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杜拉斯和她的《情人》

寫《情人》的杜拉斯很少將自己的作品給情人看，每寫完一章就趕緊藏起來。好在這本書最終出版，也被引入中國，我們才能大飽眼福。

關於杜拉斯和《情人》，王小波有獨到見解，他用下面這篇文章向我們揭示為什麽讀過了《情人》，就算知道了現代小說藝術。

——書房書話

用一生來追求藝術

王小波

Copse Of The Banks Of The Garonne ? Henri Matisse

我念過文科，也念過理科。在課堂上聽老師提到藝術這個詞，還是理科的老師次數更多：化學老師說，做實驗有實驗藝術；電腦老師說，編程式有編程藝術。老師們說，怎麽做對是科學，怎麽做好則是藝術；前者有判斷真偽的法則，後者則沒有；藝術的真諦就是要叫人感到好，甚至是完美無缺；傳授科學知識就是告訴你這些法則，而藝術的修養是無法傳授的，只能夠潛移默化。這些都是理科老師教給我的，我覺得比文科老師講得好。

沒有科學知識的人比有科學知識的人更容易犯錯誤；但沒有藝術修養的人就沒有這個缺點，他還有容易滿足的好處。假如一個社會裡，人們一點文學修養都沒有，那麽任何作品都會使他們滿意。舉個例子說，美國人是不怎麽讀文學書的，一部《廊橋遺夢》就可以使他們如癡如狂。相反，假如在某個國家裡，欣賞文學作品是他們的生活方式，那就只有最好的作品才能使他們得到滿足。我想，法國最有資格算作這類國家。一部《情人》曾使法國為之轟動。大家都知道，這本書的作者是剛去世不久的杜拉斯。這本書有四個中文譯本，其中最好的當屬王道乾先生的譯本。我總覺得讀過了《情人》，就算知道了現代小說藝術；讀過道乾先生的譯筆，就算知道什麽是現代中國的文學語言了。

有位作家朋友對我說，她很喜歡《情人》那種自由的敘事風格。她以為《情人》是信筆寫來的，是自由發揮的結果。我的看法則相反，我認為這篇小說的每一個段落都經過精心的安排：第一次讀時，你會感到極大的震撼；但再帶著挑剔的眼光重讀幾遍，就會發現沒有一段的安排經不起推敲。從全書第一句“我已經老了”，給人帶來無限的滄桑感開始，到結尾的一句“他說他愛她將一直愛到他死”，帶來絕望的悲涼終，感情的變化都在準確的控制之下。敘事沒有按時空的順序展開，但有另一種邏輯作為線索，這種邏輯我把它叫做藝術——這種寫法本身就是種無與倫比的創造。我對這件事很有把握，是因為我也這樣寫過：把小說的檔案調入電腦，反覆調動每一個段落，假如原來的小說足夠好的話，逐漸就能找到這種線索；花上比寫原稿多三到五倍的時間就能得到一篇新小說，比舊的好得沒法比。事實上，《情人》也確實是這樣改過，一直改到改不動，才交給出版社。《情人》這種現代經典與以往小說的不同之處，在於它需要更多的心血。我的作家朋友聽了以後感覺有點泄氣：這麽寫一本書，也不見得能多賺稿費，不是虧了嗎？但我以為，我們一點都不虧。現在世界上已經有了杜拉斯，有了《情人》，這位作家和她的作品給我們一個範本，再寫起來已經容易多了。假如沒有範本，讓你憑空去創造這樣一種寫法，那才是最困難的事：六七十年代，法國有一批新小說作家，立意要改變小說的寫法，作品也算是好看，但和《情人》是沒法比的。有了這樣的小說，閱讀才不算是過時的陋習——任憑你有寬銀幕、環繞立體聲，看電影的感覺終歸不能和讀這樣的小說相比。

The Riverbank ? Henri Matisse

譯《情人》的王道乾先生已經在前幾年逝世了。雖然沒有見過面，但他是我真正尊敬的前輩。我知道他原是位詩人，四十年代末曾到法國留學，後來回來參加祖國建設，一生坎坷，晚年搞起了翻譯。他的作品我隻讀過《情人》，但已使我終身受益。另一篇使我終身受益的作品是查良錚(穆旦)先生譯的《青銅騎士》。從他們那裡我知道了一個簡單的真理：文字是用來讀的，不是用來看的。看起來黑鴉鴉的一片，都是方塊字，念起來就大不相同。詩不光是押韻，還有韻律；散文也有節奏的快慢，或低沉壓抑，沉痛無比，或如黃鍾大呂，回腸蕩氣——這才是文字的筋骨所在。實際上，世界上每一種文學語言都有這種筋骨，當年我在美國留學，向一位老太太學英文，她告訴我說，不讀莎士比亞，不背彌爾頓，就根本不配寫英文——當然，我不會背彌爾頓，是不配寫英文的了，但中文該怎麽寫，始終是個問題。

古詩是講平仄的，古文也有韻律，但現在寫這種東西就是發瘋；假如用白話來寫，用哪種白話都是問題。張愛玲晚年執意要寫蘇白，她覺得蘇白好聽。這種想法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文章裡的那些字我都不知該怎麽念。現在作家裡用北方方言寫作的很多，憑良心說，效果是很糟心的。我看到過的一種最古怪的主意，是錢玄同出的，他建議大家寫《儒林外史》那樣的官話。幸虧沒人聽，否則會把大家都寫成迂夫子的。這樣一扯就扯遠了。這個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我們已經有了一種字正腔圓的文學語言，用它可以寫最好的詩和最好的小說，那就是道乾先生、穆旦先生所用的語言。不信你去找本《情人》或是《青銅騎士》念上幾遍，就會信服我的說法。

本文的主旨是懷念那些已經逝去的前輩，但卻從科學和藝術的區別談起。我把杜拉斯、道乾先生、穆旦先生看做我的老師，但這些老師和教我數學的老師是不同的——前者給我的是一些潛移默化，後者則教給我一些法則。在這個世界上，前一種東西更難得到。除此之外，比如科學、藝術更能使人幸福，因為這些緣故，文學前輩也是我更愛的人。

以上所述，基本上是我在文學上所知道的一切。我沒有讀過大學的中文系，所以孤陋寡聞，但我以為，人活在世上，不必什麽都知道，只知道最好的就夠了。為了我知道的這些，我要感謝杜拉斯，感謝王道乾和穆旦——他們是我真正敬愛的人。

選自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園》

我的師承

王小波

我終於有了勇氣來談談我在文學上的師承。小時候，有一次我哥哥給我念過查良錚先生譯的《青銅騎士》：

我愛你，彼得興建的大城，

我愛你嚴肅整齊的面容，

涅瓦河的水流多麽莊嚴，

大理石鋪在它的兩岸……

他還告訴我說，這是雍容華貴的英雄體詩，是最好的文字。相比之下，另一位先生譯的《青銅騎士》就不夠好：

我愛你彼得的營造

我愛你莊嚴的外貌……

現在我明白，後一位先生準是東北人，他的譯詩帶有二人轉的調子，和查先生的譯詩相比，高下立判。那一年我十五歲，就懂得了什麽樣的文字才能叫做好。

到了將近四十歲時，我讀到了王道乾先生譯的《情人》，又知道了小說可以達到什麽樣的文字境界。道乾先生曾是詩人，後來做了翻譯家，文字功夫爐火純青。他一生坎坷，晚年的譯筆沉痛之極。請聽聽《情人》開頭的一段：

我已經老了。有一天，在一處公共場所的大廳裡，有一個男人向我走來，他主動介紹自己，他對我說：“我認識你，我永遠記得你。那時候，你還很年輕，人人都說你美，現在，我是特為來告訴你，對我來說，我覺得現在你比年輕的時候更美，那時你是年輕女人，與你那時的面貌相比，我更愛你現在備受摧殘的面容。

這也是王先生一生的寫照。杜拉斯的文章好，但王先生譯筆也好，無限滄桑盡在其中。查先生和王先生對我的幫助，比中國近代一切著作 家對我幫助的總和還要大。現代文學的其他知識，可以很容易地學到。但假如沒有像查先生和王先生這樣的人，最好的中國文學語言就無處去學。除了這兩位先生，別的翻譯家也用最好的文學語言寫作，比方說，德國詩選裡有這樣的譯詩：

朝霧初升，落葉飄零

讓我們把美酒滿斟！

帶有一種永難忘記的韻律，這就是詩啊。對於這些先生，我何止是尊敬他們——我愛他們。他們對現代漢語的把握和感覺，至今無人可比。一個人能對自己的母語做這樣的貢獻，也算不虛此生。

道乾先生和良錚先生都曾是才華橫溢的詩人，後來，因為他們傑出的文學素質和自尊，都不能寫作，只能當翻譯家。就是這樣，他們還是留下了黃鍾大呂似的文字。文字是用來讀，用來聽，不是用來看的——要看不如去看小人書。不懂這一點，就只能寫出充滿噪聲的文字垃圾。思想、語言、文字，是一體的，假如念起來亂糟糟，意思也不會好——這是最簡單的真理，但假如沒有前輩來告訴我，我怎麽會知道啊。有時我也寫點不負責任的粗糙文字，以後重讀時，慚愧得無地自容，真想自己脫了褲子請道乾先生打我兩棍。孟子曾說，無恥之恥，無恥矣。現在我在文學上是個有廉恥的人，都是多虧了這些先生的教誨。對我來說，他們的作品是比鞭子還有力量的鞭策。提醒現在的年輕人，記住他們的名字，讀他們譯的書，是我的責任。

現在的人會說，王先生和查先生都是翻譯家。翻譯家和著作家在文學史上是不能相提並論的。這話也對，但總要看看寫的是什麽樣的東西。我覺得我們國家的文學次序是徹底顛倒了的：末流的作品有一流的名聲，一流的作品卻默默無聞。最讓人痛心的是，最好的作品並沒有寫出來。這些作品理應由查良錚先生、王道乾先生在壯年時寫出來的，現在成了巴比倫的空中花園了……以他們二位年輕時的抱負，晚年的余暉，在中年時如有現在的環境，寫不出好作品是不可能的。可惜良錚先生、道乾先生都不在了……

回想我年輕時，偷偷地讀到過傅雷、汝龍等先生的散文譯筆，這些文字都是好的。但是最好的，還是詩人們的譯筆；是他們發現了現代漢語的韻律。沒有這種韻律，就不會有文學。最重要的是：在中國，已經有了一種純正完美的現代文學語言，剩下的事只是學習，這已經是很容易的事了。我們不需要用難聽的方言，也不必用艱澀、缺少表現力的文言來寫作。作家們為什麽現在還愛用劣等的文字來寫作，非我所能知道。但若因此忽略前輩翻譯家對文學的貢獻，又何止是不公道。

正如法國新小說的前驅們指出的那樣，小說正向詩的方向改變著自己。米蘭·昆德拉說，小說應該像音樂。有位意大利朋友告訴我說，卡爾維諾的小說讀起來極為悅耳，像一串清脆的珠子灑落於地。我既不懂法文，也不懂意大利文，但我能夠聽到小說的韻律。這要歸功於詩人留下的遺產。

我一直想承認我的文學師承是這樣一條鮮為人知的線索。這是給我臉上貼金。但就是在道乾先生、良錚先生都已故世之後，我也沒有勇氣寫這樣的文章。因為假如自己寫得不好，就是給他們臉上抹黑。假如中國現代文學尚有可取之處，它的根源就在那些已故的翻譯家身上。我們年輕時都知道，想要讀好文字就要去讀譯著，因為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譯。這是我們的不傳之秘。隨著道乾先生逝世，我已不知哪位在世的作者能寫如此好的文字，但是他們的書還在，可以成為學習文學的範本。我最終寫出了這些，不是因為我的書已經寫得好了，而是因為，不把這個秘密說出來，對現在的年輕人是不公道的。沒有人告訴他們這些，隻按名聲來理解文學，就會不知道什麽是壞，什麽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