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部門聯合整治騷擾電話 根治頑疾亟待法律頒布

　　十三部門聯合整治騷擾電話 根治“頑疾”亟待法律規範頒布

　　我國立法對電信詐騙的法律責任較為清晰，但對撥打騷擾電話的主體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尚不明確，缺乏具有強製力的懲治依據，導致一些商業組織和個人肆無忌憚。

　　當前，行銷電話擾民、惡意電話騷擾等問題日益突出，因為一直沒有明確的法律定義，也缺乏相應的制度法規，使得治理措施難見效果，成為久治不愈的“頑疾”。

　　根據工信部官方消息，工信部、警察部、司法部等十三部門日前聯合印發《綜合整治騷擾電話專項行動方案》（下稱“行動方案”），決定自2018年7月起至2019年12月底，在全國開展綜合整治騷擾電話專項行動。將綜合採用法律、行政、經濟和技術等多種手段，重點對商業行銷類、惡意騷擾類和違法犯罪類騷擾電話進行整治。

　　《行動方案》明確，專項行動期間，將規範通信資源管理，加強源頭治理，打擊非法獲取個人資訊的行為，合力斬斷騷擾電話利益鏈，實現商業行銷類電話規範撥打、惡意騷擾和違法犯罪類電話明顯減少的目標。重點工作包括：嚴控騷擾電話傳播管道、全面提升技術防範能力、規範重點行業商業行銷行為、依法懲處違法犯罪、健全法規制度保障。其中強調，用戶明確表示拒絕後，不得繼續向其發起呼叫。

　　法律界定缺乏 治理難見效果 

　　界面新聞記者注意到，早在2012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曾發布《關於加強網絡資訊保護的決定》，其中明確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未經電子信息接收者同意或者請求，或者電子信息接收者明確表示拒絕的，不得向其固定電話、移動電話或者個人電子郵箱發送商業性電子信息，並且規定了警告、罰款、沒收違法所得、吊銷、關閉等處罰措施。公民發現泄露個人身份、散布個人隱私等侵害其合法權益的網絡資訊，或者受到商業性電子信息侵擾的，有權要求網絡服務提供者刪除有關資訊或者采取其他必要措施予以製止。

　　與此同時，為了打擊騷擾電話，相關部門和運營商進行了多方努力。2012年，遼寧移動通信運營商就建立了“騷擾電話攔截系統”，專門應對“響一聲”等騷擾電話；工信部還推出了“12321”網站，專門用以用戶舉報騷擾電話和垃圾簡訊。

　　然而值得關注的是，儘管行業主管部門和運營商近年來不斷推出針對垃圾簡訊、騷擾電話的治理措施，但遲遲不見有效的治理辦法，電信騷擾已然成為久治不愈的“頑疾”。不僅如此，這一“頑疾”還進而引發了一系列電信詐騙等犯罪行為，成為當下社會的一大公害。

　　據騰訊研究院發布的《2017中國網民受騙及維權數據報告》顯示，有97%的網民曾經收到過騷擾/詐騙電話或者簡訊，其背後則是歷年來頻頻曝光的重大電信詐騙案例。而根據中國互聯網協會《中國網民權益保護調查報告2016》顯示，僅2016年，中國就有6.88億網民因垃圾簡訊、詐騙資訊、個人資訊泄露等造成的經濟損失估算達915億元。

　　警察部刑事偵查局局長楊東楊東近日在接受人民日報採訪時表示，2017年全國共破案13.1萬起，查處違法犯罪人員5.3萬名，同比分別上升57.8%、53.09%。2017年以來，先後18次派工作組赴20多個國家開展警務合作，成功搗毀境外窩點128個，抓獲犯罪嫌疑人1196名，破獲案件5000余起，涉案金額3億元人民幣。

　　“騷擾電話之所以屢禁不止，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法律層面上，騷擾電話一直沒有明確的法律定義，也缺乏相應的制度法規，這對騷擾電話的立案和判決帶來了一定困難。其次是在技術方面，騷擾電話本身具有很強的隱蔽性，一方面接收者很難分辨，另一方面主管部門和運營商也缺乏成熟的技術手段對其進行有效監管。”山東省政協委員、山東財經大學當代金融研究所所長陳華對界面新聞記者分析道。

　　陳華進一步指出，我國立法對電信詐騙的法律責任較為清晰，但對撥打騷擾電話的主體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尚不明確，缺乏具有強製力的懲治依據，導致一些商業組織和個人肆無忌憚。因此，需要從法律法規層面上界定哪些屬於騷擾電話，從而約束涉及騷擾電話的行銷行為，對涉嫌撥打騷擾電話的主體制定相應的處罰標準。與此同時，針對不斷改頭換面的新形式的騷擾行為，相關部門應推動法律法規和監管規範及時完善。

　　界面新聞記者注意到，此次《行動方案》提出要健全法規制度保障，“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對於涉騷擾電話相關案件給予法律指導，研究提出適用法律意見。司法部配合各相關部門，推動完善相關法律規定，進一步規範電話行銷行為”。

　　個人資訊亟待立法保護

　　為了從根源上杜絕騷擾電話，防止個人資訊泄露顯得至關重要。2016年8月21日，剛接到大學錄取通知書的山東臨沂市高三畢業生徐玉玉接到詐騙電話，犯罪分子陳文輝等人以發放助學金的名義，騙走了徐玉玉全部學費9900元，導致徐玉玉在報警回家的路上猝死。警方查明，2016年4月初，杜天禹非法獲取2016年山東省高考考生個人資訊64萬餘條，並向陳文輝出售考生資訊10萬餘條。陳文輝等人利用購買的上述資訊，對包括徐玉玉在內的多名學生實施電信詐騙。

　　2017年7月19日，山東省臨沂市中級人民法院對被告人陳文輝等人詐騙、侵犯公民個人資訊案一審公開宣判，以詐騙罪判處被告人陳文輝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今年7月，在2018年中國互聯網大會的個人資訊保護論壇上，中國工業和資訊化部資訊通信管理局副局長隋靜表示，Facebook數據醜聞事件持續發酵，提醒企業要依法使用個人資訊。從國內看，網絡安全問題也日益凸顯，非法獲取、泄露甚至倒賣個人資訊等侵害個人資訊安全的事件時有發生，企業合規和執法監管面臨挑戰。

　　目前，中國已有網絡資訊保護、網絡安全法等法律法規，但個人資訊保護法至今尚未頒布。多位業內人士呼籲盡快立法，並倡導數據治理的平衡，包括在個人權益保障和行業發展之間取得平衡。

　　“大數據時代，數據開發的力度越大，面臨的風險就越大，從而出現個人數據的濫用、資訊的泄露等等，這種現象只會越來越嚴重，就是因為大家開發數據的積極性在不斷提升，而保護數據的激勵卻並不存在。”中國互聯網協會個人資訊保護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周漢華表示，個人資訊保護法的制定一直是各界呼籲的熱點問題。如何使法律制度更加合理，既有效保護個人資訊，又促進資訊有效流動，是立法過程中最需要解決的價值平衡問題，也是世界性難題。

　　據了解，一些發達國家針對公民資訊泄露已有成熟經驗，有的甚至對泄露個人資訊者追究刑事責任。以新加坡為例，不僅通過了個人資訊保護法案，禁止向個人發送市場推廣類簡訊等垃圾資訊，違反者將處以高額罰款，並且還成立個人資訊保護署，專門負責相關事宜。

　　此次的《行動方案》中也提出，要依法嚴厲打擊各行政機構和電信、金融、醫療、教育、物業、物流、寄遞等重點部門工作人員非法出售或者向他人提供公民個人資訊的違法犯罪行為。

　　騷擾電話的治理涉及多個部門，不是單靠一方力量就能解決問題的。“雖然工信部主管通信領域，但比如涉及保險產品行銷的騷擾電話，就需要保監會來配合約束具體相關源頭的行為。”陳華表示。

　　據悉，此次《行動方案》由工信部、警察部、司法部等十三部門聯合印發，提出著力規範金融類電話行銷、售房租房電話行銷、醫療保健類電話行銷、人力資源服務及旅遊服務類電話行銷，由各相關主管部門牽頭，加強各行業商業行銷規範管理，宣貫相關法律法規，查處商家違規濫發商業類電子信息的行為，嚴禁在用戶明確表示拒絕後仍向其撥打行銷電話，對違法違規企業和從業人員依法采取監管措施或予以行政處罰，從源頭上杜絕行銷電話擾民。

　　標準頒布讓運營商有據可循

　　除了制度層面對騷擾電話的約束，技術層面的監管提升也必不可少。360反詐騙專家裴智勇認為，不論是垃圾簡訊，還是騷擾電話，排除惡意詐騙涉嫌犯罪的類別，背後大都出於商業利益而產生。那麽，是否可以通過強製手段，比如限制某個號碼不能大量發送簡訊，或者大量撥出電話？裴智勇指出，技術上不是不可能，但是強行限制可能造成誤攔截，有可能造成有用的資訊沒有送達，因此對於商業簡訊或者行銷電話目前很難採用一刀切的判定方式。

　　《行動方案》對此明確提出，強化主叫號碼鑒權和通話溯源，提升騷擾電話攔截能力，增強騷擾電話提醒和預警能力，增強騷擾電話綜合管控能力。其中提到，“中國通信標準化協會應加快制定相關標準，中國資訊通信研究院應組織電話標注企業規範標記內容，提高號碼標記準確性，並及時向各行業主管部門通報”。

　　中國資訊通信研究院參與上述標準起草的柳楊對界面新聞記透露，針對騷擾電話，該協會已經在工信部的部署下，根據部科技司下達的通信行業標準制定計劃，目前正在開展《網間騷擾電話治理技術要求》的制定工作。後續還有《移動智能終端防騷擾技術要求》、《移動網絡高密度騷擾電話防護攔截技術要求》兩項標準在工信部申請立項過程中，馬上就會取得立項批複。

　　“這幾個項目都已經有了比較成熟的草案，下一步隨著各項相關標準的落實，運營商未來針對騷擾電話將有據可循。”柳楊對界面新聞記者介紹，此前由於運營商之間缺乏共享機制，一些涉及投訴和騷擾的電話無法被運營商識別，對用戶造成了一定困擾。而隨著標準的頒布，針對騷擾電話的定義將會達成一定的共識，這有助於促進網間資訊的共享，在終端能夠對用戶進行及時的提示。

　　在斷定是騷擾電話的基礎上，針對“呼死你”一類的高密度騷擾電話，柳楊表示，相關標準將在網絡側提供防護攔截等技術手段，通過對主叫端進行技術處理，可以禁止其繼續接通。

　　《行動方案》指出，各基礎電信企業要按照“誰接入誰負責”的原則，嚴格語音線路和“95”“96”“400”等碼號資源的用戶資質審查，規範資源使用，全面掌握使用主體、接入位置、資源用途、允許傳送的主叫號碼等資訊，定期排查語音中繼、互聯網專線接入，杜絕違規使用線路資源的行為，嚴禁為非法經營、超範圍經營提供線路資源和業務接入。

責任編輯：陳合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