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庚生：“嗟窮歎老”的作品是文學中的下乘

傅庚生（1910~1984），曾執教於東北大學、華西大學、西北大學等院校，著名古典文學鑒賞家和杜甫研究專家。《中國文學欣賞發凡》是采擷其名作《中國文學欣賞舉隅》出版後直至1962年二十年間撰著的與文學欣賞相關的文章，匯為一編。“發凡”者，乃是發凡起例，以明文學欣賞循序漸進的過程。

“修辭立其誠”，不僅是做人的根本，且尤是學文的先導。先生指出，文學欣賞須從自我人格的馴製開始，本文摘自其書第十二章《風格與人格》，由澎湃新聞經三聯書店授權發布。

一個人的生活，“端而言，蠕而動”，都是他的人格的表現；文學作品的風格也淵源於作者的人格。他有怎麽樣的一種人格，他的情思就驅使想像走向怎麽樣的一條路途，熔鑄為自我創造的意象，表現於具有特殊風格的作品。你要創造一首詩，先要你過著詩人的生活——你的生活本身就應該是沒有寫出的詩。你希望你的作品不朽，便該培育你的人格，讓它先具不朽之實。種子的胚珠已經藏蘊著根莖葉，受到陽光的溫煦、雨露的滋潤，當然可以開放出絢爛的花朵。

紅花也好，黃花也好，妙手天成而不矯揉造作，便是真的藝術。文學是情思的映現，所要求的只是一個真字。章實齋說：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陽變陰合，循環而不窮者，天地之氣化也。人秉中和之氣以生，則為聰明睿智；毗陰毗陽，是宜剛克柔克，所以貴學問也。驕陽沴陰，中於氣質，學者不能自克，而以似是之非為學問，則不如其不學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莊周、屈原，其著述之狂狷乎！屈原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不屑不潔之狷也。莊周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進取之狂也。昔人謂莊屈之書，哀樂過人。蓋言性不可見，而情之奇至如莊屈，狂狷之所以不朽也。鄉願者流，托中行而言性天，剽偽易見，不足道也。於學見其人，而以情著於文，庶幾狂狷可與乎！然而命騷者鄙，命莊者妄；狂狷不可見，而鄙且妄者紛紛自命也。夫情本於性也，才率於氣也。累於陰陽之間者，不能無盈虛消息之機。才情不離乎血氣，無學以持之，不能不受陰陽之移也。……若夫毗於陰者，妄自期許，感慨橫生，賊夫騷者也。毗於陽者，猖狂無主，動稱自然，賊夫莊者也。……（《文史通義·質性篇》）

狂與狷之所以能不朽，因為他真；托中行的鄉願之所以不足道，因為他偽。“妄自期許，感慨橫生”，由於自私的感情，所以鄙；“猖狂無主，動稱自然”，成於剽竊的思想，所以妄。剽竊思想的自是在作偽，自私的感情雖有等於無。因為“人之所以異於木石者，情也；情之所以可貴者，相悅以解也”。靠著有同情，情才存在，喚不起他人同情的自私之情，實是無情。

因此，“嗟窮歎老”的作品是文學中的下乘。有些借題發揮的引起我們同情的部分，往往還是他所借的“題”，而不是他所發揮的旨。我們讀白居易《琵琶行》“今年歡笑複明年，秋月春風等閑度。弟走從軍阿姨死，暮去朝來顏色故。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去來江口守空船，繞船明月江水寒。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妝淚紅闌乾”一段，對這彈琵琶的商人婦，會寄予偌大的同情。待讀到下面“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潯陽地僻無音樂，終歲不聞絲竹聲。……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一段時，對這青衫濕的白司馬，卻不免覺得他有些“不得於君則熱中”了。

樂天《與元九書》雲：

……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是時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仆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手請諫紙，啟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遞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聽，副憂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複吾平生之志。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又請為左右終言之。凡聞仆《賀雨》詩，而眾口籍籍，已謂非宜矣；聞仆《哭孔戡》詩，眾面脈脈，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

“時”與“事”原都是文學所能夠——也應該——表現的，但不可太有意地去“為”它，“為”就近於人為之“偽”。要你有深厚的同情心，“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然後你的同情的眼淚才能凝聚成淳至的作品。“作者之誠”只在你這方寸中。

白氏一生的述造，出發點多半是理智上的當然，少許是感情上的本然；所以不免有宣傳的口吻、沽名的成分。《與元九書》中又提到：

……日者又聞親友間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仆私試賦判傳為準的；其余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雲：“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仆詩者。”複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眾樂，娛他賓。諸妓見仆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仆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仆詩者。此誠雕蟲之戲，不足為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雖前賢如淵、雲者，前輩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於其間！古人雲，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仆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既竊時名，又欲竊之富貴，使己為造物者，肯兼與之乎？今之屯窮，理固然也。……

可見白氏的名心很重。他說李杜“亦未能忘情於其間”，恐怕未必然。

“問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李太白是何等的胸襟！他原是和莊周一流的“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的“進取之狂”。“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以茲悟生理，獨恥事乾謁。兀兀遂至今，忍為塵埃沒。”杜子美是何等的抱負！他原是和屈原一流的“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的“不屑不潔之狷”。李杜二人，詩名蓋世，而當時偏沒有絲毫求名的心，“玉山自倒非人推”，要名做什麽？“未有涓埃答聖朝”，要名做什麽？

太白的詩，走的是“吾亦洗心者，忘機從爾遊”的路，和樂天的詩格迥不同工，沒有方法放在一道兒相比。我們試把樂天的詩跟工部的比並著讀下去，淺深純駁已經有很大的差別了。

白氏自己舉出的“言未聞而謗已成”的幾首詩，可以取作例證。《賀雨》詩在篇末因襲著“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的意思，還繞一個大圈子才說出：“小臣誠愚陋，職忝金鑾宮。稽首再三拜，一言獻天聰。君以明為聖，臣以直為忠。敢賀有其始，亦願有其終。”充其量也不過是“塞言責”而已。我們看杜甫的《北征》：“拜辭詣闕下，怵惕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揮涕戀行在，道途猶恍惚。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靡靡逾阡陌，人煙眇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回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他的視民如傷、依戀君國的感情是何等的真摯！

《哭孔戡》詩，開頭說：“洛陽誰不死，戡死聞長安。我是知戡者，聞之涕泫然。”筆意實在嫌它不夠深刻。篇末說些“謂天不愛人，胡為生其賢？謂天果愛民，胡為奪其年？茫茫元化中，誰執如此權”怨天尤人的話，別人聽得，自然還他一個“不悅”。我們再看工部《夢李白》詩兩首，開頭是：“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何等的關切！收束的句子是：“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孰雲網恢恢，將老身反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多麽含蓄而沉痛！杜老對於人倫間的情分，都極其敦篤，這人格便也表現於詩的風格中。

《秦中吟》裡的警策，像是：“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為塵。”“主人此中坐，十載為大官。廚有臭敗肉，庫有貫朽錢。”“食飽心自若，酒酣氣益振。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日中為一樂，夜半不能休。豈知閿鄉獄，中有凍死囚。”“低頭獨長歎，此歎無人喻：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都不過是杜詩“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兩句的幻影化身。我們趁此便來讀老杜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詩中的一段：

……君臣留歡娛，樂動殷膠葛。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栗。況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中堂舞神仙，煙霧散玉質。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

悲天憫人、先天下憂的心曲，沉重而鮮明地映現於字裡行間。杜甫之所以能創造出偉大的作品，由於他對於有苦無處訴的百姓具有偉大的同情心，不畏強禦地要替他們傾吐，這裡就已經可以使我們認識他偉大的人格了。同情的火焰在他的靈府中燃燒，噴射出火山般的熔岩，才得凝結成瑰瑋璀璨的作品。

他的詩都是因為在內有不能自已之情，才表現出來的，從不曾著得半點為人的心。筆下描述些民間的疾苦、戰爭中的瑣尾流離，“有詩而後有題”，為人的多而自為的少。隻緣他的情思原本是如此的深摯廣大，形於文學作品的便自然而然的沉鬱蒼涼。白居易還未能閎其中，便光想肆於外，所以在創作的意境上都顯現出一些作態，在情辭的安排上也招邀出一些勉強。他著意地為“時”為“事”，就未免要“為人”。下筆之先，要籌劃些“話須向誰說，如何說”等等的問題，“有題而後有詩”。他創作時居於超然的地位，真的情感和所要表現的題材便不能十分翕合了。 杜甫的生活是很坎坷的，懷才莫展，半生在亂離飄蕩中過活，終於客死在他鄉。他如果寫幾首詩“嗟窮歎老”，我們也會原諒他的斯文落魄，原也該發幾句牢騷了。可是為了他有仁者安仁的至性、憂國憂民的學養，把己身遭遇到的厄運，都借著豁達的諧趣，一笑了之，卻把偌大的同情心寄托於天下所有在水深火熱中掙扎著的百姓身上。他的詩歌往往由“嗟窮歎老”的題材，歸結到同登衽席的企望；又不是故意地尋些冠冕堂皇的話來裝門面，都由於情思的固然。讀他《詠懷》詩的另一段，就可以覘及一斑：

……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饑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饑已卒。吾寧舍一哀，裡巷亦嗚咽。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豈知秋禾登，貧窶有倉卒。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撫跡猶酸辛，平人固騷屑。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掇。

自己的兒子已經餓死了，還在憂念比自己更騷屑艱難的平民戍卒，仁者無私的品格使我們虔服。再如《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的後幅：

……床頭屋漏無乾處，雨腳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這不會是矯情的話。有像杜甫這樣的性格與胸襟的人，果真能看見天下寒士的“歡顏”，他真的凍死也能瞑目。天下寒士得到這麽幾句同情的聲援，心上也該感到一些溫暖的。

白居易的《新製布裘》詩，也有和此詩類似的意境：

桂布白似雪，吳綿軟於雲。布重綿且厚，為裘有余溫。朝擁坐至暮，夜覆眠達晨。誰知嚴冬月，支體暖如春。中夕忽有念，撫裘起逡巡。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安得萬裡裘，蓋裹周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

話雖如此，總還帶一些“飽漢不知餓漢饑”的情調。恐怕在風雪中瑟縮著的寒士，讀到他這首詩，不免要飛出一口唾沫：“這虛誇無情詭說‘兼濟’的牙疼調兒！”

無情而偏要擺出悲天憫人的面孔，便是鄉願，“剽偽易見，不足道也”。白樂天對於這道理本是很清楚的，所以他說：“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只是當他自己伸楮落墨時，汲汲於表襮“義”的果實，反而把“情”的根株忽略了。“途之人可以為禹”，君子是可以學而能的。珍護你的感情，放開你的視野，讓它生發、拓展，你的文學作品的風格可以隨著你的人格日新又新。“學”，要從根本處著手。

另外又有些先天的成分居多，後天的學起來無能為力的。“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這本色與風流，便是不可學的。英雄與名士，都有天賦的幾分才氣——在我們一般非英雄名士的人們看來，便是幾分狂氣。這類的人格，不可強學。這類的文章風格，也同樣的不可強學。

他們也需要後天的學養與文學技術的訓練，這樣才可以幫助他們展布天才，好比錦上添花。他們的文學風格，常常是秋水文章，一塵不染，野雲孤飛，來去無跡。沒有那分天才，而隻憑功力去學，便像是沒有作素底的紈錦，著不上花朵去的一般，扭扭捏捏地不免要露出東施捧心的怪裡怪氣的樣子。這裡我們再來看李白的詩罷：“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裡，吹度玉門關。”這種灑家大踏步的氣魄，如何學？“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卻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這種一泓秋水照人寒的詩格，如何學？後世學杜甫的詩人很多，而李白的詩竟成了絕響，這裡總也算說明它的原因之一了。

休再講這謫仙人李青蓮，就是晚唐的杜牧之，清靈中還多少沾染些濁氣的人，在我們這一般沾泥絮看起來，也已經便是不可躋之天了。像是：

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

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

風姿的瀟灑漂亮，隱孕著小杜做人的風格。齷齪小生只好望而卻步，浪蕩的人兒怕又魚目比不得真珠。強學他，就要栽斤鬥。《唐詩紀事》下載有一段故事：

牧為禦史，分務洛陽。時李司徒願罷鎮閑居，聲妓豪侈，洛中名士鹹謁之，李高會朝客，以杜持憲，不敢邀致。杜遣座客達意，願預斯會。李不得已邀之。杜獨坐南行，瞪目注視，引滿三卮。問李雲：“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亦回首破顏。杜又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禦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回。”氣意閑逸，傍若無人。

這正是“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的行徑，須學不得。沒有他那麽一股子天生的逸氣，偏要邯鄲學步，就一定使人肉麻齒冷，暴露出自家是無賴漢。所以我還要叮嚀一句：我們一般人，只可以亦步亦趨地去學君子，那些英雄與名士只有得天獨厚的人才有身份，我們須學不得！一定要學，就不免墮入魔道。把浮誇粗獷當成“本色”，把低級趣味認作“風流”，那些人品與文格便不堪問了。現世紀我們步入了大時代，一切都有了新的評價。關於文學的，我們一面注意“個性”的表現，一面又重視“群”與“大我”。李白的視天下如敝屣、杜甫的每飯不忘君國，在目前看來，雖然仍不失其為高尚的人格，但已稍稍感到太白像是玉卮無當，子美有些傖父面目了。因此，我們的時代可能培育出更偉大的人格、更偉大的文學家，黑暗是黎明的前奏，我相信今日當已有在下著“冥冥惛惛”的工夫的人，在不久的將來，當能表現出“昭昭赫赫”的作品，讓我們認識他這“獨領風騷”的面目。

衡量文學的標準，雖然在作分析的研究時，要分別去探討它：感情的真偽、思想的奇正、想像的豐吝與形式的美窳；而實際上，它的情知（言志與載道）表裡（形式與內容）只是渾同一氣的一個有機體，拆碎下來，便不成片段。偏長專擅的必不是上乘的作品，以羨補不足便沒有到爐火純青的造境。幾乎可以說，愈容易作分析研究的作品，它的藝術價值也愈低，“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的才到了“道周性全”的地步。文格與人格不可分，詩人就要有詩一般的生活，文章的聖手應該就是人倫的聖人，無行的文人也不能創造出上乘的文學。

做人的最高境界應該是“中行”的，非狂非狷，真善美渾同如一，從心所欲不逾矩，時時樂享著情知的合無間。文學的最高境界也應該是“中行”的，感情真，思想善，形式美，三者渾同如一，“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自然蔚為情辭並茂的創作。這雖說恐怕只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然而“心向往之”是文學家應持的態度。人，若果已得了道，並對宇宙人生有獨到自足的認識，然後借著他的一支筆來表現人生、批評人生。莊子說“道無所不在”，何況文學？人，若果已走上文學之路，珍惜自己的感情，讓它生發、廣被，偉大的同情能像天之無所不覆，地之無所不載。佛說“微塵中可見大千”，何況文學？路是四通八達的康莊，南去北來，任憑尊便。“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能夠有自得之賞的，便自然會左右逢源了。（文/傅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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