篇》有較為明確的解釋：“學校地理、度支賦稅、武備律例、勸工通商，西政也；算繪礦醫、聲光化電，西藝也。”“政如各國地理官製、學校、財賦、兵製、商務等類，藝如格致、製造、聲光化電等類。”他的政、藝之說，大體代表了時人對西方學術文化的更為全面的認識。《新學書目提要跋》言：“同、光之始，吾中國之吮歐學者藝學而已，至甲午而政學新硎發。”闡述的正是這一歷史過程。

晚清所譯西書，“都為三類：一曰學；二曰政；三曰教”。但是，梁啟超的《西學書目表》和趙惟熙的《西學書目答問》卻不約而同“於教類之書不錄”。《西學書目表》分西學、西政、雜類3大類。《西學書目答問》“以政學、藝學分上下篇”。兩人棄教而獨取政藝，一方面可見其超越知識分類的價值取向，另一方面亦可見其時知識精英關懷之所在，可見西教之傳入在知識界中已地位式微。

三

大體而言，晚清西學書目中的價值引導和社會政治思想體現於如下三個方面：

保種保國謀富強

保種保國謀富強是晚清中國面臨嚴重生存危機的最強烈社會情緒。晚清西學書目亦處處透出這一價值取向。如《增版東西學書錄》在談到晚清翻譯西書之薄弱環節時指出：“惟礦學、醫學兩種甚乏新譯，富國強種均當務之急，有心人盍起圖之。”介紹李提摩太的《天下五洲各大國志要》時，評論說：該書“以‘富於養民，強於教民’二語為本書宗旨……與他教士取義不同，雖簡略未可厚非”。介紹《泰西新史攬要》時，稱此書“於近百年來各國變法自強之跡堪稱翔實，為西史佳本”。介紹《希臘志略》時，評論說：“今日歐洲以民立政、以學強國之淵源，可資以考證。”

《新學書目提要》介紹《泰西教育史》，以為書中所雲“智力研求一以實利實益為主”，“則強種強國必由之方矣”。《西學書目答問》介紹西學各門時，對其作用於西方富強的功用特別加以強調，如謂“辯學”（哲學）“原無與於政治，然西國之富強恆由之”，計學為“歐洲富強之基”。如此等等。

批判君主專製

甲午戰爭後，民權思潮興起。梁啟超作《西學書目表》，在“後序”中激烈批判“歷代制度皆為保王者一家而設，非為保天下而設”，“三代以後，君權日益尊，民權日益衰，為中國致弱之根原。其罪最大者，曰秦始皇，曰元太祖，曰明太祖”。《增版東西學書錄》介紹日本立花銳三郎所著《教育學》，專門指出：該書“《智育》一章最詳，皆以心理學說明之，讀者可以證我國舊日專製強灌之非法矣”。

《新學書目提要》介紹日本檜前保人等所著《政治一斑》時，引述作者所言：“中央政府之權力無限，實人民之不幸。”並評價說：“此亦獨具之識。”介紹《自由原理》時，揭示中國君主專製對人民思想的桎梏：“中國人民久困於文法，其於思想則因禁令而窒其機，其於言論則以禍福而防其口。”介紹美國戴樂斯所著《袁批理財節略》時指出，各國之財，“非君與民共，實國家與國民共耳，今以君民對舉則必國庫為一人產業。此等舊義當由習染太深，非所以昭示來哲”。展現出與臣民意識截然分明的嶄新國家觀念。在介紹《東亞將來大勢論》時，作者分析世界之大勢：“自各國交通以來，西歐之文明日益輸入國民腦中，漸有所謂世界公理者，莫不思去專製之厄以享和平之福。”

引國外經驗為變法改革之鑒

晚清西學書目在介紹評價西書時，特別注意可為中國變法改革提供借鑒的資源，並提醒相關人士加以關注。如《增版東西學書錄》介紹《列國變通興盛記》時強調：“欲變法自強者觀是書可以決所從事。”介紹《明治中興雲台圖錄》時指出：“讀此書者知變法自強之際非一手一足所可奏效，則所以廣學校、開民智者可不亟亟圖之哉。”介紹《肄業要覽》時稱，是書“足以救中國民心之弊，不可不急讀”。《西學書目答問》與《新學書目提要》的作者也處處在提要中提示西書可資變法自強者借鑒的緊要之處。如《西學書目答問》介紹《列國歲計政要》，稱其“言西政者極要之本”。《新學書目提要》介紹《英國憲法論》，特別提醒：“此書專考英國憲法各條，誠我國言治者所宜亟讀也。”介紹《日本制度提要》時指出：“日本官製昉於《唐六典》，維新以來則參考西法而定其職事，異日中國改革必將有取焉。”

在晚清西書書目的作者中，《新學書目提要》的作者於改革變法有較多深入思考。在介紹《東洋分國史》時，作者評論說：“夫政體之改革為事之所最難……明治之維新若是易易者，非出於政府數人之力，全恃國民運動而成。”所謂“國民運動”，實包括了“民智、民氣”，作者把這一思想貫穿於諸多提要中，如介紹《佛國革命戰史》時，議論說：“民智不能開，民氣不能變，即有拿破侖之才力智勇，亦不過殺人流血盈野盈城，同遭塗炭已耳。”評論《亞美利亞通史》時，作者特別強調，美國之崛起，“非有舊製美俗以為基礎也”，而是因為“富於自治之精神、豐於平民之思想”，故能“創完固之聯邦，定成文之法典”，“其憲法之美備，整體之善良，能使歐洲諸邦歡舞歌泣以隨其後”。基於美國獨立富強之歷史經驗，作者推論道：“華盛頓血戰八年，終撥亂反正，中國民果各謀自治之策，人人有獨立之精神，而新政體之發見必不出於數十年之後。即於泰西各國同輝煌於世界史也不難。”

晚清西書提要中，可加發掘的思想性評點處處可見。如《新學書目提要》由美西戰事感歎“西人之於兵事，每經一役，則實驗尤多，獨中國海軍於馬江、威海之間兩為戰熸而事後體察之用曾未有所聞，但做唏噓之言，豈睹利鈍之績”。在《地方自治製論》提要中高度肯定地方自治“實與人民幸福相關……無論其國體為共和，為立憲，其必以此事為根柢理無二致也”。《增版東西學書錄》既讚同伯倫知理的國家學說，稱其《國家學》一書“我國之不知國家為何物者讀之可以起矣”，又批判“民權、自由諸說乃矯枉過正之言，不足為學者訓也”。限於篇幅，難以列舉。由此可見西學書目提要是一份有待充分挖掘的思想資源，無論是研究晚清思想史還是晚清目錄學，都可以從中獲得豐富的資源。

然而，無論晚清西書目錄著作者是如何思考晚清時期的中國和世界，這些思想和觀念都借由西書目錄而闡發，因此，西書目錄絕非是關於西書的客觀介紹和推介，而是中國知識精英在接引西學時的一次“知識再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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