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騰訊圖片《圖話》推出“人人都是弄潮兒”系列圖片策劃，講述40年來時代大潮之下那些“弄潮兒”的故事。
攝影/安哥 撰文/二德
出品/騰訊圖片&識廣
1982年，廣州街頭。三個外地幹部蹲在路旁，默然觀察。
一個年輕人將他們的背影拍了下來，19年後，他將圖片編輯到書中，並在一旁寫到：“三十多年來我在廣州、廣東和全國各地採訪攝影，像我的照片裡拍到的那三位蹲著的‘街頭思想者’一樣，我遊走在街頭巷尾和田間地頭，用鏡頭觀察並且記錄著我們經歷的時代。”
他叫安哥，原名叫彭振戈，被稱作“80年代以來中國攝影繞不開的人”。他的人生經歷充滿傳奇色彩，總處於歷史中心上——1947年生於大連，兩歲時曾住在北京中南海，“文革”時期在西雙版納插隊7年，回到廣州做了四年基層工人，又在1979年進入中國新聞社（以下簡稱“中新社”）廣東分社攝影記者。
但他卻從不把鏡頭對準那些主舞台上的人——他的鏡頭裡，沒有巨集大的場面，沒有激烈的交鋒，更多是日常的生活，飛揚的塵土、蝸居的外來務工……
在那個“高大上”式的宣傳余溫猶在的年代，安哥的聚焦似乎有一種超前於時代的自我覺醒。他以平民化的視角，碎片式的記錄，充滿張力而趣味十足的時代日常，展現一幕幕與時代相連卻又超脫其上的視覺寓意，記錄時代、進入時代，而又獨立於時代。
1979年，安哥進入中新社任攝影記者。自此，將近四十年時間裡，他透過人們一個個神態、動作，生活中的一個個瞬間，構建出“平民視角”的山河巨變四十年。
一·“帶著幾分遲疑探索著開放的尺度”
1979年，對於安哥而言，意義重大。
鏡頭外，他進入了中新社廣東分社，任攝影記者。
鏡頭裡，他對準的人，走上了主流媒體的舞台——那年前後，新聞界開始“集體反思”，“以民間面目出現”的中新社，與風格“假大空”“高大全”的“公關攝影”形成了鮮明對比——安哥鏡頭下的人和生活，成為了這個時代舞台的主角之一。他捕捉著人物、動作、表情，也是一個時代的豐富資訊。
彼時，改革開放舉措迭出，思潮湧動。作為那個時代的“南風窗”，廣州迎來了新時代的春風，處處冒新芽。
但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他們還未感受到新事物、新時尚帶來的興奮，就在改革開放事業偶爾大步邁前，偶又徘徊後退之中，措手不及，踟躇踱步。
改革開放初期，為解決大批回城知青的就業問題，政府鼓勵回城知青自謀職業，做小生意。由於政策不穩定，社會地位低，許多個體戶開門做生意時總是躲躲閃閃。在高第街，安哥發現了這位大眼睛姑娘，她害怕被熟人看見，躲在櫃台下警惕地東張西望。
十七年後，中央電視台《新中國》攝製組讓安哥找回當年拍攝的大眼睛姑娘。幾位曾在高第街當攤販的中年婦女聞訊而來，但看著照片認了半天，誰都認不出誰來，說是照片中女子的神情舉止，就是她們當年的真實寫照，做生意怕看見熟人，發了財又怕政策有變。
後來安哥回憶起這張照片——1998年《羊城晚報》編輯顏長江給安哥編了一組他在80年代拍的照片，並於《羊城晚報》上登了一整版，題目叫《眼神》——他在書中寫到：“眼神，確實是那個剛剛打開的‘南風窗’的時代特點。”
二·春風拂過南風窗
安哥剛進中新社廣東分社時，曾被派到梅縣工作，在與一幫港澳同胞的對話中，安哥了解到許多市場經濟下的價值觀念和道德觀念。或許是受此影響，回到廣州後，安哥的創作更添一分媒體人的敏銳。
他記錄了改革開放後最先刮起大風的“南風窗”——改革開放初期的廣州。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這座城市迎來了經濟上的發展，生活上的變化。人們臉上的青澀懵懂，逐漸在千姿百態的新事物的到來中褪去，新天氣的新鮮感，讓安哥的黑白照片，跳脫出繽紛斑斕來。他的鏡頭就像萬花筒般，折射著這個五彩斑斕，卻又讓人眩暈的“開放”時代。
安哥眼裡，西湖路燈光夜市、時裝“掮客”和廣州的高第街，都是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市場經濟現象的重要關鍵詞。
當時，“羊城青春美”大賽開新中國選美之“先河”。香港公關小姐、美容師髮型師等新興行業也第一次在中國亮相。
除了本真的時代記錄，安哥也善於構建場景，使其具有某種指向性的符號意義，或具有戲劇性的張力。
1984年，安哥在廣州中山五路珠海路口，攝下一個瞬間。當時，從美國進口的第一部好萊塢大片——《超人》剛在中國公演，就遭遇了“被禁”，又接著獲準。有說法是《超人》來華，是一種“文化侵略”。安哥的照片中，《超人》的海報高高立起，一名交警在中間指揮，在他看來，“海報上的超人和交警的手勢有某種象徵的意味，與時事呼應。”
80年代中後期，安哥所在的中新社廣東分社迎來最好時期，得益於廣州的經濟發展，萬象更新，這裡人才濟濟，思想活躍。在這樣的氛圍下，安哥“興奮了”。
方遠生社長的一句——“好的記者，走到哪裡，哪裡就有新聞可寫”——給予了安哥莫大的激勵，他每天都騎著單車尋找有趣的場景和故事。
1987年一天，安哥正在部門食堂吃午飯，當聽到樓下鞭炮響時，他立馬放下飯碗，提著相機衝下樓去，準備記錄迎親的瞬間。
當時廣州時興租計程車當花車來接新娘，花車進不去巷子，安哥跟著新人一路從巷子裡走出來，才拍攝到了照片中的畫面。畫面中，穿著白色西裝的新郎和穿著紅色婚紗的新娘望著前方的眼神，和給他們讓路的人背身望著他們的姿勢，形成一種戲劇情節。場景調度的恰到好處，使得圖片充滿故事性，也讓安哥驚歎，“這可能是我一生中拍得最好的照片之一了。”
這段時間裡，安哥的拍攝技巧和觀察能力越來越純熟，用他的話來說，他漸從調度演員的導演，蛻變成為調度機位的導演。在他的鏡頭中，除了“新”“美”外，還有“真”——1986年，安哥在流花路拍了“大丈夫”一照，照片登上了報紙，引發議論紛紛。有人說小夥子給中國男子漢爭氣了，有人說這小夥子坐在馬路邊的欄杆上，不文明。
但安哥更關注爭議背後的紀實攝影本質——“真”。他在後來寫到：“對於紀實攝影而言，只有美的事物是不足夠的，加上生活中的矛盾、趣味、情感，才能更加生動。現實中的不完美，甚至是醜的細節，往往更能凸顯出真實，而真實是紀實攝影中最重要的特性。”
三·轉型中的生活百態
1988年底-1994年，安哥奉調到香港旅遊畫報工作。長官給安哥一個任務——將新聞記者的經驗運用到旅遊畫報的採訪中，增加畫報的時代感。
在這段期間，安哥的作品多了怡人的山光水色，原始的鄉間風俗，但也依然保持著觀察有時代意義、符號意義的圖景，展現農村到城市轉型過渡期間的各地百態。
有些發現是驚喜的——1992年安哥到大興安嶺，給一幫女工拍了照片，令人意想不到，女工們擺拍的姿勢，時尚感直逼明星。在廣州舉辦國內首個選美大賽不到十年時間裡，追求美、人性解放的意識逐漸在國內甦醒。到了90年代初，東北人在穿衣和化妝方面都特別捨得花錢。據當時國家有關部門統計，哈爾濱市民用在衣著方面的花費居全國各大城市之首。
有些發現是令人心疼的——1993年，安哥到貴州仁懷縣的茅台鎮，看見十來個船夫在赤水旁拉纖，逆水行舟。當晚，鄉政府的幹部邊熱情招待安哥，邊跟安哥說：“我們這裡太閉塞了，希望你們能把我們這裡的好山好水宣傳出去，為我們引來外邊的遊客和投資者，幫我們改變這裡的窮困落後面貌……”
與此同時，廣州正大張旗鼓進行著“國際大城市”建設
在這一口號下，一邊是塵土飛揚——整個城市變成了一個大工地，全國各地的“小人物”紛紛南下做工，搬起磚土，做起清潔；
一邊是萬千“新”象——隨著廣州的城市生活在不斷翻新，人們生活方式、審美習慣也在急速變化。
折疊在安哥的時代畫卷中的，有拳擊酒吧上小試身手的年輕顧客，有中山紀念堂前向上千名群眾推銷英語學習法的李陽，有撬動廣州崛起，卻又蝸居在公共廁所上的外來務工……
在“國際大城市”的建設中，廣州的高樓大廈如雨後春筍般拔地而起，高樓上，專門給高樓大廈“洗臉”的“蜘蛛人”引人注目。
四·後記
2001年，安哥所在部門的新政策鼓勵退休，他從攝影記者變身為自由職業者。
此後十多年間，他做過不少雜誌社的顧問、編輯，也出了幾本圖書，到了全國十多個省，行走、觀察、拍照。
有人問他：“你現在還拍照嗎？”
“還拍，”他說，“不過比起當攝影記者的時候，我的照片中的時代資訊會少一些了。”
但在我看來，在這十數年間，他卻未放棄對時代的觀察。
2016年，安哥對出版圖書做修訂時，把入行早期在梅縣拍的照片放在了開頭。他在旁標注：“這張照片是我剛入行不久的作品。現在看來它還是記錄了農業社會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田園生活，這詩情畫意的的景致在快速工業化的今天正迅速消失。”
我想這句話，足以作為安哥鏡頭下的中國巨變最好的注腳。
1980年，安哥入行不久，在廣東梅縣韓江上遊的松口碼頭拍下這張照片。
三十多年間，安哥數十萬次按動過快門，拍下了並不“美麗”的畫面——這種“美麗”，更多是指光鮮的表象，巨集偉的景觀……
但這三十多年來，安哥卻以一種“粗糙”，放大了改革開放最重要的圖景——不是領袖，不是標語，而是真真切切改變著這個時代，又被這個時代改變的人；是小人物與生活日常的勝利與光輝，是鮮活發生在我們身邊的“巨變”。
彭振戈，筆名安哥，1947年生於大連市。1949年到北京。1966年高中畢業時正值文化大革命。1968年2月響應毛澤東主席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號召，從北京到雲南西雙版納當農墾工人，種橡膠，當“知青”七年。1975到廣州做了四年工人。1979年4月入中國新聞社廣東分社任攝影記者。2001年部門鼓勵退休，自由職業。現為廣東新聞攝影協會常務理事、廣東攝影協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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