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劉以鬯：讓香港現代主義開花結果

劉以鬯：讓香港現代主義開花結果

——訪香港文學研究學者趙稀方

王 楊 | 文

劉以鬯

香港著名作家、編輯家劉以鬯於6月8日下午2點25分在香港逝世，享年99歲。

劉以鬯，原名劉同繹，1918年12月7日生於上海，祖籍浙江寧波鎮海，1948年底定居香港。劉以鬯自上世紀30年代起投身嚴肅文學創作，創作涵蓋小說、散文、詩歌、評論等門類。代表作有小說《酒徒》《對倒》《寺內》《打錯了》《島與半島》《他有一把鋒利的小刀》《模型·郵票·陶瓷》，評論《端木蕻良論》《看樹看林》等。他在創作中完好繼承了五四新文學傳統，率先引介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為香港文壇哺育了一大批作家，被稱為“香港現代主義文學之父”。劉以鬯先生逝世後，記者就劉以鬯的文學創作特色及成就等話題，採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二級研究員、香港文學研究專家趙稀方。

記 者：劉以鬯先生在百歲時離開了我們。劉先生的一生可以說是參與了中國文學近百年的發展歷程。在您看來，劉以鬯先生文學生涯中最重要的貢獻有哪些？

趙稀方：劉以鬯的重要貢獻，簡要來說，可以分幾個方面：

一是現代主義倡導和實踐。香港最早的現代主義思潮，開始於1956年馬朗創辦的《文藝新潮》，劉以鬯在其後期有作品發表。1960年，劉以鬯主編《香港時報》副刊“淺水灣”，重新聚集現代主義人馬，並將香港現代主義推向高峰。他本人也致力於現代主義實踐，於1963年創作出《酒徒》這一華語文學經典，使得香港現代主義開花結果。

二是以文學為本體，扶植年輕一代。五六十年代以來，香港文壇左右鮮明對立，劉以鬯在政治之外倡導現代主義。70年代前後，隨著戰後出生的新一代港人長大成人，香港文壇發生了歷史輪替，不過劉以鬯卻繼續為年輕人所追捧。新一代香港本土作家多數傾向現代主義，是在劉以鬯等人的引導下成長起來的。

三是主編報刊，經營香港文學。自1941年大學畢業在《國民公報》和《掃蕩報》做編輯，一直到2000年前後卸任《香港文學》主編，劉以鬯擔任報刊編輯約60年時間。其中較為有名的是1960年《香港時報·淺水灣》和1985年的《香港文學》，前者推動了五六十年代香港現代主義運動，後者整合了香港文學的不同流派。

人民文學出版社即將出版的“劉以鬯經典”系列

記 者：上世紀40年代，劉先生在上海就開始創作、編輯報紙副刊，還創辦了“懷正文化社”，出版現代文學著作，與施蟄存、徐訏、戴望舒、姚雪垠等有諸多交往，您認為這對劉先生之後的文學創作有怎樣的影響？

趙稀方：說劉以鬯是香港作家，其實隻說對了一半，他資格很老，早期其實是現代文學作家。很少有人知道，中學時代劉以鬯就在上海參加了無名文藝社和狂流文藝會，並在《人生畫報》1936年5月2卷6期上發表了第一篇小說《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中學畢業後，七七事變爆發，劉以鬯入聖約翰大學，又在《文匯報》副刊“文筆”發表了多篇小說。大學畢業後，他就開始在多家報刊任編輯工作，並發表作品。他還於1945年創辦了懷正出版社，出版戴望舒譯波德萊爾《惡之花掇英》、施蟄存《待旦錄》、李健吾《好事近》等著作。後來他與姚雪垠計劃創辦《小說雜誌》，因戰爭環境而中止，他帶著一部分稿件如孫伏園的《魯迅先生的小說》、戴望舒譯《英國小說中的旅行》等來到香港。1951年，他在編輯香港《星島周報》時，把這些文章發表了出來。

劉以鬯是從內地走出來的。他的純文學和現代主義的文學趣味，都來自於中國現代作家。劉以鬯與後來香港作家不同的地方在於，他有深厚的中國現代文學情節，他很喜歡評論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作家，自己的創作也是對於20世紀上半葉現代主義的繼承和發展。

記 者：劉先生的《酒徒》《對倒》等作品寫了知識分子的苦悶和生存，特別是香港這個國際性城市中人的現代性經驗，這是否可以看作香港文學的一種獨特性表達，其獨特性在哪裡？

趙稀方：劉以鬯的現代主義是很獨特的，這來自於香港文化格局的獨特性。由於殖民性、商業性等各種因素，香港既不具有深厚的中國文化傳統，同時又沒有建立起現代西方都市特有的那種人文傳統，由此成為一個失去了文化根基的、純粹實利化的城市。在香港，一切以金錢為中心，因此所謂文化只能是金錢支配下的畸型兒。這裡的報刊完全按照“生意眼”選擇作品，對於他們來說，“小說與電影並無區別，動作多，就是好小說，至於氣氛、結構、懸疑、人物刻畫等等都不重要”。真正的文學與藝術，成為了“票房毒藥”，因此在香港是最不值錢的東西。在此種情形下，最暢銷的文化作品是武打、黃色小說與動作片、粵語片。《酒徒》中的“酒徒”是一個職業作家，他14歲就開始從事嚴肅文學創作，有著較高的中外文學素養，他編過純文藝副刊，辦過頗具規模的出版社，出版五四以來的優秀文學作品。來到香港後，為生活所逼，他不得不放棄了二三十年的努力，開始為報刊寫武打色情小說。他無法不受自己良知的指責，但不如此又無以為生，只好沉溺於酒中，用酒精來麻醉自己。

如果說西方現代主義多反映理性社會中人的精神分裂，香港的現代主義則較少人性的形而上體驗，這裡最為急迫的現實是商業性對於文化的侵蝕，是金錢對於人性的扭曲。《酒徒》（1962）全面反映了60年代香港的文化沉淪狀況，揭示了商業化的香港都市對於人的心靈的壓抑與扭曲，並發展出了一套現代主義的敘事模式。

記 者：《酒徒》究竟有何藝術特色？

趙稀方：《酒徒》被稱為中國當代第一部意識流小說，劉以鬯並沒有首肯這一說法，他只是說《酒徒》中運用了意識流手法。的確，劉以鬯對於西方意識流手法作了中國式的改造。意識流小說雖能深刻展示人的內心的無意識心理，但那種錯亂無序的形而上意識並不符合要求情節的中國讀者的閱讀期待。劉以鬯最喜歡的作家是喬伊斯，但他最喜歡的作品卻不是《尤利西斯》，而是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其原因就在於《喧嘩與騷動》相對來說情節性強一些。《酒徒》的構思很巧妙，其主人公是一個常常酩酊大醉的酒徒，書中貫穿著“醉”與“醒”兩重結構。“醒”時主人公是理性的，書中的情節由此而得到交代；“醉”時主人公是失常的，他內心的意識流動合情合理。如此，讀者既明白了情節，又感受到了人物內心流瀉的深度。

劉以鬯一直致力於“以詩的語言去寫小說”，其跳躍的、意象性的詩歌語言產生了獨特的效果。《酒徒》的詩化語言主要表現為：一、語句的分行、排比，段落的複遝；二、指陳性的敘述變為意象性的暗示。普通小說的散文體線性語言已被分行的、長短不一的、意象性的語句所代替，這給讀者以突兀、跳躍，又含蓄、朦朧的感覺，正切合了心理流動的特徵。劉以鬯《酒徒》的詩化語言或許受到了西方意識流小說的啟發，但他已將其化為己用了，《酒徒》中的意象與韻律無不顯出作者不同於西方的東方詩國氣韻。

記 者：劉先生的現代主義寫作方式或者說流派後來在香港的發展情況怎樣？是延續了還是發生了一些變化？

趙稀方：就劉以鬯本人來說，他在《酒徒》中堅持不懈地進行實驗小說寫作。他對傳統小說結構的變革主要有兩種類型：意識流與反小說。《酒徒》之後，劉以鬯主要將意識流運用於“故事新編”上。魯迅以來，故事新編在中國現代文學中歷有傳統，但劉以鬯的《寺內》等小說的隱性心理流動卻另出機杼。“反小說”指對於傳統小說結構的拆毀，《對倒》吸收福克納《野棕櫚》中的音樂“對位法”，分別用不同章節寫兩個人的故事，效果十分獨特，無怪乎後來引起王家衛的興趣。

就傳承來說，香港五六十年代現代主義後來主要為新一代本土作家所繼承。從70年代中期開始，新一代港人浮出歷史地表，出現了《四季》《大拇指》《羅盤》等報刊，至《素葉文學》而達到高峰。也斯、西西等新一代港人，自覺繼承發展了劉以鬯第一代現代主義的傳統，吸收“新小說”“魔幻現實主義”等最新西方現代後現代文學思潮，將香港現代主義發展到了新的高度。

記 者：劉以鬯後期以主編《香港文學》聞名，這個刊物在文學史上有何貢獻？

趙稀方：劉以鬯在香港主編刊物最成功的一次，是1985年主編的《香港文學》。80年代香港文壇面臨著危機，特別到1984年，隨著《詩風》《當代文藝》和《素葉文學》的停刊，香港文壇幾乎到了彈盡糧絕的地步。在這樣一種危急情形下，《香港文學》挺身而出，重振香港文壇。作為主編的劉以鬯，因為自己的特殊地位，重新集聚了香港文壇各路兵馬。無論左與右，無論本土與南來，無論老年與青年，多數都能在《香港文學》上發表作品，由此形成了香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學匯流。《香港文學》不但接續了香港文學的命脈，也創造了80年代以後香港文學的新的生命。

在《香港文學》的辦刊過程中，一方面，劉以鬯作為南來文人，很重視銜接中國現代文學傳統，僅1985年第一年，《香港文學》就刊載了“戴望舒逝世三十五周年紀念特輯”、“鬱達夫殉難四十周年紀念特輯”等中國現代文學紀念專輯；另一方面，劉以鬯作為香港作家，又非常重視香港文學學科建設，發表了大量的香港文學報刊史料及評論，有意識地建構香港文學史。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香港文學》一直以大量的篇幅關注中國內地之外的華文文學，刊登了台灣、澳門及其東南亞、北美、歐洲等地區的華文文學，在世界華文文學的體系構造中，確定香港文學的主體定位。《香港文學》由此成為世界華文文學的重要陣地，這是香港作為一個獨特文化太空的價值所在，也是它對於中國文學的最大貢獻。

劉以鬯（右）與趙稀方合影

記 者：您與劉先生有過哪些交往？劉先生的為文為人有哪些特質給您印象最深？

趙稀方：我發表的第一篇香港文學研究的長文，是1996年10月發表於《香港筆薈》雜誌上的《劉以鬯與現代主義》一文。劉以鬯的創作，在漢語文學中別開生面，吸引了我，也是我走上香港文學研究的動因之一。

後來一直與劉以鬯先生並無深交，只是在學術會議等場合見面，有學術上的交流。作為學者的我，感覺比較深的是，劉以鬯先生不但是作家，同時還是一個學者，這與中國當代作家是不太一樣的。

劉以鬯對於現代小說有很獨特的看法。他認為“現實主義應該死去了，現代小說家必須探求人類的內在真實”。在他看來，香港的“文藝小說”尚沒有達到五四時代的水準，而中國現代小說與同時代的世界西方一流小說相比，仍然是落後的。《酒徒》第5節中，荷西門在談到中國五四以來文學成就的時候提到茅盾的《子夜》和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我”卻提出“以我個人的趣味來說，我倒是比較喜歡李劼人的《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大波》與端木蕻良的《科爾沁旗草原》”。至於短篇小說，“我”認為茅盾的短篇小說只是“中篇或長篇的大綱”，巴金的短篇只有《將軍》值得一提，老捨的情形也差不多，“照我看來，在短篇小說這一領域內，最有成就、最具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的首推沈從文”“談到Style，不能不想起張愛玲、端木蕻良與蘆焚（即師陀）。張愛玲出現在中國文壇，猶如黑暗中出現的光”。我們知道，內地對於沈從文、張愛玲等中國現代作家的重新評價，一直到新時期才開始，劉以鬯早已經在寫於1962年的《酒徒》中就對此有大量闡述，應該是很有遠見的。

至於為人，覺得他比較低調。不過，也聽過香港文壇內部的一些人事關係，了解不多，並且這些都已經過去了。

本文發表於《文藝報》2018年6月15日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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