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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勃朗:直至今日,你仍在幽暗之處熠熠發光

我一次見到倫勃朗的真跡,是在2013年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的“道法自然——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精品展”上,那一次送來展出的有《芙洛拉》(後浪費頓經典《倫勃朗》,圖版70,下同)。不過,那天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不是這幅畫,而是一位欣賞這幅畫的觀眾——一位青年藝術家,從我進入展廳到我看完整個展覽離開,在這兩個多小時裡,他像一尊雕塑似的,一直站在《芙洛拉》面前反覆揣摩著每一處細節,未曾離開。這樣一次邂逅,讓我間接感受到了倫勃朗的偉大。

Flora, c. 1654,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沒想到幾個月之後,我就直接被倫勃朗給俘獲了。那是2014年初在香港蘇富比藝術太空舉辦的一次小型展售會,領銜的是倫勃朗的《雙手叉腰男子像》(現藏於加拿大皇后大學藝術中心)。本來拍賣行對展品的陳設和打光效果就比博物館更講究,而那次展售會更是將展廳光線調到非常暗,唯有一束恰到好處的光打到這幅畫上,這種處理方式真是完美貼合了倫勃朗所運用的明暗對比法。當我看到畫的那一刻整個人就定住了,周圍的一切都感覺暫停了,我仿佛與畫中人身處同一個時空裡,閱讀著他表情背后豐富的人生經歷,他則好像隨時可能會從畫中走出來,與我暢談人生。我盯著這幅畫看了許久,如果不是擔心被保安當成藝術品毛賊,我定是要看上兩個小時的。這樣奇妙而又深刻的審美體驗,此生怕是難有第二回。

Portrait of a Man with Arms Akimbo, 1658,

Agnes Etherington Art Centre, Kingston

我就是在那樣一個時刻喜歡上倫勃朗的。等後來去了美國,倫勃朗的真跡見得多了(美國公私機構收藏的倫勃朗油畫真跡總數佔到其存世真跡的近1/4,為各國之翹楚),從他18歲做學徒時的小試牛刀之作《五感》(其中有三幅屬於美國卡普蘭夫婦創立的萊頓收藏)到他慘淡人生最後幾年的肖像佳作(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收藏有多幅),可謂是跟著他的作品讀完了他的一生,也讓我越來越多地了解到他的風格與經歷。

當我翻開最新版的《倫勃朗》畫冊重溫故夢時,我注意到了一個並非巧合的事實:我最喜愛的倫勃朗作品,與讓我喜歡上倫勃朗的那幅《雙手叉腰男子像》一樣,均為1660年前後創作的。

The Operation (Touch), c. 1624, Leiden Collection, New York

受1652-54年第一次英荷戰爭戰敗的影響,荷蘭經濟陷入困頓,加上荷蘭社會的審美品味轉向了由法國輸入的古典主義風尚,倫勃朗在晚年的營生是不太如意的,連當年結婚時分期付款買的房子都被迫出售。即便如此,自傲的倫勃朗從不為時尚所擾,他不僅堅持了自己一貫的寫實風格,還進一步地發展了這種風格。晚年的倫勃朗,不再追求年輕時炫技般的細膩筆觸,而是采取更為粗放的手法,畫中人也不再拗出各種造型,而是靜靜地站在觀眾面前。這樣的處理,非但沒有讓畫面顯得凌亂和死板,恰恰相反,它帶給觀眾的是一種無形的張力和永恆的生命力。

關於這一點,在他創作於同期的幾幅自畫像中最能得到體現:1658年的堅毅(圖版104)、1659年的深邃(封面)、1660年的彷徨(圖版96)還有1661年的泰然(圖1),每一幅都選取不同的視角,讓觀眾從他的眼色和嘴角中,品讀出無盡的人生百味,無怪乎我們會把他畢生的幾十幅自畫像稱作一部自傳。

Self-portrait, 1658, Frick Collection, New York

不得不提的還有同樣創作於這一時期的《男孩肖像》(圖版94),我已經忘了自己前後去過多少次諾頓·西蒙博物館觀摩這幅未完成作品。1965年,博物館的創始人西蒙先生在佳士得拍賣行拍下它的那一幕令人印象深刻——由於拍賣師未能注意到西蒙先生事先跟他約定好的競拍手勢而提前落槌,將這件作品拍給了他人,憤怒寫在臉上的西蒙先生當場要求拍賣師重開拍賣。他和這件作品也因此而登上了《時代》周刊封面。他太愛這幅畫了,我也一樣。儘管這是一件未完成作品(考慮到倫勃朗當時的經濟狀況),但面部處理已幾近完成,特別是男孩的雙眸,刻畫得極其精致,也是這幅畫直擊人心的奧妙所在。這樣一件未完成作品,正好讓我們發現了倫勃朗創作時的具體策略,實乃不可多得的佳作。正如畫冊主編博雷紐斯在引言最後寫道:“倫勃朗闡釋同情的能力和詩意的想象力是如此偉大,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與倫勃朗筆下人物和藝術理念的神交,幾近可以變成一種宗教行為。”我沒有宗教信仰,但毫無疑問,當我一次又一次返回博物館去看這幅畫的時候,我是在從畫中男孩的目光裡尋求一種純粹與坦誠,一種精神的力量讓人鼓起勇氣前行,這正是藝術的偉大魅力。

Unfinished Portrait of a Boy, c. 1656

Norton Simon Museum, Pasadena

介紹完了我最愛的部分,余下的“大半個”倫勃朗仍然鮮活,有太多可圈可點之處。他26歲自立門戶時創作的群像畫《尼古拉斯·杜普醫生的解剖課》(圖版14),大概是除《夜巡》之外最被世人熟知的作品。根據學者研究,這是倫勃朗第一次在畫布上署下自己的名字“倫勃朗”,在此之前,他一直試探和變換著各種署名方式(比如字母縮寫,這幅畫中屍體的肚臍眼被畫成了R形,就是他試探的痕跡)。注意,他署的是自己的“名”,這暗示著他把自己納入了追隨拉斐爾、提香(他們都隻署名字而不含姓氏)等文藝複興大師的行列中,至今我們也這樣稱呼他們以示尊敬。而幾年之後,他創作的兩幅自畫像裡(圖版40和41),更是讓自己穿上了跟文藝複興大師丟勒所穿款式相近的華麗服裝,眉宇間露出滿滿的自信,反映出他作為年輕藝術家的意氣風發。

The Anatomy Lesson of Dr. Tulp

1632, Mauritshuis, The Hague

《解剖課》雖是名作,卻非傑作。它的有名一定程度上源自它與科學史的關係,其中精細刻畫的屍體手臂皮下肌肉結構,至今還是一些醫學專家津津樂道的議題。但就技術而言,這幅畫還是比較保守的,不僅用光太過均勻,導致每個畫中人看上去同樣突出,而且構圖也很拘謹,人的姿勢和表情都不自然。到十年之後倫勃朗創作出代表作《夜巡》(圖版46)時,他的技巧已經爐火純青,構圖上形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尤其要考慮到這幅畫後來經過了不恰當裁剪)。關於這幅名作實在沒有必要再做介紹,我僅指出一點,長期以來有一種迷思,說《夜巡》因其大膽創意而沒能得到雇主的認可,他們拒絕買下這幅畫,由此導致了倫勃朗接下來的財務危機和名聲受損(包括當初的畫冊主編也持此觀點)。然而,這種說法是沒有證據支持的,事實上,不僅雇主們買下了這幅畫,時人對它也是稱讚有加。再到晚年,56歲的倫勃朗創作出人生最後一幅重要群像畫《阿姆斯特丹紡織行會抽樣官群像》(圖版102)時,和其他晚年作品一樣,他已經達到了我們中國人常說的神形兼備、氣韻生動的理想境界。

Portrait of the Syndics of the Amsterdam Clothmakers’ Guild

1662, Rijksmuseum

從倫勃朗的同時代人到今天的我們,一直把他視為藝術上的天才人物,這一讚譽可謂當之無愧。記得我曾在哈佛藝術博物館看過一幅跟《解剖課》創作於同一年的《老人肖像》習作,如果不是貼在牆上的說明文字說它是一幅用來練手的習作,我根本無法相信,其纖毫畢現的程度甚至超過其他畫家的正式作品,在倫勃朗標誌性的戲劇性光影運用上也一點沒打折扣。另外,根據當代藝術大師David Hockney的研究,在那個光學工具被畫家們秘密地廣泛用於輔助作畫的時代裡(比如維米爾就肯定用過暗箱等設備),倫勃朗是少數幾位完全徒手作畫的古典大師,他竟然還能畫得如此之好,當之無愧的天才!

Portrait of an Old Man, 1632,

Harvard Art Museums, Cambridge

但天才也離不開勤奮和努力。終其一生,倫勃朗一直以各種模特為對象,產出高完成度的習作(如圖版57和75),儘管其中有些會被顧客買走,但這些作品並不以售賣為目的,主要是畫家用於自我技藝提升的產物。不僅如此,他還不斷通過學習前輩大師的技法來發展自己的風格。早年他有學習卡拉瓦喬對光影的營造(如圖版4和5),而在歷史和宗教畫方面,佛蘭德斯畫派的代表人物魯本斯更是他仔細揣摩的對象(如圖版25),他也試圖從中走出自己的路子。《下十字架》(圖版24)這幅畫會讓經驗豐富的觀眾聯想起魯本斯創作於1612-14年間的同名作品(現藏於比利時安特衛普聖母大教堂),但與魯本斯莊重的史詩風格不同,倫勃朗的版本明顯采取了寫實風格,讓觀眾對耶穌的遭遇更加感同身受。

The Descent from the Cross, 1634,

Hermitage Museum, Saint Petersburg

從兩幅仿達文西《最後的晚餐》的草稿中(圖版28和61),我們不難發現倫勃朗對達文西的借鑒與創新,他希望找到一種更生動的群像構圖方式,《參孫在婚宴上出謎》(圖版39)即為他在探索中交出的一份屬於自己的答卷。更不消說他長期受到提香的影響(如圖版9),特別是從提香後期作品中學來的厚塗法,讓他在風格上有了一次重大轉型,奠定了倫勃朗人生最後二十年的獨特個人風格,也成就了藝術上最偉大的倫勃朗,正如本文開篇介紹的那些作品所示。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倫勃朗的作品中,越來越多地出現了對紅色的運用,不同飽和度的紅色,恰到好處地出現在畫面中,也成為倫勃朗後期作品的標誌性元素(如圖版54、91和111)。

The Wedding of Samson, 1638,

Staatliche Kunstsammlungen Dresden

借著這本畫冊回顧完倫勃朗的創作生涯,最後來評價一下畫冊本身。如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策展人利特克在序言中所介紹的,這本畫冊的初版是在1942年。於是我們注意到,七十多年後的新版畫冊,在裝幀上採用了複古的手法來向初版致敬,不僅封皮是布面的,而且書中多幅插圖是手工貼片的,這本是早年印刷技術比較落後時為了保證插圖印刷效果而采取的折衷方式,在技術發達的今天還選擇這樣費勁的做法,就真的是在傳承“匠心”了。

這本畫冊印刷的精美和保真程度不必贅言,在具體作品的選取上,也合理涵蓋了倫勃朗各個時期的創作,編排順序上也用了心思。此外,它的作品來源非常廣泛(來自12個國家、45間收藏機構的120幅作品),涵蓋了倫勃朗的主要精品。對我來說,這本畫冊是屬於那種無論經歷多少次搬家和遷徙的淘洗,最終仍然會留在書架上的精品之作。就像序言裡說的:“這樣的書存在於一個廣闊的時間跨度中,它回顧了三百年來的文化珍品,它放在一個人的書架上,又將是幾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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