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會讓孩子讀《海的女兒》嗎：文藝作品中的“三觀”爭議

近日，有網友在微博上表示，自己從來沒有給女兒讀過《海的女兒》這種“經典童話”：“就為了一個只看過一眼的男人，需要用姐妹的資源（美麗的長髮）、自我的閹割（無法說話）和終身痛苦的代價（直立行走如刀割），換一個所謂的愛情……矮化海洋女性物種，跪舔人類男性。”她還認為，“包括所有happy ending的王子公主式童話也不適合講給女孩聽。她們不是只能年輕美麗柔善可欺，也不是只能有嫁給王子這一種結局。”

這位家長的發言在互聯網上引發廣泛的爭議。支持者認為，“我覺得童話是很可怕的，從小洗腦小女孩結婚就是happy ending，問題是結婚才是一切的開始”；反對者也嘲諷道，“童話都是糟粕，讀了會被男人騙，建議您給女兒讀婚姻法”。

這並不是童話作品第一次引發爭議。去年《胡桃夾子和四個王國》在北美上映前夕，凱拉·奈特莉做客《艾倫秀》做宣傳時，她提到某些迪士尼動畫片在她看來其實三觀不正，例如經典名作《灰姑娘》和《小美人魚》，她就禁止自己三歲的小女兒觀看，以免她從小受到壞影響。《小美人魚》就是改編自安徒生的《海的女兒》，在奈特莉看來，為了一個男人放棄自己美妙的歌喉，不值得推薦。

除了童話以外，其他類型的文藝作品也常常因為三觀問題引發爭議。從去年豆瓣“三觀黨”的討論，到《都挺好》大團圓結局看似“三觀正”實則對女性價值的貶低的批評，“三觀”愈發成了我們閱讀一本書、觀看一部影視劇中的顯性問題。究竟該如何合理地評價文藝作品中的三觀？

變化中的“三觀”

什麽是三觀？簡單地說，它是我們常說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總和，代表著一種普遍性的道德規範和道德理想。因此，所謂正確的三觀應該是以真善美為旨向，比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做人要厚道，要對婚姻生活忠誠，出軌就該遭到道德唾棄，不可欺負老實人，要為受屈者鳴冤……這樣的三觀是民間社會賴以存在的底座，是民間社會井然有序的無形規範。

問題在於，三觀是不是亙古不變的？

有些原則的確是千百年來人們一以貫之遵守的，與此同時，又有許多規範和準則在某個時代是約定俗成、自然而然，但隨著時代演變，它們便顯得陳舊、落伍，亟需被時代淘汰。比如在封建社會，“男主外，女主內”是常態，男子可以“三妻四妾”，女子卻必須“三從四德”。在那個時代，這是正確的三觀，但今天如果還有人信奉這一條標準，肯定會遭到批評和撻伐。

由此可見，從來就沒有脫離時代孤立存在的三觀，我們對於文藝作品三觀的評價必須考慮到具體的歷史語境，充分理解寫作者的思想“局限”——人不可能揪著自己的頭髮脫離地球。假設無法理解這一點，那麽古典文學名著裡幾乎沒有所謂正確的三觀：《紅樓夢》賈寶玉前後跟多少人有過情感關係，對情感不忠誠；《水滸傳》中幾乎沒有“好人”，要麽人格有失要麽濫殺無辜，像李逵這種把小孩劈成兩半的簡直是恐怖分子……

《海的女兒》創作和發表的歷史語境，也非常複雜。這篇童話創作發表於1836-1837年，19世紀的歐洲女性地位遠遠低於男性，“女性低等”是當時普遍的意識形態。除了這個大背景外，也有安徒生的研究者指出，《海的女兒》是安徒生寫給一位同性戀人的隱晦“情書”，在戀人結婚前夕，安徒生表白被拒，後來創作了這個童話故事並再次寄給戀人，“海的女兒”寄寓著他對這段情感的情深與哀婉。所以安徒生說，這個故事只有成年人才懂得其內涵。

後人如果以所謂的“貶低女性”來解讀《海的女兒》，其實就是以21世紀的標準去要求一個生活在19世紀的人，既是苛刻，也是對一部作品內涵的窄化。

當然隨著時代變化，人們的三觀在變化，童話作品也在變化。自1937年迪士尼第一部公主片《白雪公主與七個小矮人》到2018年的《海洋奇緣》，80余年的時間裡迪士尼上映了10多部以女性為主角的動畫片，觀眾可以清晰看見這些女性的變化，她們從等待被王子拯救的公主，一步步進化成獨立、自主、追求自我、勇於探索的新時代獨立女性。

觀眾樂於接受《海洋奇緣》，不代表著《白雪公主與七個小矮人》就是糟粕，否則所有古典作品都將迎來“災難”。誠如賈樟柯所說：“對電影而言，惻隱之心非常重要，在理解人性困境方面，藝術是重要的出路。如今禮教在抬頭，過度的道德主義在抬頭，就意味著法西斯在抬頭。藝術不是法律，而是抒發情感的通道。很多事情我們總在避諱，讓道德主義長時間地施加於藝術，這種正義之名終將導致人文的災難。”

優秀文藝作品有遠超乎“三觀”的價值

但這仍無法解答那位媽媽的困惑：我們可以理解以前文藝作品的三觀缺陷，但並不代表著今天我們還要接受它們；我們可以帶孩子去看充滿女權主義色彩的《驚奇隊長》，而不是閱讀安徒生《海的女兒》。

這一邏輯的問題在於：將文藝作品的價值局限於“三觀正”，可實際上，文藝作品的諸多價值裡，“三觀正”背後的道德教化可能是排序最後面的——要道德教化，你讀思政課本效率更高。

文藝作品的首要價值在於，它“保存著對世界、對生活個別、殊異的感受和看法”（李敬澤語）。就像蘇珊·桑塔格在接受“耶路撒冷獎”的演說中說：“提供意見，甚至改正意見——無論什麽時候被要求——都會使小說家和詩人的看家本領變得廉價，他們的看家本領是省思，是感受複雜性。”

優秀的文藝作品不是做道德判斷，而是提供複雜性。它有虛構的特權，它有對人心的捕捉，它殫精竭慮地想象種種斑斕的內心景象，它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視野轉變”，不斷增加、修正、豐富、深化我們對人以及人所生活的這個世界的認識。

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是，文藝作品中那些出軌的女人。現實生活中，出軌者就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但許多文藝作品中觸及這個題材，我們的態度卻可能不同。比如《安娜·卡列尼娜》，安娜明明是個出軌的女人，但讀者看到她那種忠於自己情感的“生機勃勃”，又不免被她打動；比如韓國一些很經典的愛情倫理片，李政宰的《情事》，裴勇俊、孫藝珍的《外出》，全度妍、孔侑的《男與女》，均涉及男女婚外戀，但在導演細膩的鏡頭下，男歡女愛並非簡單的道德對錯可以概括的。

優秀文藝作品讓我們充分感受到“美”——文字的美、影像的美、形式的美；在給予美的同時，拓寬了我們對人性的與世界的認知——世界從來不是像法律寫的那樣清晰分明的，我們也能夠經由文藝作品“獲得一次短暫成為上帝的機會，抽離開此時此地，去帶著了解的同情，看善裡的黑暗，看惡裡的潔白。也只有在藝術品裡，我們才能自由地感受無人不冤，有情皆孽”（押沙龍語）。

同樣地，《海的女兒》之所以成為經典就在於它的美與豐富，不同年齡段的人會有不同的閱讀感受。就像魯迅先生說的：“孩子在他的世界裡，是好像魚之在水，游泳自如，忘其所以的，成人卻有如人的鳧水一樣，雖然也覺到水的柔滑和清涼，不過總不免吃力，為難，非上陸不可了。”對於一個兒童來說，他/她閱讀《海的女兒》首先感受到的也許不是所謂的三觀（孩子很難察覺到這層意思），更可能是童話本身的語言美，是悲傷，是愛，是一種非常熾烈的追求。

所以千萬不要太小看經典——它的價值遠超於三觀，也不要太小看你的孩子——他們對世界的接納和適應能力比我們想象的要強。

“三觀”也是批評方法，但應慎用

我們不讚成對任何文藝作品動輒以三觀為唯一標準來做評判，但這並不意味著，三觀不能作為一種批評手法。

魯迅先生在論述《紅樓夢》的主題時談到：“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真正偉大的作品是經得起多方的多重解讀的。就如同針對一部小說的批評方法，可以是新批評，可以是作家論，可以是精神分析，可以是結構主義，可以是解構主義，可以是後現代，也可以是道德論……

三觀當然也可以是一種批評角度。文藝理論大家朱光潛在《談多元宇宙》一文中，以戀愛與道德的衝突為例，對此問題也有非常精辟的論述。他說：“戀愛和道德相衝突時，我們既不能兩全，應該犧牲戀愛呢，還是犧牲道德呢？……就我看，這所謂‘道德至上’與‘戀愛至上’都未免籠統。我們應該加上形容句子說，在‘道德的宇宙’中道德至上，在‘戀愛的宇宙’中戀愛至上。所以遇著戀愛和道德相衝突時，社會本其‘道德的宇宙’的標準，對於戀愛者大肆其攻擊低毀，是分所應有的事，因為不如此則社會賴以維持的道德難免隳喪；而戀愛者整個的酣醉於‘戀愛的宇宙’裡，毅然不顧一切，也是分所應有的事，因為不如此則戀愛不真純。”

也就是說，在“愛情的宇宙”裡，你可以戀愛大過天，但在“道德的宇宙”裡，三觀本就是標尺。雖然很多人並不喜歡“三觀黨”，“三觀黨”或許有將藝術窄化為傳聲筒之嫌；但它的確也豐富了我們看作品的方式，“三觀黨”在輿論中也有被汙名化之嫌。假設不是迫於顯性或隱性“三觀黨”的壓力，迪士尼的公主們可能都還在等待白馬王子拯救。

最後的疑問是，在多元宇宙、多元標尺裡，到底哪一個標尺應該優先？

對於市面上許多糟糕的文藝作品，它們沒有任何藝術美可言，也沒有什麽複雜性的展示，它們純粹就是觀念的演繹，它們也僅剩下“觀念的宇宙”。針對觀念本身，觀念的碰撞是最有效的，這個時候，三觀反倒成為唯一及物的批評方法。

但對於經典作品，慎用三觀標尺，因為它有多元宇宙，一個三觀會讓你蒙蔽所有。就像你不讓孩子讀《海的女兒》，當然不會損失什麽，但當你動輒以三觀來否決經典作品，那麽你們錯過的世界難以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