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斯大凌，紐約大學。發自坎城。
2019年5月21日一定算得上是第72屆坎城電影節真正意義上的一個“高潮”，因為在這一天昆汀·塔倫蒂諾帶著他千呼萬喚始出來的新作《好萊塢往事》回到了闊別八年的坎城。而觀眾們的反應也非常真實，整個坎城可謂是“萬人空巷”——雖然主要都還是為了排隊看電影。
但總歸是造化弄人，就在大家排了三四個小時的隊可能還沒能看到《好萊塢往事》，只能疲憊又懊惱地去看當天的另一部主競賽單元《寄生蟲》時，一定還沒有料到這部電影才是整個電影節的最高潮。《寄生蟲》在放映後直接引爆了媒體和次日的場刊評分，並且一路斬荊披棘為韓國拿下了第一個坎城金棕櫚大獎。
實際上，大家對《寄生蟲》的誤解可能從片名就開始了：受前幾年日本《寄生獸》的誤導，乍一聽這樣的片名可能第一反應是一部科幻片或者恐怖片，再一看導演是奉俊昊就感覺更加確定了。
就連導演自己都說，因為自己之前拍過《漢江怪物》，所以大家的第一反應都會認為《寄生蟲》是同類型的電影，但實際上這是一部完全植根於現實世界的劇情片。
如同之前的著名作品《殺人回憶》，奉俊昊從片名開始就想創造一種“矛盾性”：他曾解釋說“回憶”一詞往往會讓人聯想到溫暖美好的記憶，但是“殺人”與“回憶”這兩個詞連在一起則非常矛盾，因為殺人的記憶不應該是溫暖美好的。
同樣地，用一個看起來非常科幻的片名來講述一個現實世界的故事，《寄生蟲》在命名上也成功完成了一種矛盾的形成與展現，同時也增強了整部影片的諷刺意味。看過電影的朋友一定會有同感，比起台灣版的翻譯《寄生上流》，直譯的《寄生蟲》顯然更加生猛有力。
《寄生蟲》講述了發生在身份地位非常懸殊的兩個家庭身上的故事：一個韓國的底層家庭，一家四口儘管其樂融融但窮困潦倒，因為一家人均沒有工作。在一個機緣巧合的情況下，大兒子被推薦去一個著名IT公司老總家做英文家教。而隨後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使這兩個本來不會有任何交集的家庭，通過一種特殊的關係緊密聯繫在了一起。
從劇情簡介來看，觀眾也不難發現這部電影可能和去年的《燃燒》類似，又是一部討論韓國社會階級差異、貧富差距的作品。
但是與《燃燒》的留白氣質不同的是，奉俊昊為這個主題創作出了一個高密度的類型化故事，使得這一部主題甚至有些老舊的電影煥發出別樣的耀眼光彩。在進行了近十分鐘的高效鋪墊後，本片就開始通過接連的轉折和神展開一步步將故事推向高潮，乃至讓觀眾們驚掉下巴。
坎城的媒體場向來高冷，現場很少有在觀影過程中有對電影強烈的反應，但是這一次大家也不得不折服於《寄生蟲》的精妙，在很多段落哄堂大笑到全場鼓掌。而這部電影引爆全場的一大原因來自於其高度的“類型化”，換言之，就是“好看”。
自詡為類型片導演的奉俊昊實際上一直在試探、打破類型的邊界，他的電影一向會包含喜劇、諷刺、社會批評和懸疑等各種元素，並通過觀眾完全無法預料的方式結合起來，以創造出一種特別的動態觀影體驗。
在他以前的作品裡，有時候可以找到一些類型傳統作為起點，比如《殺人回憶》的犯罪類型屬性，以及《漢江怪物》的怪獸類型。
但是對於《寄生蟲》這部作品來說，特別的角色和各種意料之外卻又情理之中的反轉模糊了傳統意義上的類型邊界，因此很難找到與本片對應的類型，可能只能用“劇情片”或者“類型片”來形容了。而導演自己認為這是一部“家庭悲喜劇”，是一部“沒有小醜的喜劇”，也是一部“沒有惡人的悲劇”。
類型融合早已不是新鮮事，但對於奉俊昊來說，更有力的成功源於其對於類型與主題的高度結合。與好萊塢已輕車熟路的套路疊加不同，《寄生蟲》的家庭、悲劇、以及喜劇等等各種元素都是直接服務於主題的表達，促使觀眾在類型元素間遊走的同時，思考其背後的深意。
正如卓別林所說“遠處是喜劇，近處是悲劇”，在鏡頭的引導下觀眾們一次次接近、遠離又接近這兩個看似有些誇張卻又典型的韓國家庭，最終在頗為“戲劇化”的高潮後直面更為“戲劇化”卻也更加殘酷的社會現實。在這種情況下，本片所使用的類型元素都是不可缺少的，它們在增強影片觀賞性的同時也構建起了一個完整有力的敘事。
大量類型元素的融合也使得《寄生蟲》有著更廣闊的包容性，喜劇、悲劇、社會劇、犯罪片、恐怖片這些類型標簽都能貼在影片上，因此也能夠讓更多的觀眾被吸引被折服。
導演奉俊昊自己也表示：“我一直試圖顛覆和突破觀眾的觀影預期，因此我也希望《寄生蟲》能做到這一點。”事實說明僅僅在影片類型化的探索上，這一部電影也足夠讓觀眾大開眼界。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屆坎城主競賽單元也有一部電影聚焦於社會底層的家庭。肯·洛奇的《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以一種傳統的現實主義視角描繪了一個底層家庭努力生存的故事。
相比於這個嚴肅的英國故事，《寄生蟲》則是以一種詼諧輕鬆的方式，再次演繹了早在上個世紀初就風靡世界的高爾基話劇作品《底層》的全新版本。但這種風格與主題的強烈對比進一步增強了《寄生蟲》的殘酷性——
從片名開始影片就開始了諷刺和詰問，為什麽在同一個社會裡，有些階級就不能得到尊重，不能作為同事、同伴，而只能作為“寄生蟲”存在？而影片中大量出現的可供對比的場景和內容，有關社會和政治的明暗喻，都讓影片在內容表達上做到了與形式相適配的強力和有效。
在獲得金棕櫚後的新聞發布會裡，奉俊昊表達了自己的驚訝，因為所有評審團成員都把金棕櫚投給了《寄生蟲》。
總的來說《寄生蟲》是一個非常韓國的故事，奉俊昊在《雪國列車》和《玉子》後重新返回自己最熟悉的文化環境，顯然找回了自己的最擅長的領域和題材，並以最佳狀態呈現出了自己的新作。
以凌厲剪輯、精準社會切入和類型傳統雜糅聞名的奉俊昊，這一次在《寄生蟲》中借用嵌套其中的各類韓國“特色”電影元素（特別是影片中期有一段妙不可言的調侃嘲諷），個人風格強烈的影像特徵，和大量有趣又高效的符號與明暗喻設計完成了對韓國社會問題和現狀的精準描繪和諷刺。
同時《寄生蟲》又是一個非常“世界”的故事，正如今年的坎城有很多反映社會不公、貧富差距等相關主題的電影，電影在此處作為一種對於現實世界的概括總結與反映而存在。《寄生蟲》裡表現出來的這種看似溫和美好實則不可相容的階級差異與矛盾並不僅限於韓國，同樣也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
在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極端和不平等化的大背景裡，有很大一部分人的生活陷入了越來越絕望的深淵中，影片所描繪的正是這樣一個複雜戲劇而又真實的寓言和預言：我們都在面對著一個連“共存關係”都難以實現的世界。
電影是有國別的，但是好的電影可以突破國別和文化的限制，正因如此影片也使得來自世界各地的媒體和觀眾都產生了強烈的共鳴。而《寄生蟲》這樣具有高度可塑性和包容性的好故事，完全具有移植到其他文化環境的潛力，甚至可以感受到好萊塢的翻拍版估計已經在路上了。
算上去年的《小偷家族》，東亞電影已經連續兩年拿下金棕櫚，有人開玩笑說若能保持這個趨勢明年輪到拿金棕櫚的應該是朝鮮電影。其實無關獎項，至少從2016年的《哭聲》開始，韓國就一直在連續為坎城輸出著高質量的電影，相比之下華語片的黯然失色也難免讓中國電影人與觀眾產生焦慮。
在最後我只想說一說自己的電影節體驗：在《寄生蟲》且無懸念拿下場刊最高分之後，所有在坎城的韓國人都有看得出來的得意與自豪。雖然都會說電影是藝術，藝術沒有國別，但是作為坎城場域的中國人，我也難免有些羨慕甚至嫉妒。
當然更多的還有期待——期待我們也能看到華語電影再次在坎城殿堂受到全世界觀眾的認可與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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