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笠翁在《閑情偶寄》裡說“場中作文，有倒騙主司人彀之法。開卷之初，當有奇句奪目，使之一見而驚，不敢棄去，此一法也。終篇之際，當以媚語攝魂，使之執卷流連，若難送別，此一法也。”又要驚人，眩人，又要哄人，媚人，穩住了人，似乎是近於妻婦之道。由這一點出發，我們可以討論討論作者與讀者的關係。西方有這麽一句成語：“詩人向他自己說話，被世人偷聽了去。”詩人之寫詩，純粹出於自然，腦子裡決不能有旁人的存在。可是一方面我們的學校教育卻極力的警告我們，作文的時候最忌自說自話，時時刻刻都得顧及讀者的反應。這樣究竟較為安全，除非我們確實知道自己是例外的曠世奇才。
要迎合讀書的心理，辦法不外這兩條：(一)說人家所要說的，(二)說人家所要聽的。說人家所要說的，是代群眾訴冤出氣，弄得好，不難一唱百和。可是一般輿論對於左翼文學有一點常表不滿，那就是“診脈不開方”。逼急了，開個方子，不外乎階級鬥爭的大屠殺。現在的知識分子之談意識形態，正如某一時期計程車大夫談禪一般，不一定懂，可是人人會說，說得多而且精彩。女人很少有犯這毛病的，這可以說是“男人病”的一種，我在這裡不打算多說了。
退一步想，專門描寫生活困難吧。固然，大家都抱怨著這日子不容易過，可是你一味的說怎麽苦怎麽苦，還有更苦的人說：“這算得了什麽？”比較富裕的人也自感到不快，因為你堵住了他的嘴，使他無從訴苦了。
那麽，說人家所要聽的吧。大家願意聽些什麽呢？越軟性越好——換言之，越穢褻越好麽？這是一個很普通的錯誤觀念。我們拿《紅樓夢》與《金瓶梅》來打比吧。拋開二者的文學價值不講——大眾的取捨並不是完全基於文學價值的——何以《紅樓夢》比較通俗得多，只聽見有熟讀《紅樓夢》的，而不大有熟讀《金瓶梅》的？但看今日銷路廣的小說，家傳戶誦的也不是“香豔熱情”的而是那溫婉、感傷，小市民道德的愛情故事。所以穢褻不穢褻這一層倒是不成問題的。
低級趣味不得與色情趣味混作一談，可是在廣大的人群中，低級趣味的存在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文章是寫給大家看的，單靠一兩個知音，你看我的，我看你的，究竟不行。要爭取眾多的讀者，就得注意到群眾興趣範圍的限制。
作者們感到曲高和寡的苦悶，有意的去迎合低級趣味。存心迎合低級趣味的人，多半是自處甚高，不把讀者看在眼裡，這就種下了失敗的根。既不相信他們那一套，又要利用他們那一套為號召，結果是有他們的淺薄而沒有他們的真摯。讀者們不是傻子，很快地就覺得了。
要低級趣味，非得從裡面打出來。我們不必把人我之間劃上這麽清楚的界限。我們自己也喜歡看張恨水的小說，也喜歡聽明皇的秘史。將自己歸人讀者群中去，自然知道他們所要的是什麽。要什麽，就給他們什麽，此外再多給他們一點別的——作者有什麽可給的，就拿出來，用不著扭捏地說：“恐伯這不是一般人所能接受的吧？
“那不過是推誘。作者可以盡量給他所能給的，讀者盡量拿他所能拿的。
像《紅樓夢》，大多數人於一生之中總看過好幾遍。就我自己說，八歲的時候第一次讀到，只看見一點熱鬧，以後每隔三四年讀一次，逐漸得到人物故事的輪廓、風格、筆觸，每次的印象各各不同。現在再看，只看見人與人之間感應的煩惱。——個人的欣賞能力有限，而《紅樓夢》永遠是“要一奉十”的“要一奉十”不過是一種理想，一種標準。我們還是實際化一點，談談寫小說的甘苦吧。小說，如果想引人哭，非得先把自己引哭了。若能夠痛痛快快哭一場，倒又好了。無奈我所寫的悲哀往往是屬於“如匪浣衣”的一種。(拙作《傾城之戀》的背景即是取材於《柏舟》那首詩上的：“……亦有兄弟，不可以據……憂心悄悄，慍於群小。艦閔既多，受侮不少。……日居月諸，胡選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如匪浣衣”那一個譬喻，我尤其喜歡。堆在盆邊的髒衣服的氣味，恐怕不是男性讀者們所能領略的吧？那種雜亂不潔的，壅塞的憂傷，江南的人有一句話可以形容：“心裡很‘霧數’。”“霧數”二字，國語裡似乎沒有相等的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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