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德國除了極少數的和平主義者和革命左派，社會上下表現出異乎尋常的愛國激情。帝國議會各政黨很快達成了“政治休戰”，在8月4日批準政府的軍事撥款後立刻宣布休會。而議會第一大黨社會民主黨議會黨團在議案通過時則一致投了讚成票。鼓動民族仇恨的宣傳隨處可見，各類雷人的明信片很快鋪滿街頭，“一槍乾掉一個俄國佬!”“一刀捅死一個法國佬!”“一腳踩死一個英國佬!”民眾踴躍報名入伍、應征入伍。
在宣布戰爭令後，還能出現這樣熱鬧的場面，將開戰作為節日來慶祝，除了德國沒有第二個國家。因此，後人稱之為“烏拉愛國主義(Hurra Patriotismus)。
什麽是“烏拉愛國主義”？按照維基百科的解釋，“烏拉”指戰場上的呐喊聲。在德語中該詞最早見於1813年，德意志解放戰爭詩人科納(Theodor Koerner)在他的詩集《風琴與刺刀》(Leyer und Schwerdt)中寫下過這樣的句子：“在‘烏拉’聲中，刺刀鏗鏘。”“烏拉”聲伴隨著普魯士步兵揮舞刺刀時發出的金屬聲。後來，“烏拉”成了普魯士軍隊列隊行進中的規定口號。在19世紀後期，“烏拉”開始與愛國情緒相聯，並頻繁出現在愛國詩篇中。“烏拉愛國主義”一詞的正式出現是在魏瑪共和國時期，是專門用以解釋一戰爆發後，德國人表現出的令人匪夷所思的“戰爭激情”的。
的確，在過去的200年中，還沒有一場戰爭的爆發會像一戰這樣帶來狂風暴雨般震撼人心的歡呼。1864年的德—丹戰爭，德國人為什列斯維希—霍爾斯泰因興奮，但絕不是狂喜；1866年普奧戰爭的爆發，人們更是為“兄弟鬩牆”的巨大衝突而震驚。1870年的德法戰爭，雖然與一戰一樣一度激發了戰前的狂熱，產生了“紅布對高盧公牛”的效果，但人們還是為戰爭的不確定性憂心忡忡。
準備出發的德國士兵接受婦女的禮物
只有一戰的爆發得到了社會各階層滿懷熱情的擁抱。大眾輿論表現出的不是合乎常理的恐懼，而是與社會、心理和歷史預期完全相反的興奮。除了個別例子表明農民對戰爭狂熱保持冷靜之外，在邊界地區和前線城市那些人員傷亡較大的地方，對戰爭也是歡迎的。還有一個令人驚訝的現象：不是德國的大資產階級和貴族，而是中產階級特別是普通民眾，包括年輕人、甚至工人歡迎戰爭。這是一種異常行為。
當然，近些年來，隨著一戰爆發百周年紀念日的到來，學者們也在重新思考德國歷史上的“烏拉愛國主義”，有些人甚至對這種提法表示質疑，如吉森大學的歷史學教授范·拉克(Dirk van Laak)就認為，一戰前德國人所表現的激情實際上被誇大了。大部分德國民眾其實是不希望戰爭的，所謂的“烏拉愛國主義”也隻維持了短暫的幾天，而且是在大規模宣傳攻勢的壓力下爆發出來的。事實上絕大部分農村地區的人口都擔心當年收成不好，而且會發生兵源緊缺。這些都是沙文主義口號無法遮掩的。
此外，也有學者指出，對戰爭和民族主義的狂熱並非德國所獨有，也發生在其他國家如法國、俄國等。正如法國保守主義哲學家德·波納德(Louis de Bonald)在19世紀中期所指出的：“所謂政治美德，即熱愛祖國，只不過是一種消滅其他一切民族的瘋狂情緒。”但無論如何，“瘋狂”的“烏拉愛國主義”，其概念是從德國人與一戰的關係問題上衍伸出來的，打上了德國印跡。
那麽，為什麽在德國會出現這種現象呢？
首先是因為戰爭並不是突然的、出乎意料的，而是有心理預期的。20世紀初的歐洲形勢存在著極大的不確定性。1907和1911年的兩次摩洛哥危機使人們對未來可能發生的軍事衝突有了心理準備，隨後於1912、1913年爆發的兩次巴爾乾戰爭更是讓人們做好了隨時打仗的準備，很多人甚至相信只有戰爭才是擺脫混亂局勢的唯一辦法。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機最緊張的時刻，戲劇家恩斯特·托勒爾(Ernst Toller)就開始疾呼：“我們祝願戰爭的爆發。”雖然英國作家諾曼·安吉爾(Norman Angell)於1910年出版了《大幻覺》一書，並在知識界廣為流傳。但作者所強調的國際經濟時代戰爭可以避免的說法，並不能打消普通民眾的內心憂慮，相反它恰恰表達了對已經迫近的戰爭的擔憂，畢竟在世界經濟日趨一體化的時代，戰爭一旦爆發就是毀滅性的。儘管作者一再強調如果戰爭爆發，“德國金融界會對德國政府施加影響，以結束對德國外貿毀滅性的局勢”，但眾所周知，戰爭的爆發具有不確定性，金融界對戰爭的態度往往無法最終決定政府的外交決策。而且後來的事實也證明，戰爭爆發後，德國國內的金融恐慌反倒很快平息下來。
其次，德國的年輕一代是在戰爭文化的教育中成長起來的。儘管被譽為“魔術大師”的俾斯麥自建立德意志帝國後，以高超外交手段影響了歐洲持續44年的和平，但有關戰爭的知識和經驗卻代代相傳。中小學課文宣傳英雄的事跡、描述歷史上的著名戰役；中學畢業作文寫的是有關戰爭的重要性和愛國主義精神。威廉帝國時期大眾教育的關鍵詞是“忠誠”與“服從”。穿著盔甲、手持利劍的“日耳曼女戰神”和被喚醒的“笨伯米歇爾”，他們的形象成為各類明信片的寵兒。軍裝則成為少年兒童的新寵，尤其是藍收據的海軍制服。1913年10月18日，在100年前打敗拿破侖的地方——萊比錫，還曾舉行過民族大會戰紀念碑的落成典禮，威廉二世親自出席。這場儀式變成了一場民族性的、軍事性的狂歡，期間還舉行了盛大的閱兵式……這一切的宣傳鼓動，目的只有一個——宣揚高昂的德意志民族精神。
當然，與父輩之間不斷拉大的代際差異也起了重要作用，年輕人具有強烈的反叛意識和所謂的“弑父”情節。帝國建立後出生的一代，沒有參與過父輩締造帝國的豐功偉業，他們沒有太多的成就感和榮譽感，卻有著強烈的失落感，而威廉帝國時期德國中產家庭中的父權製和令人窒息的家庭生活又助長了年輕人的叛逆心理。學校教育體系也成為批判的對象，人文中學中高強度的智力壓力讓青年人難以忍受。曾經被視為創造了戰勝法國奇跡的新人文主義教育，現在成了人們眼中道德墮落的源頭。另一方面，經濟的快速繁榮使年輕一代有條件沉湎於物質享受，它造就了沒有宗教信仰、不追求永恆生命意義的拜物主義者和精神上的無套褲漢。現代文明的過度浸淫，又使一批年輕人開始崇尚不拘一格的生活方式，嚮往自由的天空，回歸淳樸的自然。世紀末出現的“青年風格”、1895年柏林發起的“候鳥運動”以及1911年“青年德意志聯盟”的建立，除了要塑造自然清新的新生活，還宣傳同志情誼、責任意識和犧牲精神。究竟年輕人通過何種途徑與德意志民族的精神、愛國主義的情懷這類政治話語聯繫在一起，這裡無法仔細考察，但對於這些人來說，戰爭應該不是難以置信的，而且更可能是一種信仰。年輕的詩人海默爾(Alfred Walter Heymel)在1911年就發表了這樣的詩篇，在“時代的渴望”中，他宣泄道：
我們缺少責任、目標和力量/這是必須有而欠缺的/自由使我們遭受冤罪殺機/只有戰爭才能擺脫/和平的泛濫使我們恐懼/我們無所適從/我們渴望、我們大聲地呼喚戰爭。
據統計，1914年，約有40000“候鳥運動”成員開赴戰爭前線。
“烏拉愛國主義”是戰爭爆發後德國普通大眾的普遍心態，又何嘗不是知識界的心聲。在“八月激情”中，幾乎所有的詩人、藝術家、哲學家都表現異常。賴納·裡爾克(Rainer M.Rilke)、理查德·德默爾(Richard Dehmel)、維爾納·桑巴特(Werner Sombart)等就是其中的代表。8月，當戰爭打響時，馬克斯·韋伯說：“德國無論勝負，這場戰爭都是偉大而精彩的。”恩斯特·巴拉赫(Ernst Barlach)則認為：“戰爭將人們從關心自我的個人主義中解放出來，是民族精神的延續和升華。”歷史學家弗裡德裡希·邁內克(Friedrich Meinecke)後來追憶：“(1914年)8月3日，我體驗到了……我生命中最美好的片段之一，它猛然間恢復了我對我們民族的深厚信心。”知識群體中，政治觀點無論激進或保守，都一致擁護戰爭。
知識分子對政治事件的態度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族對自我的理解和認同。費希特說過：“著作家最崇高的特權和最神聖的職責是，將他的民族聚集在一起，與她一起討論她最重要的事務。”這段話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從歷史上看，德意志民族的歸屬感大多是建立在消極地形成認同的事件基礎上的，也就是說只有當它與“他者”尤其是敵對的“他者”的民族認同的思想對立時，才能產生強烈的自我意識和自我認知。19世紀初的改革、1813年的解放戰爭以及1871年戰勝法國等歷史事件均是塑造德意志民族性的重要因素。在近代歷史上，它們主要是以反對法國人和其所代表的思想為普遍導向的。1914年8月整個民族的激動——“八月激情”自然也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扮演著民族認同的角色。
世紀之交的德國，一方面需要社會和政治上的理性化和現代化，但另一方面更需要政治文化上的進一步自我認同。新帝國是個多元化的、充滿矛盾的社會。相比同時期西歐其他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所遭遇的狀況，德國的問題要複雜許多。民族的外在統一借助戰爭手段實現後，內在的凝聚力並沒有得到體現，相反帝國內部存在的各種不安定因素卻時時撕扯著脆弱的帝國體制。為了尊重統一前各邦“神聖”的自治權利和政治傳統，帝國憲法做了最大程度的讓步。我們看到，《1849年憲法》的第一條尚能明確表達未來的國家領土為民族國家，而《1871年帝國憲法》的第一條卻僅僅列出了聯邦各成員國的名單。而且，每個成員國都可以確定自己的權利，教育、宗教、稅收制度等各有自己的政策。雖然皇帝是國家的唯一主權者，可批準國際條約和對外宣戰，但各聯邦成員國仍保留派遣和接受外交使節的權力。帝國軍隊由各邦分擔份額組成，但巴伐利亞軍隊只在作戰時才歸皇帝指揮。帝國財政收入主要來自關稅、消費稅和帝國郵局的利益，其他份額由各邦分攤，但巴伐利亞和符騰堡有自己的郵政管理機構。新舊領土各行其是，短期內難以彌合，不僅如此，它們還受到了憲法的保護。
帝國建立後，少數民族集團成為重要的政治力量，法國人、丹麥人、波蘭人、猶太人都是帝國內部不安定的因素。尤其是韋爾夫派和天主教徒更是俾斯麥的心腹大患。加之工業時代的來臨，社會分殊化加劇，工業和農業、資本和勞動、貴族和資產階級間鴻溝拉大，工人問題成為主要的社會問題，工人運動蓬勃高漲。因此，帝國成立後的當務之急是緩解各類社會矛盾，可惜俾斯麥解決問題的辦法是宣布那些與國家不容的組織和集團為“帝國的敵人”，而天主教中央黨和社會民主黨就是俾斯麥打擊的兩個“最危險”的敵人。但事實證明他的“文化鬥爭”和“反社會主義非常法”是失敗的。
知識分子的保守派對德意志的現狀憂心忡忡，對現代文明的技術成就所帶來的商品泛濫和物質社會的庸俗化而心神不寧。新生的德意志民族應該如何塑造自我？這是歷史賦予知識分子的使命。在他們看來，當然是要構建一種新的自我，不過卻是要用“文化”的現代性取代“文明”的現代性。在現代工業和政治文明的衝擊下，有著深厚歷史主義傳統的保守派知識分子依然從外部選擇認同要素，法國也因此繼續成為他們的批判對象。在普魯士歷史學派那兒，法蘭西民族的缺點被暴露在強光下，而其優良品質則被刻意塗上了陰暗色調。法國大革命所代表的“自由、平等、博愛”遭到了重新評價。在《法國革命史》中，聚貝爾認為，法國人無法得享自由，他們關於平等的觀念也是錯誤的，因為“真正的自由是個人按照其自由意志全面發展其本性中的所有道德潛力的權力。真正的平等在於承認所有享有平等的受保護權，在法律面前享有平等地位的人都應享有此種自由”。顯然，法國人都沒有做到。在這些知識分子看來，具有德意志民族特性的“正義、公平和秩序”即所謂的“1914年理念”，是取代“1789年原則”的最佳選擇。而實現它的手段之一就是戰爭。知識界相信，“只有拔劍出鞘才能保衛我們的正義事業”，唯有通過戰火的洗禮才可以讓德國人免受西方文明的汙染，才能夠淨化德國人的靈魂，保證德意志民族的偉大複興。
在保守主義的壓力下，德國自由主義的情況不容樂觀。這個雖然未能用它的理想締造帝國，但卻曾經鼓舞過德意志民族實現統一的崇高信念，在新的歷史時期發生了變化，在德意志民族國家新的自我構建中，自由主義逐漸放棄了內政主導權，它心甘情願地將目標轉向對外，與19世紀末興起的群眾性民族主義(mass nationalism)達成了高度一致。
德國的自由主義者曾經歷過1848年革命的洗禮，試圖建立民主自由的德意志民族國家，但自從革命失敗、自由派議員們從法蘭克福聖保羅教堂退卻後，50年代他們轉向了“現實政治”(Realpolitik)，實行“策略轉移”，即主張行動先於思想，將主要目標鎖定為德意志的民族統一，而在一定時期內放棄政治領導權及自由主義的政治目標，與傳統政治精英達成了“分工聯盟”。按照自由主義政黨——民族自由黨的設想，在未來的新生民族國家的框架內他們可以名正言順地實現自由主義，爭取民主權力，建立自由政府。然而事實是，在1871年實現民族統一之後，這個自由主義的政黨卻一步步背離其宗旨，最終淪為了“民族”的而非“自由”的黨。
在自由派人士中，歷史學家特奧多·蒙森(Theodor Mommsen)屬於少見的例外，作為自由派議員，他早年追捧俾斯麥，將之視為“完美無缺的尤裡烏斯·愷撒”，但在帝國建立後，卻在議會中公開反對首相，甚至不惜與俾斯麥對簿公堂，他預言：“俾斯麥時代造成的損害遠大於其恩澤，上升中的德國實力會在下一個世界歷史的風暴中被摧毀，而德國的自由精神一旦被權力征服卻是難以恢復的。”蒙森的話不幸言中了。不過，更多的自由主義者還是改變了一貫追求的政治原則。自由主義哲學家費爾巴哈的朋友弗裡德裡希·卡普(Friedrich Kapp)作為“48年的鬥士”，在逃亡美國尋求自由後，寫信給費爾巴哈，表達了對新帝國政權的認可。他說：“毫無疑問，俾斯麥而不是民主人士取得的這種宏大的統一，與反動的容克貴族和舊普魯士官僚們的統治，都是令人生厭的。但是，難道不是取得了那些成果了嗎？誰對這一偉大成就負責還重要嗎？”
著名歷史學家、民族自由黨議員特萊奇克(Heinrich Treitschke)走得更遠。他曾經認為自由派是“19世紀民族生活中一切偉大業績的創造者”，但在後來寫就的《19世紀德國史》中卻把他們貶低到無足輕重的地位，或者說一無是處。而相反，對於貴族，他卻認為他們“比自封的自由派還更講自由”，他們“沒有後者的空論傾向，也沒有後者中產階級的自私”，“他們很務實，對外交和政治問題很有見地”。在俾斯麥帝國時期，特萊奇克堅定地支持新生的德意志帝國推行帝國主義政策，他要求“世界政策”，呼籲建立殖民地和強大的海軍。作為普魯士歷史學派的傳承人，他已經超越了蘭克，成為民族主義者、帝國主義者。
與作為自由主義右翼的特萊奇克不同，弗裡德裡希·瑙曼(Friedrich Neumann)代表的是自由主義的左翼。他於1907年和1913年作為自由聯盟的成員當選帝國議會議員。瑙曼的思想比較複雜，他崇尚自由主義，但認為“只有當自由(主義)的政黨和社會(主義)的政黨采取維護國家的態度，並且成為德國的‘偉大載體’時，德國才會出現‘自由的春天’”。瑙曼生活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已經深刻意識到世紀末德國社會的轉型，而且也注意到德國在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上滯後於西方，財閥壟斷的選舉制度阻礙了大眾在政治事務中的廣泛參與。因此，他力圖促成社會民主黨和自由主義黨派的聯盟。不過瑙曼依然相信國家——準確地說“君權”的作用，他只是夢想著彌合國家與民族、君主與人民之間的鴻溝。在民族主義問題上，他是堅定的國家利益的支持者，因為他堅信德國工人問題的解決必須依靠對外經濟擴張，這樣才能反過來有利於國家經濟的繁榮，提供充足的工作崗位，提高社會福利，由此推進國內的社會改良，最終解決社會問題。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在瑙曼這裡糅合在一起了。對此，邁內克評價說：“假定瑙曼成功了的話，也許很可能永遠都不會出現一場希特勒運動。”
解讀韋伯的思想也不難發現這樣的傾向。韋伯理解的自由不是一種概念，一種外在的、程序化的東西，而首先是自由的意志，它在創造和維護自由空間的同時，要不斷地追問其內涵和意義。而在一個充滿利益衝突的具體的現實世界中，普遍性的意義往往依附於權力地位。德國實現統一後，新生代中產階級的“非政治化”和“墮落”“猥瑣”，逐漸使這個民族喪失了自由意志，為此，需要“外敵入侵威脅”的刺激才能鍛煉和造就民族的政治才能。民族主義永遠都不會過時，民族的自由精神就是一種原始的自由衝動，它能賦予每個個體“偉大的激情”，也能使偉大的民族“永葆青春”。當然，韋伯不像德意志的浪漫主義者拉加德(Paul de Lagarde,1827～1891年)、郎貝恩(Julius Langbehn,1851～1907年)和范登布魯克(Moeller van den Brock,1876～1925年)之流，後者反對進步和理性，在歷史學家弗裡茨·斯特恩(Fritz Stern)看來，他們是自由主義的死敵，韋伯堅信理性和進步的重要性，相信自由的理性和民族國家的結構是可以融合的，他只是想把自由與德意志的歷史條件和歷史進程聯繫在一起。在這個意義上，自由主義完全可以與民族主義結合到一起。因此毫不奇怪，1895年在弗賴堡大學題為“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的就職演說中，我們聽到了韋伯這樣的聲音，“德國的統一是我們這個民族在青年時代就該完成但卻一直拖到晚年才完成的業績；如果不是為了讓德國開始卷入世界政治，反倒是為了不再卷入世界政治，那麽當年耗費巨大代價爭取這種統一也就完全不值得了”。言外之意，德國統一一定是它大國政策的開端。
然而，並非只有德意志帝國在世紀之交成為民族主義和大國擴張政策的擁躉。英國、法國、俄國等的對外政策在戰前與德國無異，倫敦音樂廳的上空也回蕩著侵略主義的言論，彼得堡的沙龍中充斥著泛斯拉夫主義的叫囂，法國的復仇思想和沙文主義也毫不遜色。畢竟這就是一個帝國主義的時代、群眾性民族主義的時代，民族主義已經超越個人理想而上升為一個民族的理想。那麽，為什麽在德國會有如此異乎尋常的表現呢？對此，韋伯有他自己的思考，並提出了這樣一個命題：一個長期積貧積弱的經濟落後的國家快速崛起為“經濟巨人”，必然隱含致命的內在危險，這就是“政治上的不成熟”。
一戰前“烏拉愛國主義”現象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正反映了韋伯的擔憂——帝國政治是不成熟的。不可否認，政治家在戰前一直煽動公眾情緒，然而在戰爭成為現實的瞬間，他們的態度卻發生了180度轉彎。英國大使在向德國首相遞交英國政府的最後通牒時，貝特曼—霍爾韋格(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表現出極度的苦惱。外交國務秘書戈特利布·雅格(Gottlieb Jage)則透露，他在戰爭爆發後一直“忐忑不安和心緒不寧”。德意志領導層普遍產生了悲觀的宿命論。連威廉皇帝本人也出現了神經質的不安表現，臉色煞白，“眼睛不安地閃爍，看起來蒼老了十歲”。在發布軍事總動員令時，人們發現皇帝眼裡噙著淚水。這與他戰前習以為常的乖張和自負表現判若兩人。究竟帝國領導層是不是要發動這場戰爭，史學界至今存在著爭議。
一戰前，德國政治依舊是傳統的貴族精英政治，或者是“傳統的容克式封建貴族政治”，儘管它會在一定程度上迎合大眾的意願，但其地位是牢固的，足以為了精英集團的利益而錯誤地將大眾拖入戰爭。貴族精英的不成熟可以解釋戰爭爆發前後領導層態度的變化，他們對自己的行為所產生的後果沒有充分估計，戰爭本來是可以避免的，或可以限制為局部戰爭的，但卻失控了，演變成了全面的戰爭。當然，這不是德國一國的政治問題，也是俄國和法國的問題，甚至連英國老式的貴族自由政治也脫不了乾系。為此，英國外交大臣格雷(Grey)無可奈何地發出過一聲長歎：“歐洲的燈火整個熄滅了!”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則在他的戰爭回憶錄裡稱歐洲大國是“慢慢地滑入了戰爭”。2013年暢銷歐美的《夢遊者》一書，作者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則表達了與上述兩位英國政治家類似的觀點——歐洲大國政治家都是夢遊者，喪失了控制行動的能力。還有德國學者甚至乾脆指出，一戰也是一場“家族內部的爭吵”。英國的漢諾威王室、德國的霍亨索倫王室以及俄羅斯的羅曼諾夫家族，它們之間相互聯姻，有著王朝間的“真摯友誼”，但卻為了各自的利益，被集體拖入了戰爭。在這個意義上，傳統的歐洲宮廷、王朝外交在一戰爆發的問題上當眾出醜了。
不過儘管歐洲大國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難以否認，德國的政治問題是更為突出的，原因在於它在短時期內實現了經濟的“策馬狂奔”、社會結構的調整，而在政治改革中卻舉步不前。在研讀英美社會科學和現代化理論的基礎上，德國歷史學家漢斯-U.維勒(Hans-U.Wehler)提出了系統分析理論，他認為德意志帝國的問題在於結構體系的不穩定性或非均衡性。工業化和經濟現代化帶來社會制度轉型和社會變革，與此相適應，要求新的政治機制，即建立以憲法為基礎的社會自由及代議製民主製，換言之，建立一套能使全體國民都參與其中的政治過程和政治機制。然而德國的情況是，社會階層的垂直流動受到嚴重阻礙，目的是保護傳統統治秩序的穩定。帝國憲法宣布實施“全民普選製”，但它的實施“不是為了建立對議會負責的責任內閣製，而是為了使政治反對派繼續遭到謾罵和無能為力”。(34)有數據顯示，1907年、1912年帝國議會選舉，德國選民的人數前所未有地高達84％。而政黨政治的意義雖然在威廉二世時期不斷增長，但傳統政治精英排擠“大眾政黨”——德國工人階級和社會民主黨進入政治舞台的意圖也是十分明顯的。韋伯說，這是“政治市儈主義”和“政治不成熟”的典型表現，是患了嚴重的“民主恐懼症”。何況，政黨政治的長期缺失還錯失了培養訓練有素政治家的機會，因為議會不是未來政治人物的跳板。社會經濟和政治發展的非同步性，使德國最終陷入了難以自拔的困境之中，結果系統內部的政治危機只能依靠對外政策來疏導，這就是由艾卡特·凱爾(Eckart Kehr)首先提出的、維勒繼承的所謂“內政優先”論(Primat der Innenpolitik)，和平變革讓位於戰爭目標。
在這個問題上，保守派史學家托馬斯·尼佩帶(Thomas Nipperdey)與維勒針鋒相對，他反對把德國的政治問題放大，強調帝國政治在大多數情況下發展是正常的，不存在致命的生存危機。而且他也反對德國“特殊性”的提法，在現代化進程中政黨政治的不穩定、社會不同利益團體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德國有，歐洲其他國家也同樣面臨，是社會轉型中的正常現象。不過，即使是尼佩帶最終也無法否認，的確存在著導致德意志帝國政治脆弱的一些因素，只不過它不一定是體制性的問題。相比於維勒的結構派，像尼佩帶這樣的歷史主義史學家更強調政治和外交決策中的個人意志，比如俾斯麥個人的歷史作用、威廉二世的統治思想及其實踐等等。
關於俾斯麥的歷史作用問題，韋伯早有過明確表態，他斷言，首相要為德意志人民的集體無能負責。俾斯麥統治的實質是威權政治，儘管他不能像人們想象的那樣實行獨裁，因為他不可能踢開議會單獨行動，但他卻是操縱議會的行家裡手，在議會中發表宏論，組織報刊輿論，通過操縱黨派分裂和重新組合爭取議會多數派的支持，是帝國時期俾斯麥政治活動的重要內容。他的反對派仇恨他，但對他又充滿了敬畏。德國人也願意被他管理，即使首相稱病也要請他出面處理國家要務。俾斯麥任普魯士首相28年、帝國首相19年，有充分的時間讓新生的帝國深深打上他個人的烙印。不可否認，這樣的威權統治造就了德國經濟，使之在統一後的短短三十年迅速成長為一個驕橫的巨人，但在政治上它卻培養了一大批“精神侏儒”。所以韋伯說，俾斯麥“留下了一個缺乏任何政治教育的民族”，“一個完全沒有政治意志的民族”。
威廉二世的個人統治也頗具張力。行為乖張的年輕皇帝，雖然天資聰穎、反應敏捷、想象力豐富，但卻是個變化無常、敏感而又神經質的人。此外，他還固執、任性、愛出風頭。而在政治決策上又易受親信影響，搖擺不定、猶豫不決。他被人戲稱為“出色的怪物”。儘管不具備優秀君王的潛質，其戰前對德國政治的掌控力也普遍受到質疑，但威廉皇帝卻依舊是那個時代最贏得威望的君主，在很多方面都代表了“時代精神”。比如在這個物質發達的年代，他喜歡奢華，富有浪漫氣質，與其祖父威廉一世形成鮮明反差。甚至他誇張而極富感染力的演說表達的也是公眾的心聲，因為那個時代人們需要的是大規模的集會、烈烈的旌旗、整齊行進的步伐，渴望的是新型的領袖人物，他們具有煽動性，擁有大批追隨者……而威廉二世在各個方面恰好迎合了群眾性民族主義時代所有淺層次的情感需求。
一戰前德國的“烏拉愛國主義”是世紀末的一種情感發泄，它通過群眾的非理性激情得到痛快淋漓地表達，但其背後潛藏的問題卻是引發後人深省的。
本文選自《歷史教學》
作者|徐健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