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因何為自己是“破落子弟”而慶幸？

1893年，兄弟們終於見到祖父——曾祖母戴氏病逝，祖父回來奔喪。周福清接到電報，從天津坐船到上海，從上海走陸路到紹興，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

秋季鄉試又到了。紹興一些有考生的家庭探知浙江的主考官殷如璋與周福清是同科進士，打算利用一下。跟周家有親戚關係的馬、顧、陳、孫、章等幾家人決定湊一萬兩銀子，托周福清跟殷如璋打招呼。

周福清開始覺得事情難辦，極力推辭，但經不住再三勸說，答應一試，就給殷如璋寫了一封信，附上幾家應試子弟的名單，後面加了“小兒第八”（就是他的兒子周伯宜），信裡附上自寫一萬兩銀子的憑證。

可是，要想把信交到殷如璋的手裡卻非易事。按規定，主考官到監考省份即被隔離，不準收發信件，不準見生人，更不準見親戚朋友，身旁還須有其他官員陪同（監視）。要是等他到了杭州，就來不及了，在半路上會見較為安全方便。航船由京至杭必經蘇州，周福清決定派聽差陶阿順攜信在那裡等候。

7月27日，主考官殷如璋和副主考官周錫恩所乘船到達蘇州，停泊在閶門碼頭，陶阿順登船送信。此時，副主考官正在殷如璋的船上議事。

殷如璋接過信，隨手放在茶几上，並不拆看，而繼續說話，但一旁等急了的陶阿順嚷叫起來：信裡有萬兩銀票，怎麽不給一張回條？殷如璋一聽，事關重大，為了避嫌，便把信交給周錫恩拆閱。周錫恩看了信，立即下令逮捕陶阿順。殷如璋大怒，下令要將此事一查到底，決不寬貸。

周福清逃往上海躲避。案子到了浙江，浙江巡撫崧駿進行了調查，認為信中的憑證和名單特別是“小兒第八”（考名周用吉）是鐵證，立即取消了周伯宜的考試資格。但因為鄉試在即，案子暫時放下。

鄉試一結束，崧駿便將此案上奏光緒皇帝，並說只有將在逃的周福清逮捕審訊，此案才能查明。光緒皇帝下了一道聖旨，措辭十分嚴厲：“案關科場舞弊，亟應徹底查究。丁憂內閣中書周福清著即行革職，查拿到案，嚴行審辦，務得確情，按律定擬具奏。”

這是無可挽救的了。皇帝等待查辦結果，各級官員怎敢不賣力氣？周福清必須到案，否則，他的家人要受到不停的騷擾，甚至要受牽連。

清朝對科場徇私舞弊，一貫視為重大案件，有時採用株連法，一殺就是幾十口人。但到了清末，科場賄賂的現象已經非常普遍，查不勝查，官府有時取敷衍態度，懲處也沒有以前那麽嚴厲了。

但是，光緒皇帝剛從太后老佛爺手裡取得親政的恩典，正欲勵精圖治，大展宏圖，情形又不一樣了。周福清聽到這消息，又得了家人的報告，知道躲不過去，便到官府自首。

他立即被押解到杭州。在審訊中，周福清多次供稱，賄賂案是他一人所為，與參加考試的其他幾家沒有關係。崧駿上奏說，周福清去疏通關節，是一時糊塗起意，並沒有成功，加上後來投案自首，應該酌情減罪，建議“於本罪上減一等”。光緒批道：“刑部奏議。”年底，刑部擬出判決：“擬杖一百，流三千里。”如果這個判決實施，周福清就要被發配到環境惡劣的邊疆。

光緒皇帝不同意刑部奏議，頒旨說：“未便遽於減等，周福清著改為斬監候，秋後處決，以肅法紀而儆效尤。”這雖然免去了路途之苦，但在監獄裡等死的滋味更難受。

為了營救周福清，周家多方籌錢，陸續賣掉二十畝水田，魯迅的家庭由此墜入困頓。然而，後來的魯迅卻為自己是“破落子弟”而慶幸，並說“使我因此明白了許多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