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成命運的元素越來越搖擺 | 訪談

答北京財新記者問

王藝妃 vs 尹學芸

你從事寫作已30余年，佳作頻出，涉獵的範圍包括散文、詩歌、小說等，我很好奇作你創作的動機和動力分別來自於哪裡？你被稱為“現實觀察家”，你是怎麽形成自己目前的寫作風格的？

我的家鄉在天津市北部的薊州，是史書上記載的千年古縣（薊縣），曾產生過《三字經》裡的人物和“漁陽鼙鼓動地來”的典故。2016年撤縣建區，千年古縣從此走進了歷史。但對於我來說，這座叫“塤”的城市，永遠在時間和太空中定格。比如，李海叔叔遠從大山深處走來，就是從塤城外圍的國道南下，去我的家鄉。也許坐標不甚明顯，但在我心裡，它這樣活著。

我一直想說，薊縣是整個大中國的縮影。有高山、平原、大窪、庫區，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有小範圍的移民。不僅有移一代、移二代，現在又有了拆一代、拆二代。行政區劃解放前後一改再改，但屬性一直沒變。我這樣說是什麽意思呢，是想說我身處的這個環境，是個完整的社會大環境。這個城市又很小，輕易就能看到舞台中心。人在背景中特別容易凸顯。所以有評論家說我的小說一篇一個樣，我想，這與生活有關。

我出生在窪區南部窪區邊沿上的一個村落，在我的筆下稱為“罕村”，坐落在津圍公路不遠處，可以讓李海叔叔從容地自遠而近走來。明確一下方位，有時對解讀和熟悉作品有好處。比如，我經常說村莊三面環水，只有南邊有條通天路。有時讀者會納悶：為什麽要這麽寫？生活就是這樣的構架，你不寫自己熟悉的也難。

很多作家都是半路出家，我想我不是。我從會認字就喜歡講故事，聽別人的，自己也講，然後幻想著有朝一日自己寫的字能變成鉛字。這在我，更像一種命運。第一次聽張愛玲說出名要趁早，我心說，那是你沒出生在靠山屯。一個鄉下孩子，父母都是農民，周圍沒有一個從事與文字相關的人，要實現作家夢，得需要多少機緣和巧合。偏偏，我又沒走尋常人的路，高中畢業剛滿十八歲，就著急八荒地來到了生產隊，後來才知道。很快就要包產到戶了。這半年小社員的經歷，也不知能抵幾頁課本。每天上工的鍾聲一響，我第一個到派活的地方，坐在橫放在地下的電線杆上，與姐姐們一樣，手裡拿著針線。那是我此生做過的惟一一件針線活，要為不知哪位做雙鞋（也許是自己）。針錐也學別人在頭髮上抹一抹，然後在鞋底上穿針引線。那肯定是隻非常難看的鞋底，手藝都不怎麽敢示人。我那麽想活成一個與別人沒有分別的人。我會的，別人可以不會。但別人會的，我一定要會。

寫作就是這樣一點一點嵌入了生活。我不單沒有野心，我甚至不存奢望。一切都按部就班，沒有潮起潮落。跟隨歲月的更迭和變遷，進入一種再尋常不過的角色。偶爾往外地投稿，也能發表，但一直也沒建立起良性循環關係，讓世界認識並記住你，真的很難。像我這樣的作者太多了，我身邊就有不少。所以，於我而言，寫作就是種習慣。當發表變得毫無障礙，時間已經到了2016年，在這一年中，我發表了14部中篇、3部短篇。幾乎是，覆蓋了所有約稿的期刊。很多讀者隔空喊話，說閱讀的速度跟不上我發表的速度。他們要想盡辦法，到處買刊物。

對於我來說，寫作更像一種生活方式，很多年裡，我甚至很少想功利這回事。作為偏遠山區縣的寫作者，遠離大都市，其實也遠離了名利場，只要你不出挑，你的寫作永遠是默默無聞。這種狀態對心性、品格和意志都是考驗。但好處是，人一直是潛在深水裡的感覺，想漂浮都難。

“社會觀察家”的稱呼來自中信出版社。這讓我好好回想了下幾十年來所走的路。歲月逶迤而過，寂寞中更容易拾得沉澱，也更方便使用眼睛甚或心靈。你不在別人的目光下，別人就容易在你的目光中。創作風格的形成肯定不是刻意追求的結果。這樣寫而不那樣寫，很多時候屬於靈機一動。

你的眾多創作背後是否存在一個母題？

應該說不存在同一母題。這大概與我的經歷或者性格有關。我一直是種率性寫作狀態，從無計劃，也無規劃。老百姓有句話叫天養人。說的是過去的土地靠天吃飯。多下幾場雨，秧苗就活了，就豐年了。遇到大旱，可能顆粒無收。

創作與其何其相似。

有人將《我的叔叔李海》與魯迅先生的《故鄉》作對比，認為不論是《故鄉》中的“我”還是《我的李海叔叔》中的“我”，都是時代變遷中的知識分子形象，並且都存在性格中的“汙點”，那麽你這篇小說是有意在批判知識分子嗎？

關於李海叔叔的各類解讀已經很多了。我也留意到，有評論家把這部作品與魯迅先生的《故鄉》作對比：

不管是故鄉中的“我”，抑或是《我的叔叔李海》中的“我”，都屬於知識分子階層。就此而言，也如同魯迅先生一樣，尹學芸也還是把批評的矛頭對準了知識分子階層，挖掘和批判知識分子皮袍下面藏著的“小”（王春林）。

坦率地講，批評家的眼睛何其尖銳，總能透過脈脈溫情的文字表象看穿肌理。我初寫的時候，其實沒想那麽多。可在修改和完善的過程中，逐漸有了重心和總體把握。李海這個人物不孤立。小說發表以後引發熱議，有知名作家，有業餘作者，也有普通讀者。我發現個有趣的現象，很多人都說，家裡也曾有過這樣一位李海叔叔。甚至有個湖南讀者留言，他的叔叔就跟李海叔叔一模一樣，總是估摸著他父親發工資的日子來討酒錢。而父親又慷慨，每每看見叔叔，一家人都心驚膽戰。我想這部小說之所以能打動人，是觸發了很多人共同的情感記憶，那段共和國的日子饑腸轆轆，所有的李海叔叔們莫不與此相關。

相比閏土生活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將近一百年。日新月異的改變中，大概不含幽靈這個物種。鄉間的傳說中，幽靈不老甚至不死。它很像痼疾或者頑症，在一代一代人的靈魂裡駐足。閏土和他的“老爺”如果活到現在，不知都會變成怎樣的人物。按當下的規律看，應該不難想象。

現實生活中造成悲劇的原因各有不同，但我相信作家有獨特的敏感，對你來說，今天這個時代的主要特徵是什麽？它所展示出的顯性的和隱形的問題是什麽？面對這些問題，文學及其創作者能夠做什麽？

你說的這些問題我其實很少專門去考慮。但拿到這個採訪提綱我還是認真琢磨了一下。這個時代越來越具有不確定性，儘管很多時候我們穩、準、狠，或者越來越高、精、尖，你會覺得，構成命運的元素越來越搖擺。從計劃經濟時代走過來的人都深有體會，那時的日子簡直是凝固的，一天跟一年沒有什麽兩樣。一年跟十年也沒什麽分別。我從十多歲的時候就參與集體勞動，那是麥假或秋假，跟著大人去地裡揀玉米、拾麥穗。是為了享受地裡的那份熱鬧。有社員專門從遠方的河裡挑來水供大家飲用，為防止奔波時水往外潑灑，會在水面上放一朵麻葉——跟荷葉相仿佛。從場院，到地裡，再到家裡。這是很多人的活動半徑。村裡唯一的變化是，誰死了，或者誰出嫁了。而且沒有什麽嫁得好與不好，大家惟一關心的是，你嫁的那戶人家是不是貧農。生活沒有意外，命運也很少有。但冷丁會有一個好好的人得了癔病（其實就是神經錯亂），現在想，肯定是她或他的心靈遭受了難以承受的重創。但那時不會這樣想，大人說，那是被黃鼠狼迷住了，我們便從她或他身上找符合黃鼠狼的特徵。眼睛黃了，喜歡追老母雞，哭的時候像小孩。至於造成悲劇的原因和隱情，不會有人關注。

這個時代應該是文學的時代，社會給文學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小說就是個不確定因素的集大成者，如果讀到心儀的作品，真是唇齒留香。很多社會事件比小說更像小說。經常聽有作家感歎，小說都不敢這麽寫。文學創作者也越來越懂得關注人的心靈。不管別人怎樣，我是在盡最大可能書寫我的認知和生活。我的生活和感悟隻屬於我自己，沒有誰能代替。我不寫，就不會有人替我呈現。就如李海叔叔這樣的主人公，在我的意識裡潛伏了若乾年，若不是衍變成藝術形象呈現給讀者，就與這個時代擦肩而過了。

你的新書《我的叔叔李海》包括四個中篇小說，其中《我的叔叔李海》這篇主要講述了兩個家庭之間的人情往來，小說本身也是作者和讀者進行交流的一種形式。但今天人際交往有了新的形式，那就是通過手機和互聯網。你怎麽看新形式帶來的變化？文學，在這個人與人頻密交流的時代裡，其價值何在？或者說，你認為文學的存在在維護著什麽？

新書的四個故事互無關聯，它們也是偶然走到一起，成就了這本書。雖說資訊時代人們對讀書這件事越來越隔膜，但喜歡讀的人，喜歡讀紙質書的人，還是大有人在。他們在社會的各個階層隱匿。大概也是人以群分的緣故，我身邊的很多朋友都是紙質書的愛好者。有個在北方銀行工作的朋友已經去世了，有些書買不到，他就用印表機列印下來，自己裝訂成冊。他說他一年讀的書，比他的身量還高。還有位朋友買兩本簽名書，我以為他是送給朋友，原來是看一本，藏一本。

大家也都知道，六零後的作家撐起了一個文學時代。有時我會想，除了那些生活在大城市的人在童年和青年時代讀書有些便利，很多生活在小城鎮或鄉下的孩子，接觸書籍的機會都非常少。我十多歲的時候才知道世界上有雜誌這回事。第一次接觸十六開本的“大”書是《河北文藝》，至今都記得裡面有首兒歌是寫抗旱的：一對水罐兩頭栓，挑擔水，上南山，咯吱咯吱走得歡……還記得裡面有個小說寫礦工，在塌方的地方被堵在礦坑裡，卻發現牆壁上有血書：某某某是叛徒，他出賣了工人大罷工……當時被震得地動山搖。記憶能儲存的這樣牢固，肯定不是因為寫得好，而是當時物以稀為貴。

我想說的是，即便是童年和青年時代有限的閱讀，也奠定了一個人基礎和走向。雖然成長得艱難而緩慢，可生命的過程，不就是這樣體現意義麽。讀書有一種儀式感和莊重感，能強化一種向內的力量。有次我下鄉，在大堤上看到看杏園的小妹拿本戴爾.卡納基《人性的弱點》在讀，那是一個有著大太陽的午後，整條大堤上只有她一個人。一大片杏林，杏子已經泛黃了。這個場景會讓人生出感動，我們短暫交談，交換了微信，我還給她起了名字叫青杏伊人，她現在都還用著。

你如果說文學有多重要，很多人肯定不同意。但換種說法，對有些人很重要，估計就沒有異議了。文學維護著一個人最起碼的精神高度。一個讀小說的人，肯定是個有想法的人。

文學能對複雜的世界給予相應的解釋。

你經常從多個維度來分析社會現實，有著敏銳的現實關懷，善於抓人們生命中的痛點，你最近一段時間比較關注的社會事件有什麽？

我的創作更貼近生活和現實，這是由經歷決定的。創作強調生活的重要性，這一點，寫的年頭越久，體會越深。沒有哪段生活是白費的，沒有哪一段人與人的交往沒有意義。認識一個人，就是認識了一個世界。文學讓我變得溫柔，寬闊，包容。受委屈的時候不會那麽難受。不會刻意為難誰，也不會刻意為難自己。喜歡看世道人心像自然一樣改變顏色。對一隻秋蟲都心懷悲憫。我總能看到自己前進的方向，文學讓人生變得有廣度和深度。

我當然是關心社會事件的。有些事件搞不清楚我會找朋友弄清原委。但我的創作不依賴社會事件。我喜歡寫尋常人的正常情感，覺得這更具有普遍性。像《士別十年》這樣的話題，不只是屬於主人公郭纓子，也屬於每一個自然人。我也正經問過朋友，他給我的回答是，能喝酒了，惰性大了。

這其實也是一種痛。隻不過，很多時候我們變得麻木且習焉不察。但有個體的清醒者，年齡越大，越拒絕渾渾噩噩。我曾經被文學這盞燈照亮過，我也期待能照亮更多的人。

每一部小說都是一個未知的世界。很大程度上就像拍照一樣。拍群像時攝影師經常會喊：插空。就是找兩個人中間的縫隙，站在那個位置，可以最大限度的彰顯自己。寫小說就是填補生活中的縫隙，只是，準確的捕捉和把握，不是為了顯示自己，而是揭示給讀者。

或許因為經濟的衝擊，小說家編劇化的問題越來越嚴重，你怎麽看待？

人活在這個世界上，各有各的責任和使命。你不能說瓦匠就做一輩子瓦匠，做木匠就是錯的。我年輕的時候試過寫電視劇，但吃過兩次便當，就發現自己不是那塊料。文學事業神聖而偉大，但對個體而言，仍然是生活方式而已。我們這個時代，出大師已經不那麽容易了。學養不夠，氣候不夠，溫度不夠。我最近換了新部門，拐出來就是條步行街。我特別喜歡整條街的煙火氣。一出門，就是小商小販的攤子。賣煎餅、毛蛋、鐵板魷魚、炒螺獅、烤白薯，煮玉米、餡餅子，真是應有盡有。我願意看食客吃東西，很多都是時尚的人，圍在一個髒乎乎的板子上，把麻辣燙吃得熱火朝天。也願意看小老闆，忙的時候投入，閑的時候自在從容。有時半天沒有一個食客，也看不見他們著急。有知情人告訴我，他們每年都有十幾萬的收入。

選擇堅守的人像熊貓那麽寶貴。但總會有人堅守，這個不用擔心。

《我的叔叔李海》中的李海和父親代表著兩個不同的階層，他們都是時代的受損者，你認為現在的階級固化給人們的感情交往帶來的弊端是什麽？

這貌似不是一個文學問題，而是社會學問題。這個問題其實蠻啟發我。如果說固化真的存在的話，肯定不是現在才有。比如，我完全可以寫這樣一個父親，為了讓女兒進城如何窮盡心思。那才真正是鐵板一樣的時代，所有的流動管道都是封死的，上學要推薦，招工要推薦。普通農家子弟，基本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面朝黃土背朝天。我的一個同學因為家境富裕本人嬌弱，她的父母真是窮盡了心思，想讓她嫁到城裡來，但最終未能如願。小說中的父親無疑是個能乾的人，走南闖北，一輩子掙的錢可以壓死一匹駱駝，且以救濟李海叔叔一家為榮，即使這樣，父親也在許多年裡保留了對李海叔叔的仰視。這裡有人性問題，更有階層之間更大的落差。

兩家人長達幾十年的感情糾結，無外乎兩點：我仰視你，或被你仰視。小說與歷史發展並行，從中可以得知，兩家人命運的改變都源於改革開放，改革開放可以解決境遇問題，但解決不了情感問題。也許是歷史因襲的太深了，實現願望的途徑反而越來越詭譎，所以複雜的是社會，比社會更複雜的是世道人心。

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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