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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怪觀眾“垃圾”,不如學《寄生蟲》多元“求變”

《寄生蟲》是一部綜合性非常強的電影。娛樂性與藝術性有機結合,可以純屬消遣,也可以挖掘深度。內容有家庭悲喜劇元素,有黑色幽默,還有懸疑犯罪。

與此前《熔爐》等韓國現實主義題材的神作相比,同樣為了反映社會問題的《寄生蟲》多了幾分觀賞性,多了幾分鏡頭隱喻,多了幾分藝術美學。這是作者基於自身創作理念的一種選擇,奉俊昊一向注重作品的商業性,他不在乎影評說什麽,隻專注於做好自己的事情。

在2014年他接受鳳凰網專訪時,曾談到自己《殺人回憶》和大衛·芬奇《十二宮》的比較。他認為,兩部電影的劇情、結局類似,但在電影風格、美學、電影節奏的把控等方面,《十二宮》更勝一籌。

經過幾年的磨礪,他用坎城最佳影片,金棕櫚獎得主《寄生蟲》證明,這些年他在好萊塢確實沒有白混,之前比不過大衛·芬奇的地方,全都提高上來了。

我們中國電影也不乏優異的藝術電影,可現在為什麽就是拿不了國際大獎了呢?

缺的就是奉俊昊這種能夠多元學習提高的心態。

今年在國外最風光的,王小帥導演的《地久天長》是拿獎了,包攬柏林電影節的影帝影后。只不過這更多是對演員的肯定,有如此頂級的表演,電影卻連評審團大獎都沒拿,回到國內院線,票房慘淡收場。

你不能乞求觀眾改變,硬著頭皮進入你的藝術世界,還要求他們兩三個小時全程全神貫注,在“悶騷”的故事中領悟出大道理。這是有些“反人性”的,人類文明發展至今,只有很少部分人能做到,所以藝術片始終是小眾的。

全民觀影素養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就提高到人人都能看爽《2001太空漫遊》的水準,可能再過一百年也達不到。

這就是現實,電影人需要面對。導演克里斯托弗·諾蘭就多次說過“現實的重要性”,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沉迷於古典的膠片,夢幻般的故事,但他沒有固步自封,沒有逃避現實。他的電影總是基於真實出發,緊扣人性,又能通俗易懂,緊隨潮流。

《蝙蝠俠:黑暗騎士》等多部叫好又叫座的作品證明,他的理念和做法相當成功。

很多電影人都希望市場能給藝術電影一條出路。

然而出路並不是別人給的,而是自己開拓的。

把問題歸咎於市場環境,責怪觀眾“垃圾”,那麽影院一天不給排片,觀眾一天不改變,藝術電影豈不是永遠沒有出路?

舊有的方式行不通,與其死守陣地,等別人給你開路,不如主動出擊,換一種方式,或許還能殺出一條血路。

就連公認的電影大師斯坦利·庫布裡克都要拍《閃靈》來證明自己的票房號召力,還沒真正成為世界級大師的導演們怎麽就覺得拍商業片沒骨氣了呢?

真正有骨氣的人,是能夠站著把錢給掙了。

薑文這條漢子就用《讓子彈飛》說明,換一種方式,他的太陽還是能照常升起,而且還更亮更鮮豔,更多人看。他的下一次日出,那肯定也得到了更多的關注度。

奉俊昊不算是一個文藝片導演,但他也換了一種方式,把原來韓國電影直白地擺出現實,換成用荒誕戲謔的方式來呈現現實。

對於大眾來說,直白是件好事,只是對那些專業評審來說,卻缺乏技術含量。很直接的一個結果,韓影長期在西方得不到賞識。《熔爐》、《素媛》在豆瓣再高分,到了各大媒體的各類影史榜單,卻一個影子都沒有。

中國的《我不是藥神》大同小異,要激起大眾的共鳴,把故事講好就行。

但電影之所以經典,絕不是能讓觀眾掉眼淚就叫經典了。

是人都會講故事,是啞巴都能當拍片子。比如要講一個人吃飯,拉屎,然後睡覺的事情,只要鏡頭一放,讓演員裝作吃飯拉屎睡覺,三個部分按順序剪輯到一起,故事就講清楚了。看看現在的短視頻平台就不乏各種有趣的小故事。

那怎麽把故事講得生動有趣,意猶未盡,這就是導演吃飯的本事了。就像拿過坎城最佳導演的王家衛說的,講故事的方式比故事本身更重要。

《寄生蟲》的故事再簡單不過,窮困潦倒的一家人想要到搶佔一個土豪家裡的工作崗位,利用窮人和富人的互動,呈現出有關貧富差距的主題。

如果按以往韓國“真實改編”的拍法,很不幸,《寄生蟲》再有優秀,也只能永遠活在《燃燒》的陰影之下。李滄東抱憾坎城,奉俊昊結果大概會差不多。

而當奉俊昊換了一種更有趣的講故事方式,西方人馬上對韓國人刮目相看。

不知道他有沒有專門研究過希區柯克,反正他做到了希區柯克說了一輩子的事情——製造懸念。

僅僅經過15分鐘的鋪墊,影片的第一個懸念就冒了出來,背負全家經濟希望的金基宇能否面試成功?

第一個懸念引發了至少兩個懸念:

富家公子樸多頌的童年陰影是什麽?

妹妹金基婷的計劃能否順利?

當一家人成功打入土豪家的時候,更大的懸念呼之欲出:

樸社長夫婦會不會發現他們的謊言?

女管家雯光會製造怎樣的麻煩?

就這樣,一環扣一環的懸念,外加成熟的敘事節奏像磁鐵一樣牢牢吸引著觀眾。有人情不自禁地想看完,並且樂在其中,自然就有人願意挖掘電影的藝術性和主題深度。

《寄生蟲》是經得起“挖掘”的。奉俊昊加入了大量的意象和細節,明顯一點的有石頭、蟲子、樓梯、光線等意象,藏得深一點的有多頌自畫像的特別形狀,女管家雯光和前屋主南宮賢子的關係,基宇給多惠的“秘密花朵”等等。

和大衛·芬奇《搏擊俱樂部》類似,《寄生蟲》有太多值得推敲的地方了,甚至結局也可以看作是開放式的,金基宇未來真的能買下房子嗎?這有點《盜夢空間》結局是夢境還是現實的意思。

《寄生蟲》算不算是經典還需要時間的檢驗,但它已經具備了作為經典的其中一個條件。

誠然奉俊昊在加入“戲劇性”之後,犧牲了電影的震撼人心的程度,很多評論都認為《燃燒》更能直擊人心。

而且部分情節也顯得很“劇情需要”,富人蠢得連家裡來人了也毫不知情,精明的金基澤一家無故摔了一跤被人抓住把柄,一些在乎“真實性”的觀眾大多不會喜歡這樣“戲謔”的片子,因為他們更喜歡《我不是藥神》這樣真實感人的。

畢竟活在現實的是多數人,喜歡電影的是少數人,《寄生蟲》被大眾的接受程度肯定也比不過《熔爐》。

“商業片也不是那麽好拍的,要考慮觀眾、敘事方式、節奏。”導演侯孝賢說。

藝術片就更難了,要懂得更多的電影知識和技巧。

要結合商業與藝術,導演除了需要兩種類型都能拍之外,還得知道該怎麽做取捨,找到一個平衡點。要100%的藝術加100%的商業是不可能的,那只會兩頭不到岸。

奉俊昊做了選擇,做了取捨,《寄生蟲》才找到了一個平衡點,才能夠同時贏得獎項和票房。如果有人硬要說還不夠藝術,或者邏輯崩壞,那只能說,他們站在了奉俊昊捨棄掉的角度,從缺失的調度上看,那當然怎麽看都不順眼。

任何作品都是有缺失的,只是缺失的多還是少的問題。“10分”的電影到目前為止,還不存在。

不管那些執著於“電影藝術”的導演們,乃至是影評人們怎麽看不順眼,《寄生蟲》的成功就擺在眼前。

這種成功是可以效仿的,能不能把一成不變的藝術片換一種方式表達,接受一定的“藝術分犧牲”,其實就決定著中國藝術電影能不能有多一條出路可走。

多一個選擇,多一條出路。

道理是人都懂,只是敢於嘗試的人少之又少罷了。

沒有計劃就不會出錯。——《寄生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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