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的12月24日平安夜，一戰西線戰場上出現了不可思議的大規模嘩變，即著名的“聖誕休戰”。協約國和同盟國軍隊，儘管語言不通，但竟然都不約而同地放下了武器，一起慶祝聖誕節。這一暫時性的休戰並不是由官方組織的，而是底層士兵自發的行為，通過嘩變和作戰方搞休戰以抗議上級的命令。因為經過了幾個月的作戰，雙方士兵都意識到了戰爭的荒誕性，在這場戰爭中拚命是毫無意義的行為。這場由士兵們自發的休戰事件在戰爭史上是不可想象的，但它確實發生了，並且充分地證明了一戰的荒誕性。“聖誕休戰”在一戰史上不會是最後一次，1918年11月的那次軍隊嘩變，其影響會比1914年這次更加深遠。
一戰時在戰壕中休息的英國士兵
歷史上有一位超前的預言家，他不但預言了一戰的爆發，甚至還預言了大嘩變的出現。偉大的革命導師恩格斯在1887年就曾說過：“最後，對於普魯士德意志來說，現在除了世界戰爭以外已經不可能有任何別的戰爭了。這會是一場具有空前規模和空前劇烈的世界戰爭。那時會有800萬到1000萬計程車兵彼此殘殺，同時把整個歐洲都吃得乾乾淨淨，比任何時候的蝗蟲群還要吃得厲害……舊的國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國才略一齊崩潰，以致王冠成打地滾在街上而無人拾取；絕對無法預料，這一切將怎樣了結，誰會成為鬥爭中的勝利者；只有一個結果是絕對沒有疑問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為工人階級的最後勝利造成條件。”[1]
戰前的德國是由容克貴族和壟斷資產階級佔據統治地位的帝國主義國家。德國自統一以來，抓住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機遇，迅速躍為了世界頂級強國。到1913年，德國煤炭年產量達1.9億噸，是世界第二大煤炭生產國；鋼鐵年產量達2700萬噸，是歐洲第一；在電力、內燃機等工業應用方面，也是世界頂尖水準；其科學研究和技術教育水準，更是時代的先鋒；1913年德國的外貿產值是2250萬馬克，為法國的2倍、英國的85%。[2]德國是這樣的強大，以至於德國統治集團萌發了更大的野心，但他們想攫取的利益卻又是和其他幾個列強相衝突的，尤其是與英法兩國的矛盾。而其他帝國主義列強之間也或多或少有著各種利益牽扯，因此迅速分化成了兩大對立的軍事集團。
1917年美國的參戰以及德國軍事上的逐漸失利，使得戰爭形勢越來越朝不利於德國的方向發展。這個時候德國國內已經有五分之一的人口直接參與了戰爭，或是間接投入到了與戰爭相關的工作中去。到戰爭的最後一年，德國的工業生產指數下降到了1913年的57%，農業收成只有戰前的一半，工農業已經難以為繼。不但國民苦不堪言，前線的軍人更是如此。有說法稱，到戰爭結束，德國出現了數百萬的傷亡[3]。德國知名的軍火企業克虜伯卻大發戰爭財，在整個一戰期間獲利達8億馬克，相當於和平時期二十年的利潤總和。[4]
由於是以容克貴族和壟斷資產階級為代表的統治階級，把底層人民拖入了戰爭泥潭。戰爭的殘酷性能讓一處戰場在一天之內，就出現數萬士兵的傷亡。生命在槍炮面前脆弱得不值一提，即使如此，對統治階級來說，士兵、底層民眾只是他們實現自己利益的工具而已，如螻蟻般不值一提。因此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不可調和，對被統治階級來說，要是不想無意義地做炮灰送死，要想結束戰爭並早日實現和平，那就只有革命鬥爭這一條路可走。在這種情況下，瀕臨崩潰的德國，工人運動此起彼伏，各地屢次出現有數十萬工人參加的罷工、遊行活動。1918年1月，柏林再度爆發了有數十萬工人參加的遊行示威活動，對戰爭不滿的情緒在士兵群體中也迅速蔓延。士氣下降到最低點的德國水兵們終於在1918年的11月3日打響了十一月革命的槍聲。
在討論德國十一月革命時，我們首先要知道，最初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因為對社會主義的理解不同，而產生了左、中、右三個派別。其中右派以艾伯特、謝德曼為代表，較為推崇民族主義，不但支持戰爭政策，還反對暴力革命政策，主張與資產階級妥協；左派以李卜克內西、羅莎·盧森堡為代表，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派別，因其出版的秘密政治通訊以古羅馬奴隸起義領袖命名（《斯巴達克信劄》，所以又稱斯巴達克派；中派，以考茨基、哈塞等人為代表，雖然反對右派的觀點，但有時也反對左派的思想主張。1917年，隨著社會民主黨內部的思想進一步分裂，中派宣布脫離社會民主黨，並成立了“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隨後斯巴達克派也在組織上加入這獨立社民黨。
10月28日，德國總參謀部準備下令基爾港水兵出海迎戰的流言，引起了水兵的不安，因而零星產生了幾起示威活動。11月1日，水兵們在基爾的工會中心開會，並決定於第二天舉行公開會議，但是政府警察迅速於2日佔領了工會中心。一位曾在1917年被判處五個月監禁的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USPD）黨員提議在3日進行街頭示威。儘管工會負責人呼籲各方保持冷靜，但11月3日當天，在街頭示威的水兵們已經和政府巡邏隊發生了流血衝突，共有9人遇難、29人受傷。這次流血事件驚動了當地政府駐軍，而且這麽一來，水兵們便再也無法回頭了。
基爾港的水兵迅速控制了港內軍艦，並成立了水兵蘇維埃，同時接管了艦隊指揮權。為城內的工人階級也積極響應水兵發動的起義，與水兵共同成立了全德第一個“工兵代表蘇維埃”。[5]很快革命的烈火從基爾港蔓延至全德各地。
漢堡的起義成功後，當地的社會民主黨左派保羅·弗勒利希興奮地在報紙上呐喊：“這是德國革命的開始，也是世界革命的開始！向世界革命中最強大的行動致敬！社會主義萬歲！德意志工人共和國萬歲！世界布爾什維克主義萬歲！”
而在柏林，右翼社會民主黨人也給政府下了最後通牒，強烈要求威廉二世在8日中午前退位，否則他們對未來可能發生的一切事情都不會負責。但德國皇室直到最後一刻仍然猶豫不決，右翼社會民主黨人無奈把最後期限延長到了9日，但此時，事情的發展已經超出了他們的控制。
11月9日凌晨開始，柏林爆發了聲勢浩大的人民起義。從當天黎明開始，便不斷有人加入到遊行示威隊伍中去。斯巴達克派、獨立社會民主黨以及革命工長組織決心聯合發動起義，分別佔領皇宮、警察局、衛戍司令部等柏林重要地點。在這場有幾十萬人參加的起義中，絕大多數政府士兵並沒有拿起槍對準憤怒的人民，而是和群眾一起加入了革命。
群情激憤下，右派社會民主黨人菲利普·謝德曼被迫在國會大廈作出了成立共和國的決定，並大喊“偉大的德意志共和國萬歲”；而另一方面，左派社會民主黨人、馬克思主義者李卜克內西也在皇宮的一輛汽車車頂上也宣告成立了“德意志社會主義共和國”，同時他還跑到霍亨索倫家族寢宮的陽台上，發表了一場更加充滿激情的演說。而曾經試圖阻止革命的右派社會民主黨人艾伯特，從9日起被巴登親王任命為總理，並在10日通過柏林的蘇維埃得到了正式任命。
值得一提的是，十一月革命的爆發是具有突然性質的，因此無論是獨立社會民主黨還是斯巴達克派，都沒有做好迎接革命的準備。雖然三派都沒有做好迎接革命的準備，但對於停戰這一點，三大派別卻達成了共識。很快在11日，革命政府便和協約國簽署了停戰協定。只是在11月9日同一天內，柏林同時出現了關於共和國的兩種不同聲音，隱約有“一個國家，兩個政府”的趨勢，這似乎也昭示著這場革命未來的命運。
而隨著德國皇帝的被動退位，三派在國家建設上的分歧也愈來愈嚴重。德國各地成立的蘇維埃，儘管不能和十月革命後俄國各地的蘇維埃相提並論，但不少地區如漢堡、慕尼黑、不萊梅等地的蘇維埃由讚同無產階級專政的左派社會民主黨人控制著，似乎形勢一片大好。這個時候，羅莎·盧森堡在報紙上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當時德國革命的任務，其問題不是民主製還是君主製的問題，而是選擇資產階級民主製還是社會主義民主製的問題。[6]
李卜克內西為首的斯巴達克派由於看到了十月革命在俄國的成功，因此也強烈要求建立一個蘇俄式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並在德國進行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但中派和右派卻強烈反對這種思想，對李卜克內西的這種思想產生了極大的恐慌。社會民主黨人仍然試圖建立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獨立社會民主黨人雖然對社會民主黨的一些主張感到不滿，但也不想建立蘇俄式的政權，這樣一來，激進的斯巴達克派在關於政權建設上的話語權明顯落在了下風。[7]
艾伯特政府自成立以來便是一個反動的政府，它與資產階級的關係不僅僅是妥協，甚至是合作。雖然政府一開始實行了八小時工作製、失業救濟、給予婦女選舉權、言論自由、取消書報檢查等政策，但實際上並未觸動原有資產階級的太多利益。至少重要的宣傳工具，比如不少報刊、出版物仍然由反工人階級勢力所把持著。更無恥的是，艾伯特政府還和軍方以及協約國勢力開始密謀鏟除德國國內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因此，新生的共和國面臨著被國內外反動勢力聯合絞殺的風險。
12月16日，在“全德工人士兵蘇維埃” 代表大會上，斯巴達克派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慘敗，不但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未能以代表身份出席大會，甚至在決定國家未來命運的決議上也有艾伯特為首的社會民主黨所把持。
這場大會決定於次年1月19日選舉製憲的國民議會，留給左派社會民主黨人的時間不多了。12月29日，斯巴達克同盟（當年11月11日改名）脫離獨立社會民主黨，正式成立德國共產黨（斯），而同一天，獨立社會民主黨也脫離反動的艾伯特政府。隨著臨時政府內部進一步的分裂，軍隊內部也開始分裂成革命派和反革命派，內戰似乎變得不可避免。
1918年的平安夜那天，德國人民海軍師和支持艾伯特一方的軍隊爆發了流血衝突。而該月的稍早時候，軍方成立了反布爾什維克、反革命的“志願輕步兵自由軍團”。1919年1月4日，艾伯特政府強行解除了獨立社民黨人、革命同情者艾希霍恩的柏林警察總監職務。艾伯特政府的這一舉動，讓德共（斯）和獨立社民黨有如坐針氈之感。6日，在德共（斯）和獨立社民黨聯合長官下，柏林爆發了反對艾伯特政府的大罷工，反艾伯特方和艾伯特方都號召支持自己的工人走上街頭打倒對方。雙方在衝突開始後，一度有談判的做法。但所謂談判，只不過唬人的把戲而已，這時左派和右派的矛盾已經無法調和，談判也迅速破裂。艾伯特政府開始動用上面所述的“自由軍團”血腥鎮壓革命群眾，一時間內，柏林被白色恐怖籠罩，遍地都是革命者的鮮血。
自由軍團大舉搜捕革命領袖時，部分革命人士逃離了柏林，但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都選擇了留下，拒絕在柏林工人被鎮壓時離開柏林。自由軍團逮捕兩位革命領袖後，迅速地將他們殺害，事後還誣陷李卜克內西因企圖逃跑而被打死、盧森堡在押往監獄途中被不明人士攔車拉下打死。[8]
鎮壓左翼社會民主黨人後，右翼社會民主黨人在1月19日的全國大選中取得了絕對優勢，有一半以上的席位由資產階級勢力所控制。2月，製憲會議在魏瑪召開。同月，艾伯特和謝德曼分別就任魏瑪共和國首任總統與總理，並與資產階級勢力組建聯合政府。
儘管柏林的一月罷工就此失敗了，但德國各地都零星進行著反艾伯特政府的鬥爭，不過由於沒有統一的長官，再加上反動派勢力不斷壯大，因此逐漸被鎮壓。1919年4月，巴伐利亞的無產階級建立了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但共和國僅僅存在了一個月，便於5月遭到了反動派的鎮壓。隨後萊比錫、魯爾等地的工人運動，也相繼遭到政府的鎮壓。至於左翼社會民主黨人建立的其他蘇維埃基層政權，也很快不複存在。革命的烈火逐漸熄滅了。
從德國十一月革命的突然性質這點來看，蘇俄十月革命與其完全不同。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從一開始就確定好了進行武裝鬥爭的方針，所以能夠迅速建立屬於無產階級自己的軍隊，以與國內外反動勢力作鬥爭。但十一月革命的突然性質，再加上德國工人階級因分裂而未能形成統一力量的事實，以及德國工人階級覺悟度不夠高、缺乏武裝鬥爭經驗的現象，都使得德共（斯）難以在短時間內組織與反動勢力拮抗的武裝力量。
兩位革命領袖的死以及巴伐利亞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覆滅，昭示了德國十一月革命的失敗。就如同辛亥革命一樣，十一月革命的果實被反動的右派社會民主黨人及資產階級反動派所篡奪了。
今年11月2日，英國共產黨主辦的（Communist Party of Britain）《晨星報》（Morning Star）還報導了這麽一件事： 11月1日，德國左翼政黨本想前去基爾水兵紀念碑（Laboe Naval Memorial in Kiel）獻花，以紀念1918年11月3日爆發的基爾港水兵起義，但卻被德國當局所禁止。今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及德國十一月革命一百周年，基爾港水兵起義作為推動德國結束戰爭的重大歷史事件，如今卻被德國政府在紀念碑區域禁止獻花紀念，著實令人惋惜。
[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波克罕“紀念1806至1807年德意志極端愛國主義者”一書引言》
[2] Pierre Broué. The German Revolution (1917-1923).
[3] 史蒂文·奧茨門特《德國史》
[4] 汪巨集玉《德國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
[5] 王芝《略論德國十一月革命的性質》
[6] Pierre Broué. The German Revolution (1917-1923).
[7] 丁建弘《德國通史》
[8] Pierre Broué. The German Revolution (1917-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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