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樟柯的新作，問題到底出在哪？

2019年1月25日，賈科長的新作——蘋果手機廣告《一個桶》，正是一部全程使用iPhone拍攝的作品。

作為一部在“新年”語境下創作的短片，這部影片與許鞍華導演的支付寶廣告《七裡地》，以及日前爆火的、由張大鵬導演的佩奇電影廣告《啥是佩奇》，共同構成了一組頗為有趣的商業賀年短片序列。

以“新年”作為主題或背景的廣告，理應贏得最為可觀的傳播效應與商業價值——這畢竟是中國最盛大的傳統節日。

《啥是佩奇》在此基礎上，以鄉村組裝版“佩奇”吸引了人們的關注，但同時也引發了爭議；而在《七裡地》中，許鞍華採用網狀敘事，講述了一個簡短而平實的日常故事，但也正因如此，最後的廣告注入便顯得十分突兀。

而賈樟柯的作品《一個桶》的賣點，則在於這部影片的拍攝工具——iPhone手機。

其實在去年，蘋果也採用了類似的宣傳方式，邀請著名導演陳可辛拍攝了短片《三分鐘》。那麽，賈科長的這部新作，從手機電影的角度來看，完成度究竟如何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或許就應該討論一下，何謂優秀的手機電影了。

其實，用手機拍攝電影，早已經有許多的先例了。2011年，韓國導演樸讚鬱、樸讚景用一部使用iPhone 4拍攝的半小時長度的短片《波瀾萬丈》，斬獲柏林金熊獎的最佳短片。2015年，肖恩·貝克講述變性妓女故事的長片《橘色》，使用iPhone 5s拍攝，並得以在聖丹斯電影節上展映。

就在去年，美國名導史蒂文·索德伯格的新作《失心病狂》，也是全程使用iPhone 7 Plus拍攝。在國內，也有許多導演嘗試用手機拍攝影片，例如此前在NEW ERA青年電影季展映的、使用iPhone 7拍攝的《不眠少女》，就是一個有趣的例證。

那麽，用手機拍電影，除了節約成本之外，還能為電影本身帶來什麽新的東西呢？首先，作為一種新的拍攝工具，用手機拍攝的影片，理應形成自己獨特的視聽風格。

一般而言，由於手機攝影頭的局限性，手機電影的景別多以中近景、特寫為主。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種接近肉眼視野的景別，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現實主義風格。在《橘色》中，我們看到肖恩·貝克反倒利用了這種景別上的限制，拍出了更強的視覺衝擊力與影像活力，更為真實地還原了變形妓女擁擠而混亂的生活空間。

而索德伯格的《失心病狂》，則利用了手機攝影頭有些失真的廣角鏡頭，來描繪女主角同樣扭曲變形的精神世界。與《橘色》類似的是，這部作品也利用了小景別的優勢，來造成視覺上的壓迫感。不同的是，在《失心病狂》裡，這種壓迫感轉化成為更深層次的心理壓力。

有些作品甚至還會利用手機攝影本身的粗糲特質。例如，在張凡夕的《不眠少女》中，手機影像不及專業攝影機的分辨率，反而增強了這部偽紀錄片的形式優勢。這部影片以一起發生在日本的神秘事件為契機，講述了一個撲朔迷離的靈異故事。

與那部影史留名的低成本恐怖片《女巫布萊爾》一樣，這部作品的粗糲影像與手持鏡頭，強化了影片的靈異感與驚悚感。

手機影像為電影帶來的創新，甚至還發生在更為本質的層面。過去，當我們討論“影像”的時候，我們很自然地就會把它想象成某種在橫屏上播放的東西。然而，以“抖音”為首的豎屏影片，似乎在以更貼合手機螢幕的形式，在逐漸改變著人們的觀看方式。

在日本動畫製作公司Production I.G開發的應用程式“タテアニメ”上，我們甚至可以看到名為“豎屏動畫”的東西。這些以豎屏影像為賣點的動畫作品，更適合今天隨身攜帶手機的低頭族們。正如微博“@動畫學術趴”的文章《豎屏看的動畫》所述，同景別的豎屏動畫，要比橫屏影像有著更強大的視覺衝擊力與臨近感，這也為恐怖片等類型提供了新的創作思路。

然而，在賈科長的《一個桶》中，我們似乎沒有看到任何手機攝影的優勢。在強大技術的支持下，手機影像的手持、小景別等影像特質，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最誇張的是，我們甚至可以看到由無人機帶著手機拍攝的航拍鏡頭。

即使是在去年陳可辛拍攝的蘋果廣告《三分鐘》裡，我們也可以看到他利用手機的小景別，拍攝出男孩穿行在擁擠的列車站的時候，那種逼仄的視覺體驗。但在這部《一個桶》裡，除了商業廣告的價值之外，我們實在看不出用手機拍攝到底還有什麽意義。

除了視聽風格之外，手機影像的另一個特徵，或許就是這種媒介自覺或不自覺地攜帶的自反性。在這種類型的影片裡，媒介本身已經成為了一種表意的途徑。

以《網絡謎蹤》等作品為代表的電腦桌面式影片，可以與手機電影形成某種參照。無論是《網絡謎蹤》，還是《巢穴》、《解除好友》、《解除好友2：暗網》等前作，這種電腦桌面的形式自身，對於影片中針對聊天軟體、網絡暴力、網絡犯罪等主題的探討，發揮著極為關鍵的輔助作用。當我們發現電腦桌面上的操作已經完全可以涵蓋所有敘事線索的處理，我們便不得不意識到技術是如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

而在手機拍攝的影像中，這種情況也很常見。蘋果的iOS系統不久前才發布了統計每周螢幕使用量的功能，我想很少有用戶能夠忍受這一功能的開啟：我們發現這台小小的設備，以極為恐怖的比例佔用了我們的生活，也極為深刻地影響了我們的生活。

有時候，手機電影的這種自反性表現為《解除好友》式的、殘酷的現實主義。譬如在索德伯格的《失心病狂》中，手機影像的質感，及其變形的廣角鏡頭，頗有幾分監控攝影頭的意味。這恰恰體現了現代影像對城市居民的支配——更嚴謹地說，是規訓。而這種自反式的指涉，完美地應襯了這部影片對瘋癲這一概念的思考。

在另外一些時刻，這種自反性也可以體現為反抗其他影像“暴政”的象徵性武器，賈法·帕納西的《這不是一部電影》正是一個動人的例證。這位導演被伊朗當局指控，認為他的影片是反對政權的宣傳，他也因此被囚家中，等待最後的判決。在這段時間裡，他用攝影機拍下了自己被軟禁的生活。2010年12月20日，他被判入獄六年，但《這不是一部電影》卻幾經輾轉，被秘密帶到了坎城電影節。

在這部影片裡，存在著一些使用iPhone拍攝的粗糲影像。賈法·帕納西不僅自己暴露在攝影機下，甚至拿起自己的手機，將手機鏡頭指向拍攝他的攝影師，並在拍攝過程中與攝影師對話。在這個段落裡，手機攝影頭象徵著這位勇敢的導演通向自由的路徑——他並不只是服從於一頭龐然巨獸的凝視，而是反過頭來，用自己的鏡頭審視那頭巨獸。

當然，在《一個桶》裡，我們沒有看到這些東西。在絕大部分的時間裡，手機鏡頭都在隱匿自己的身份，把自己當作是一個電影鏡頭：某些極具電影感的後景淺焦鏡頭完全可以成為這一點的佐證。或許，只有在出現蘋果商標的時候，觀眾們才會意識到這是一部由蘋果手機拍攝的作品（當然，是目前最昂貴的型號）。

雖然目的不同，但在這部影片裡，賈樟柯仍像往常一樣，試圖觸及社會的現實。但對我來說，這部影片最反現實的一點，不在於母親為何在桶裡裝沙土而非谷糠，也不在於兩人說著字正腔圓的國語而非方言，而在於那行宣傳iPhone產品的字幕，與影片試圖去觸碰、但未能真正觸及的現實，產生了極具反諷效果的落差。

《七裡地》和《啥是佩奇》或許在拍攝質樸鄉村生活時候，使用了比iPhone更為昂貴的器材，但它們並沒有暴露這一點，因此它們便成了完整的幻象。當《一個桶》這則廣告，以它的拍攝工具作為賣點的時候，是否應該處理它自然攜帶的自反性呢？

畢竟，那行字幕仿佛在說，我是最新型號的iPhone手機，我能乘坐著無人機自由翱翔，我的攝影頭拍攝的影像，能夠擁有媲美電影的質感。我完全外在於你質樸的鄉村生活，但我可以審視你，我能出資邀請你所在的國家最貼近社會現實的著名導演之一，來將你製作成宣傳我自身的影像素材。

或許，這才是這部偽現實的影片背後，更殘酷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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