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即4月15日，一場大火將巴黎聖母院燒著了，導致聖母院頂部塔樓被銷毀。在消防技術非常發達的現代，火災造成的後果已這麽嚴重，如果放在近代與古代，城市火災的威脅無疑更加可怕。
為了防火、滅火，現代政府都建立了專業的城市消防隊。世界上最早成立專業的城市公共消防隊的國家，是宋代中國。不過到明清之時，城市治理又發生退化，不再設有專業的公共消防隊。直到晚清，上海租界之內才出現了近代消防管理機構——火政處，並成立了數支消防隊，建設了火警暸望台。
火警暸望台是一座大鍾樓，“頂懸大鍾，高聳似塔架，分五層，以梯盤旋而上”。上面有消防員值日暸望，當發現租界內哪處房屋著火時，馬上敲響暸望台上的火警鍾，指示消防員趕緊出動救火。在晚清城市，這是新鮮的消防設施，1870年代初（同治年間）才始見於上海租界。當時有竹枝詞雲：“救火全憑瞭望台，警鍾一響敢遲回。頭戴銅帽車行快，路上行人盡避開。”
當發生火警時，鍾樓是這樣報警的：“遇火警先撞亂鍾數十下，稍停，再以鍾之聲數分地段；如美界，一聲一停；英界在大馬路北，二聲一停；大馬路南，三聲一停；法界四聲一停” 。火政處將整片租界劃成美租界、英租界北區、英租界南區、法租界四個消防區，並以鍾聲的頻次來表示失火的區域，美租界失火的報警鍾聲是“當，當，當……”，英租界北區失火的警報是“當當，當當，當當……”，英租界南區則是“當當當，當當當……”，法租界的失火警報是“當當當當，當當當當……”。當時有竹枝詞這麽描述：“亂鍾初敲莫慌張，幾下分清按地方。但願聽來非本界，盡堪高臥不提防。”
在高音喇叭、對講機等電子設備得到應用之前，敲鍾報火警，並以不同的敲鍾頻率表示不同的方位，指令救火隊員迅速出動，確實是“腦洞大開”，而且效果似乎也不錯，“幾下分清按地方”，“各處水龍聞聲赴救，頗稱迅速”。
上海華界也先後設立了“水社”、“水龍會”、“救火社”等民間救火團體，“城廂內有救火社三十九處之多”，然而，由於缺乏一個像租界火政處那樣的協調、管理機構，這些救火團體各自為政，群龍無首，“平時既不聯絡，臨警聚集一隅，爭地爭水喧嚷不己，視其燎原勿顧焉，隻苦我百姓矣”。這是民間自治小團體的短處：潰散，缺乏一個中樞，難以統一協調。
直至光緒三十三年（1907），才有紳商出面，將上海華界各個民間救火會聯合起來，成立了“上海內地城廂內外救火聯合會”，統一指揮華界的公共消防。救火聯合會的首任會長叫李平書，上海紳商，他決定借鑒租界經驗，在華界建造一座高高的火警鍾樓，這樣，便可及時發現整個上海縣城的火情，召集救火隊員前往救火。宣統二年（1910）火警鍾樓落成，“高十丈五尺八寸（約35米），分作六層，每層相距百級，設小平台三，大平台一，第四層懸警鍾，純用響銅製成，高三十九寸，下口六十寸，重量四千八百磅，鳴時響徹雲表，聲達數裡外” 。
火警鍾樓的報警機制也是效法租界，將上海華界劃分成五個消防區，以不同鍾聲次數代表不同消防區：“大東門內起至西門內止，鍾鳴一；大東門內起至西門內止，鍾鳴二；十六鋪起至董家渡止，鍾鳴三；董家渡起至南火車站止，鍾鳴四；放生局起至法租界止，鍾鳴五。”此外，“城廂內外凡遇火警，除鳴鍾報警外，於鍾樓上日間用旗、夜間用燈，仍按照報警各地段鳴鍾數目自一至五分別懸掛。”
修建這座火警鍾樓的資金，全部來自救火聯合會的募捐。會長李平書曾向上海縣衙申請經費，知縣田寶榮答覆說：“本縣田大令照會救火聯合會文雲，查建築火警鍾樓事關消防，系保衛閭閶起見，苟有款項自應撥濟。惟目下經濟困難，公款奇拙，再四籌劃實無可撥之款。先由敝縣先行墊捐洋一百元以資湊用。明知杯水車薪無濟於事，然現在財政支拙，當為貴會所共諒，所望闔邑摯誠紳商資助，以期集腋成裘。”田知縣的意思是，建火警鍾樓，事關市政，政府沒有理由不支持，但財政實在掏不出錢來，很抱歉，請貴會自己想辦法，我以個人名義先捐一百大洋。
不獨火警鍾樓是紳商籌資建造的，事實上，晚清上海華界的整個公共消防，基本上都是由紳商、商團組織、運作。在近代消防體系的建設過程中，上海道台衙門、上海知縣衙門幾乎無所作為，仿佛置身事外。而在宋朝，民間當然也出現了防火與救火組織，如“水鋪”、“冷鋪”、“潛火義社”之類，但最重要的城市公共消防體系，則是宋政府建立起來的，政府修建了望火樓，成立了專業的潛火隊，由財政購置、保養消防器具。宋政府與清政府的城市治理理念與治理能力，可謂大相徑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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