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透人類根本困境：屈原詩歌中的時間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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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透人類根本困境：屈原詩歌中的時間感悟

胡曉明 | 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1990年第5期，原標題為《生生之證：中國詩學的時間感悟》

文中圖片未經注明均來自網絡

《論語·子罕》雲：“子在川上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中國哲人憑借時間，化思想與智慧為生命的內在體驗。中國詩學也憑借時間，領略生命的詩情與存在的感悟。時間感受，乃是中國詩歌藝術思維的一支敏感、深細的觸角，深深探入生命的底蘊。

中國古代詩人的時間感受，明顯有兩個系統：一是屈子型，以“主觀時間”為優勢；一是莊子型，以“客觀時間”為優勢。

勉勵生命

屈原的時間感受，源於屈子對自然、社會、自我的基本態度。從表面上看，屈子思想與儒家相通，即以“人”的方式去對待社會、自然、自我。所以，在屈騷裡，楚國的命運即屈子之命運，自我的價值即人格的完成，自然世界的演示即人生追求的演示，對大自然的疑問、探究即對人生的疑問、探究。但是，在屈騷中，人與社會、自然、自我之間的關係，再也不是儒家那種和諧一體、克誠至善、溫柔敦厚的關係爹在非理想的社會、自然面前，儒家所講的“仁”的空想性、天真性、軟弱性，被深刻揭示開來；自我如何成“人”，這一過程的所有艱巨、痛苦與悲劇性，在這裡被一種尖銳的現實困境形式呈示出來，人與社會、自然、自我之關係問題，被聚焦於個體存在的意義問題上。因而，作為存在體驗最為內在層面的時間感受，在詩人思維中變得極為敏感、突出。尤其在《離騷》一篇，可發現屈原之時間感兩項最典型之特徵：

首先，屈原之時間感受中，今與昔之變化佔居極重要位置。由此一種變化，引起詩人心理情感的一份極深重之疑惑與憂慮。《離騷》的開篇，即是一個莊嚴的時間過去式，敘說一個神聖、高貴的生命之降生。此一“過去式”預示了今與昔之間不可調和的衝突。全篇可見衝突在心理上的反應。如雲：“忳鬱邑侘傺余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鷙鳥之不群兮，自前代而固然”“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鹹之遺則”。詩人對“前代”、“往昔”有著本能的一往情深，而對於“此時”、“今俗”則有一種優越的蔑視。但是，“今時”卻往往顯得比“往昔”更強大有力，於是詩人有遭時間遺棄之感：“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曾歔欷余鬱悒，哀朕時之不當。”因此，亦可以說，屈原的時間感，乃是透過其主體“此在”的一種悲哀抑鬱心理而呈現出來，有突出的悲劇性意味。這一悲劇性意味，便融凝為一整套“草木零落”、“眾芳蕪穢”的美麗而傷歎的意象。這在屈原其他作品中，亦不斷重現。如《悲回風》雲：“薠蘅槁而書離兮，芳已歇而不比。”《惜往日》雲：“何芳草之早夭，微霜降而下戒。”花果飄零之歎，根源於那潛抑的、本能的、對生命光華的向往，根源於想不顧一切追求生命理想的欲望。因而，惜花之悲，無非是用否定的情感形式，表達強烈的生命欲求。

其次，屈原對時間的現在式與將來式，有一種突出的緊張感。如《離騷》中，以“朝……，夕……”構成的句式，凡六次。在此一句式中，即含有一種焦急，一種緊追，一種動態性極強的意味。詩人所關注的政治問題，以及超政治的人生境況問題，似乎都因時間感受的反覆參與，而變得異常尖銳、緊張、壓抑、沉重。

置身於滾滾不息的時間之流，詩人充滿時不我待之感：“汩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個體生命價值的存在，在“忽其不淹”的時間流動形式面前，尤為突出出來。詩人的情感亦由此而熾熱：“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企圖抓住刻刻飛逝的時間之車，以成就“我”的存在的高貴價值。於是，詩人緊張地投身於這一“現在式”之中：“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於縣圃。欲少留此靈理兮，日忽忽其將暮。”與時光之流沉浮、激蕩、衝進，成為《離騷》中抒情主人公的一個最基本的形象特徵。儘管有一個時刻，詩人似已控制了時間之車，可以令羲和“弭節”，可以命望舒、飛廉為扈從，可以讓風鳥引領我超越時間，奔向前方——似乎忘記了那一份緊張與恐懼，有一種“聊須臾以相羊”之悠然。儘管如此，詩人依然隱隱感覺到“時間”刻刻由背後迫進，鞭策著他的生命之車，精進不止：“及余飾之方壯兮，將往觀乎上下。”由此，深刻呈現出時間體驗在屈子情感心理深處之一種不可抗拒力量。

時間之今昔對照所顯示的否定性力量，在詩人的體驗中被轉化而為生命升華中的肯定性力量。花草之擷取而為象徵：一是因其美好、純潔，一是因其必然隨時間消磨而枯萎、而凋零。美好純潔的價值，因時間之踐踏、剝損方顯得更為美好、更令人珍惜。因而在引起詩人無限感歎的同時，也引起詩人對自身美好人格的無限珍愛。其情雖然感傷，卻並不頹唐。

時間之無限與永恆，在詩人與以搏擊的過程中，被轉化為詩人人格理想追求中的肯定性品格。在時光無限與人生有限的強烈碰擊之中，與其說前者消滅了後者，不如說前腎肯定了後者。詩人的人生價值，正因為這“緊張”而凸現。

屈子之時間體驗，其基調是勉勵生命的，是一種由悟入自身的有限而勇敢地直面永恆與無限的悲壯之美。作為屈子精神之重要感情形態之一。對後世詩人影響深巨。

屈原對時間“此在”的緊張感，成為後世詩歌中時間意識的一種典型感受。如陶淵明《雜詩》一：“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在陶詩中，時間也成為詩人關注人生意義問題的觸媒。詩人反覆提到“舟”在壑之中激這一意象。

如雲“虎舟縱逸棹，回復遂無窮。”生命在此一衝激之下，將何以安頓？《雜詩》之三雲：“壑舟無須臾，引我人得住。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這種對時光流逝的恐懼、憂傷，不是引向否定生命，相反卻令人振發、警動。

《雜詩》之二雲：“氣變悟時易，不眠知夕永。欲言無余知，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淒，終曉不能靜。”深夜不眠之時的心態，最能體味時間與人的存在性的息息相通，最能反思個體生命的意義。這也成為一種有關時間的典型感受，後世詩人多有以《夜坐》為題的詩歌，即不斷重複屈子“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而不去”（哀《悲回風》）的體驗。

由時間感而引起的痛苦感，隻屬於真正珍惜生命的有志之士。《離騷》中的時同感受，後世詩人繼承最多者，是“草木零落”意象。如陳子昂《感遇》第二：“蘭花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獨空林色，朱蕤冒紫莖。遲遲白日晚，嫋嫋秋風生。歲華盡搖落，芳意竟何成！”如注家指出：“紫莖”由《九歌·少司命》“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化出；“白日”由《離騷》“時暖暖其將罷兮”化出；“秋風”由《九歌·湘夫人》“嫋嫋兮秋風”化出；“芳意”由《九章·悲回風》“蘭茝幽而獨芳”化出，“搖落”由《九辯》“草木搖落而變衰”化出（見高步瀛《唐宋詩舉要》）。

傷春、傷晚、惜花，此一意象在後世詩人李商隱、韓偓等人的作品中不勝枚舉。僅以李商隱《花下醉》一詩為例：“尋芳不覺醉流霞，倚樹沉眠日已斜。客散酒醉深夜後，更揮紅燭賞殘花。”詩人之所賞，不是初開之花苞與綻放之奇香，而是行將凋謝的殘花在生命之最後瞬間所呈現之一種全幅的光華，是時間之“日斜”與深夜之獨醒時對生命之證悟。同類作品，無論其內容為少年意氣之近懷、青年純情之感傷；無論其情意為往昔盛日之眷戀、理想熱情之重溫，大多由一種自傷、自悼之中升起一份自珍、自愛之情，含有勉勵生命的人文品性。芳菲世界的雙重象徵，是屈子所開示的中國詩歌關於時間感受的文化精神的象徵。

倘若以一首小詩，透示屈子型時間感受的人文基調，則以陳子昂《登幽州台歌》為最佳之選。試比較：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遠遊》）

這裡的時間感受，不是儒家式的單純樂觀——“無往不複，天地也”（《易、彖傳上》）；不是儒家式的非個體感受——“悠久所以成物，博厚配天，高明配地，悠久無疆”（《中庸》）；也不是老莊式的無悲無欲、化入自然、消融自我。這裡的時間感，鮮明突出了個體生命意味，個人情感的真實性。同時，這種真實，這種在浩瀚無垠的宇宙時空面前，所體驗到的“愴然”與“哀”，又都超越了一已，具有了全人類性質。因為，這種人類根本困境的深哀巨痛，由於面對闊大、永恆、無限、悠久的宇宙時空而具有超越感。那些日常瑣屑的計較，那些一已淺小的煩悔，那些此起彼落的利害，那些恩恩怨怨的苦悶，一一洗落、剝盡。在悲壯的時間深谷中漸漸升起的，是那擁有生命之自覺意識，勇敢迎向無限與永恆的詩心。這即是屈子型的時間生命意識在後世詩人心靈裡的莊嚴回響。

縱浪大化

屈的時間感受在儒家以“人”為主位的價直態度中凸現了“人”的個體存在性質。莊子的時間感受，則是由道家以“自然”為主位的價值態度轉運站出，凸現了“人”的生命自由問題。道家思想的中心詞“自然”。《老子》二五章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五一章雲：“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儒家企圖通過人性的文化（仁），來重建文化的人間（禮）；而道家則直面天崩地坼的時代，直面人間的苦難與人生之荒謬，否定儒家的文化重建。更重要的是，道家在此一種否定的同時，在對人間苦難、人生有限、文化理想、美好社會均感悲觀之同時，生發出一種對宇宙自然的向往，對個體生命存在奧秘的向往。

於是，“自然”在作為宇宙與萬物之根本屬性的同時，又成了個體生命、精神靈魂的依托與安頓；由對文明所帶來的災難、異化的反感、失望、厭棄，而產生思維方式、情感態度、價值觀念的轉換。於是，道家對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我三大基本問題的見解，就不同於儒家以人為本位，而是以自然為本位。其基本致思中心，就是以自然的方式對待自然，以自然的方式對待社會，以自然的方式對待自我，譬如，《莊子·至樂》篇有一則“魯侯養鳥”的寓言：

……，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禦而觴之於廟，秦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鳥也，非以鳥養鳥也。

魯侯以美酒佳肴、禮樂文化去“養鳥”，此種方法，屬於由原始祭祖圖騰儀式（玄鳥即殷民族始祖）轉化而來的儒家禮樂文化之方法，即以人道（禮樂）的方式去對待自然。莊子所說的“以鳥養鳥”，正是以自然的方式對待自然。此即為老莊精神的根源。由此出發，對待社會，主張“遊於彀中”、全生遠害，以無用為大用，以無為為自由；對待自我，主張人的內面的靜與柔，人的深層的虛與遠，開示一種“真人體道”的境界，在“死生一如”的人生觀、“安化”、“心齋”的審美態度中，獲取個體生命存在的安頓與止泊。

如果說，儒家由人與自我的關係出發，推己及物，攝物歸心，新新不已，完成人、社會、自然的人文化的學說，而道家則由人與自然的關係出發，虛懷歸物，同流大化，與道懼往，完成自然、社會、人的生命自由理論。而時間感受，正是人與自然關係之中的一個焦點。

與屈子相同的是，莊子的時間感受也是一種自然與人世、無限與有限的二元對照。他們不同之處在於：屈子由無限透出，肯定有限；而莊子則是由放棄後者選擇、皈依前者。屈子之時間感，屬於上述以人為主體的價值態度，是一種強烈的返回自我價值的時間體驗；而莊子之時間感，則屬於上述以自然為主位之價值態度，它否定人的知性，人的主觀認知框架、人的經驗時空感，進而否定人為的虛偽價值。

如《逍遙遊》中“謬悠荒唐”的比喻：“朝菌不知晦朔。惠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春生夏死、夏生秋死的寒蟬不能與人類有時間的共喻，而人類亦不能與“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的大椿有時間的共喻。人類與惠蛄的時間感為一勘破人的主位，便進入時間與太空的逍遙。“逍遙遊”，即“自然人”的無時間存在狀況，如莊子所一再描繪的形象：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汽，禦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逍遙遊》）。

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飄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齊物論》）

這裡的“大澤焚”、“河漢冱”、“破山”、“振海”，可能是時間上經歷了億萬斯年的桑海桑田之巨變。而“至人”、“神人”卻處變不驚，萬變不能撼其身。因為他已脫離了時間結構的管轄，“乘雲氣、騎日月，而遊於四外之外”。屈子亦曾有過駕禦時間，令日月為仆從的經驗，但畢竟那麽短暫、那麽虛幻，因為他時時回到真實的“我”的現實存在；而這一存在，在莊子，早已放棄。歸依自然，無時間感即是快樂感，此為，莊子不同於屈子的詩化感受。

莊子對人的知性、經驗時間的否定，引向對人為價值、理性的否定。“往古來今曰宙，天地四方曰宇”。在莊子看來，時間、太空一樣，皆無邊無際、無窮無盡：“有實而無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庚桑楚》）惟其如此，在這無限時間之流面前，人類的一切努力，皆極其渺小、短暫、有限、無意義。莊子將有關人生困境之種種，如貧富、貴賤、賢愚、窮達、功庸、老少、美醜、有無、始終、古今、生死等，一一投放入絕對無限的時間之流之中，由時間的衝刷而使之全部失去各自顏色，變成彼此流轉、了無定性的時間之流之一部分。中國詩歌中的時間感受，亦深深胎息於莊子。最早的嗣響，乃是《古詩十九首》：

迥風動地起，秋草萋以綠。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第十一）

回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第十）

時光飛逝的感受，引起最大的刺激，莫過於生命短促的悲哀：

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第十）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第十四）

這種無限與有限對照的悲哀，不是象屈子那樣引向珍惜自身精神的美好，而是引向莊子那種對純粹客觀的自然時間的臣服：不是象屈子那樣由時間消逝而加倍珍惜社會性價值如政治理想等，而是如莊子那樣去厭棄和否定社會性價值如富貴、功名等，去肯定自然屬性價值如感官享受、性愛等。

然而，古詩又不同於莊子。在莊子那裡，生死、窮達、禍福都在時間之維中變得相對化了，莊子能得到一種無時間感，古詩卻做不到。詩人們依然相當世俗地堅執於生死、窮達、禍福的對立。人在時間長流之中的存在恐慌感，更加重了此種對立，因為時間使人越來越清醒地意識到朝向死亡的不可逆，同時，時間又越來越經常地奪去人生的所有幸福。因此，莊子的樂觀主義變而為漢魏時期士人的普遍悲哀音調。僅僅就此種悲哀而言，又跟屈騷音調有相通之處。

漢魏士人以他們特有的時代苦悶，在莊子那裡接受生死憂患，在屈子那裡悲世情懷。阮籍《詠懷》八十二首正是亦莊亦騷的時代音調之典型。如第三十三首雲：

一日複一夕，一夕複一朝。顏色改平常，精神自損消。胸中懷湯火，變化故相招，萬事無窮極，知謀苦不饒。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

“一日複一夕，一夕複一朝”，其語調猶如時間性質本身，極接近莊子客觀時間感受，而非如屈子“朝……，夕……”式的緊張。“萬事無窮極，知謀苦不饒”，亦表明在時間推移之中，人為一切“知謀”的主動放棄，更屬莊子式的“消解知性”，然而，胸懷湯火、足履薄冰的意象，則表明詩人內心衝突之劇烈，以及對自身存在之重視，此又更多屬於屈子式的。肉體可以隨時間之推移而“改平常”，而精神則難以如莊子般平靜淡然、任化而返。精神之損消，與其說是時間所造成的客觀必然，不如說是因內在情感的“湯火”相煎而自殘，這也是屈子式的。一方面屈服於時間，另一方面又不放棄社會性的自我價值，其內心深處的情感體驗，無疑比古詩更為深刻。

上述陶詩中屈子式時間感，僅為陶之一部分。另一部分則屬莊子式。亦可以說，漢魏詩人時間感受中的悲哀調子，到了陶淵明方有了某種轉換。莊學由魏而晉的普遍研習與長久浸漬，以及陶潛本人天性中一份哲人的睿智，使莊子的深層意蘊在他那裡得到了最佳詩化表現。此種轉換反映在陶詩中，猶如一部複調樂曲，第一聲部仍舊為漢魏哀音：

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擬古九首》之七）

一旦百歲後，相與還北邙。（《擬古九首》之四）

一生複能幾，倏如流電驚。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成！（《飲酒二十首》之三）

第二聲部，則是莊子的樂觀調子：

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複獨多慮，（《形影神·神釋》）

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會，逝將不複疑；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飲酒二十首》之二）

陶詩中不少作品，即是上述結構之完整凝縮：由第一聲部的漸弱，到第二聲部的漸強：如《飲酒二十首》之七即由“草木零落之哀”，到“酒”到“歸鳥”。後兩類意象，乃是陶潛最具個人獨創性的詩化哲學意象：

秋菊本佳色，裛露掇其英。沮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

日人群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時間之流逝，被輕視地輯化為一觴一觴美酒頻傾的生命形式，哀轉化為樂；而一天之中時間的終結，則被精致地凝固成一幅萬物安息的畫面，置於詩人掌中玩撫不己，悲慨轉化而為衝淡。陶真正理解了莊學精神。蘇東坡雲：“靖節以無事為得此生；以今日一日無事，便得今日之生。故為物所役者，即終日碌碌，豈非失此生也？”（《東坡題跋·題淵明詩》）。東坡亦理解了淵明，透出時間感上一種“任化”，得到生命之大真大全，即陶詩精神。

陶淵明將時間流逝化為酒杯頻傾，這一意象，亦與屈子的草木零落意象一樣，成為中國詩人時間評化感受的一個共通心理原型。如唐代詩人李頎《送陳章甫》雲：東門沽酒飲我曹，心輕萬事皆鴻毛，醉臥不知白日暮，有時空望白雲高。

唐大以其普遍的時代樂觀主義，燦爛的生命情調，又轉換了陶潛式寧靜的理智和衝淡的心境。心同樣為樂觀，這裡不再是陶詩式的深觀洞化，而是生命浪漫意識的高揚：“善惡死生齊一貫，隻應鬥酒任蒼蒼”；“人生不得恆少年，莫惜床頭沽酒錢。”酒仙李白更大量用酒來取代對時間的敏感：一雙醉眠輕慢不屑地瞥向時間那匆促的步態。詩人曾如此高唱：

將進酒，杯莫停，……鍾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用醒。（《將進酒》）

百年三萬六千日，日日須傾三百杯。（《襄陽歌》）

生命的歡樂征服了時間的恐懼，從過去到現在，從現在到將來的永恆時間，全被淹沒在酒杯之中。陶淵明說：“我無騰化術，必爾不複疑，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荀辭。”（《形贈影》）“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酒，作為對生命流逝的自我麻木，由此取得一種時間幻覺，而在李白，酒意中的時間感，是符合自然本性的，是真實的。所謂“三杯通大道，一鬥合自然”。（《月下獨酌》）所謂“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亦無酒泉；天地既愛酒，愛酒不愧天”，他甚至要勸時間也飲上一杯：

吾欲攪六龍，四車掛扶桑，北斗酌美酒，勸龍各一觴。富貴非所願，為人駐顏光。屈子令龍弭節，望崦嵫無迫，為實現社會性的價值。李白勸六龍觴飲，為延長感性生命。酒在李白眼中，已不僅為個人之一種“忘憂物”，乃是普天同醉、萬古同醉之物。

有時，時間真的“醉”了：

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複一杯。〈《山中與人對酌》）

山花向我笑，正好銜杯時。（《待酒不至》）

對飲的節奏，似乎與花開的節奏同步相應。所以，詩人一旦敏感到時間，即刻便會想到酒。時間與酒在詩人那裡有一種微妙的神奇聯繫。如雲：

春風東來忽相過，金樽淥酒生微波。落花紛紛稍覺多，美人欲醉朱顏酡。（《前者有酒樽引》）

由春風到酒波，由落紅到醉酡，隱然有一種時間與酒之間的感應：落花由極易使人歎逝之物，轉化為酒的燦爛生命色彩，春風引起酒杯中優美細小之漣漪，不正是時間的長度轉化為生命的密度的極妙象徵麽？借助酒力，以消解那一種經驗的時間知覺，以消解時間所造成的真實痛感，“忘”便是酒與詩與對間的最基本聯繫。

時間所造成的真實痛感，在中國詩人最喜表現題材“詠古”之中，亦是極普遍的情感基調。在詠古詩，詩人有一個共通的時間感受模式：著眼於天地自然的“不變”與人世社會的“變”之間的對比。換言之，似乎他們不約而同地發現這樣一個真相：宇宙自然了無時間傷害的痕跡，而人世社會卻往往被時間踐踏得遍體鱗傷。如下引詩句：

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劉禹錫《西塞山懷古》）

江山不管興亡事，一任斜陽伴客愁。（包佶《再過金陵》）

一千五百年間事，只有灘聲似舊時。（《陸遊《楚城》）

浮世已隨塵劫換，空江仍入大荒流。（戎昱《登黃鶴樓》）

這可以說是中國古代詠古詩代代相承的典型音調。山色依舊青青，河水依舊長流，英雄當年之事業，則一去不複返。“英雄一去豪華盡，惟有青山似洛中”（許渾《全陵懷古》）；“升平舊事無人說，萬疊青山但一川”（吳融《過幾成口》）。柳色照樣青，山花照樣開，明月照常有，而昔日那美好的人、事，如今安在？“無情最是台城柳，依舊煙籠十裡堤”（韋莊《台城》）；“庭樹不知人去盡，春來還發舊時花”（岑參《山房即事》）。自然山川千秋永在，而人世價值轉瞬即逝，無論是人間至巨集大、至精微之創造，到頭來：“弦管變成山鳥弄，綺羅留作野花開，金輿玉輦無蹤跡，風雨惟知長碧苔”（李遠《聽人話叢台》），永遠敵不過青春永在、生命常存的大自然。

既然如此，為何人偏要有如此痛苦的時間感呢？無時間感即無痛苦感。“爭得便如岩下水，從他興廢自潺潺”（吳融《武關》）：“不管興亡城下水，穩浮漁艇入淮天”（賀鑄《登戲馬台》）。象自然那樣去對待一切，豈不是一種幸福？於是，人世與自然、有限與永恆的鮮明對照中，中國詩人大多懂得一種自然觀照方式，放棄前者，皈依後者，勘破知性時間，進入無時空的逍遙。這便是莊學精神在中國詩歌中深深打下的印痕。

生生之證

王國維《人間詞話》中有這樣一段：

“風雨如晦，雞雞不已”，“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樹樹皆秋色，山山盡落暉”。 “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裡斜陽暮”，天氣皆相似。

這裡拈出的一種詩境，實即以屈騷為典型的時間詩化體驗一大傳統，此一種傳統，從表面上看，只見風雨、冬雪、秋雲、日暮，為時間的向下沉落，為時間之壓力感，為時間之邊緣狀態。然而從精神、“天氣”看，則為壯心不已之志士情懷，為九死不悔的生命意志，為獨立蒼茫之一種聖賢境界。人的生存性即時間性。然而，倘若沒有時間的邊緣狀態（落暉、日暮），則亦不會有生命的邊緣狀態；而沒有生命的邊緣狀態，人就無法真切本驗生命。因而，這裡的時間，作為詩之審美觸覺，已深入生命價值的底蘊，呈示時間與生命此在的澄明，顯出中國人文精神之一種至高境界。

宋人羅大經《鶴林玉露》亦有一段話，代表另一種時間體驗，語雲：

唐子西雲：“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堦，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初汲山泉，拾松枝，煮苦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麋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清泉，漱齒灌足……歸而倚仗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妙絕。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蓋少。彼牽黃臂蒼，馳獵於聲利之場者，但見袞袞馬頭塵，忽忽駒隙影耳，烏知此句之妙哉！（卷十六）

這不僅是傳統田園山水情趣意境的典型表現，而且是中國文化關於時間體驗的生動標本。這裡，時間的一維性已由山靜日長的細膩感受所代替；過去、現在、將來的人為抽象時間概念在永恆自然的領悟中層層剝落，自然化的人只是進入當下、此時、瞬息。

“頃刻”可以體味“萬狀”，心境可以容留大化。生命的長度，亦由時間的密度所替代，由此得以充分地品嚐人生、消受人生，從而由另一面提升生命存在的價值。這是以老莊為主體的傳統所真實體驗到的生命的詩情。

中國詩之時間感，與中國文化的生命態度緊緊相關，無論其為烈士的勉勵生命，或為高士的縱浪大化，皆歸於生生之道的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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