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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觀察報 記者 宋笛受困於戶籍政策的中國城市正在經歷一次轟轟烈烈的“拆牆運動”，至少66個城市、1億人將會在這一輪的改革之中得到“解放”，並湧入新一輪人口流動、城市競爭的廣闊版圖之中。
4月8日，國家發改委披露了《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該份政策要求“城區常住人口100萬—300萬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戶限制；城區常住人口300萬—500萬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開放寬落戶條件，並全面取消重點群體落戶限制。”至此，中國超過80%的城市將取消落戶的限制。
按照《2017年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的數據顯示，全國共計54個Ⅱ型大城、12個Ⅰ型大城市，這也意味著66個城市納入了此次取消落戶限制，放開放寬落戶條件的範圍之內。
戶籍政策是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主線之一篇章，潛伏在其背後的是人作為生產要素在經濟版圖上的快速配置和流動。
上世紀80-90年代，數億農民自中西部湧入東部帶來了一輪以改變城市-農村二元化為核心的戶籍改革；而從2012年後，接連7份來自國家層面的戶籍政策調整則蘊含的新的經濟命題：在外部環境受擾的情況下，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迫切需要內需的拉動，而內需的增長將從何處而來？城鎮化無疑是重要的抓手。
與此同時，中國人口結構正在快速調整，在新一輪的人口流動之中，一些敏銳城市已經搶先開始了一輪“搶人大戰”。
一份戶籍所承載的複雜經濟、社會關係使得每一次對於戶籍政策的改革都將釋放長遠的影響。這些剛剛“解放”出來的城市和其中的劇名很快就需要回答一系列的問題：房價是否會出現變動？社保資金如何維持？現有的醫療、教育資源能否足夠分配？
更重要的是，在這輪改革之後，城市將會進入一個市場化的“生命周期”，城市的分化將會出現。
所有影響的最終落腳點依然是人本身，在戶籍改革之後，一系列教育、醫療資源的重新分配和擴展將會最終決定人們對於美好追求的實現。
但是無論如何，戶籍改革已在快速行進，等到其逐步完成之時，一個影像也將從朦朦朧朧的不確定性中逐漸顯影，或許不是我們這一代，但它將印刻在某一個正嗷嗷待哺嬰兒的腦海中，並成為他新的故鄉。
拆牆！
在2019年3月18日，這座河北的省會城市剛剛拆掉了一堵無形的“圍牆”。該日，石家莊市警察局頒布了《關於全面放開我市城鎮落戶限制的實施意見》，提出在石家莊市全面放開城區、城鎮落戶。
在2018年石家莊城區常住人口數量剛剛突破了500萬，但是其城區常住人口僅為312萬，這意味著如果這些常住人口全部有落戶的意願，在接下來的數年時間中，石家莊10區將會迎來接近200萬落戶人群。
石家莊的案例是中國城鎮化的一個縮影，時常被提及的“城鎮化率”一般是按照常住人口計算，而其與戶籍人口之間存在著相當的差異——2017年國民經濟統計公報顯示，中國大陸地區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為42.35%，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則達到了58.52%。
另一組數據也值得關注，在今年3月統計局披露了一組消費數據，數據顯示2019年1-2月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名義增長8.2%，儘管與前值持平，但是和2018年同期相比仍然出現了1.5%的下滑。“外部形勢變化最為直接和重要的表現是外部需求的下降，這對高度開放的中國經濟體的影響無疑是很大的，我們只能通過增加內需來對衝，而我個人堅持了很多年的觀點是，欲增加內需，城鎮化或市民化無疑是最佳舉措。”，亞洲開發銀行前研究部主任、複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萬廣華提示到。
以《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文件中所述的改革範圍，巨大的內需空間將會在被拆掉圍牆的城市66個城市和1億即將落戶人群中釋放出來。
基本盤
戶籍政策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主軸線之一，伴隨著戶籍改革，得以脫離故鄉，在廣闊市場上自由流動的人們恰恰是中國經濟真正的“基本盤”。
從80年代初期，數億的人口開始一波又一波的從農村湧入城市，從中西部湧入東部，這些人群的流動構成了中國戶籍改革前20年的主線，即如何處理城鄉二元化的戶籍結構？如何對待大量湧入城市的新增人口？
80-90年代，一系列圍繞這兩個問題的相關政策逐步出現，諸如1984年的《關於農民進入集鎮落戶問題的通知》，1985年的《關於城鎮暫住人口管理的暫行規定》。
2004年前後出現的首次“民工荒”預示著一個新時期的帶來，在這一節點前後，大家開始關注到中國人口結構的變化，“人口紅利是否已經接近尾聲”開始進入學者廣泛討論的議題並逐步形成共識；此後，大量新城的建立，二線城市的發力。一增一減之下，一場城市間的“人口爭奪戰”已經初現端倪。
從2010年後，一系列有關戶籍改革的政策開始密集頒布，2012年起後7年時間中，僅國家層面的戶籍改革政策就超過7份，戶籍改革的重點也不僅僅針對農村-城市戶口的二元化，而是展現了更為全面的場景。
在此次的文件頒布後超過80%的城市將取消落戶的限制，中國戶籍改革的進程似乎已道行過半。
“競賽”
此輪戶籍改革對房價的影響被頻繁的解讀，甚至搜索軟體上輸入該份文件的題目，第一個彈出的關聯詞即為“對房地產的影響”。
此前諸如西安等城市的落戶政策展現了這樣的事實：放開落戶限制也意味著被放開了購房的限制——西安在放開落戶限制的一年半時間裡也創下西安建案歷史成交記錄。
此次的戶籍改革是否將起到同樣的作用？華創證券的一份報告推斷，此輪落戶制度放寬將加速戶籍城鎮化率的提升，並一定程度上淡化住房限制的約束，從而提振一二線城市和強三四線城市住宅需求。
但這種提振將會展現出分化的態勢，實際上，戶籍以及潛藏在其背後的新增人口正在成為一個城市生命周期的決定因素，房地產只是其表現之一。
戶籍政策的改革降低了一批城市的準入門檻，如果其本身頗具吸引力，大量的新增人口將會為地方的社保、稅收、土地出讓金等提供新的支撐，城市的規模和“生命”也將得以擴大和延續。
而相反，則意味著一批城市將會提前告別中國城鎮化的紅利，進入新的周期，在此次的文件中“收縮型中小城市”的概念已經出現。
以城市為節點的區域經濟也將會受到戶籍政策改革的影響，長三角地區將會從這一輪的戶籍改革中獲益最多——江蘇省9個城市、浙江省4個城市處於放開放寬的範圍之內，四川、山東等省份也有多市納入其中。
中國社科院城市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鵬飛認為，此舉將對中國城市競爭格局產生重大影響。城市競爭將從之前的城市與城市之前的競爭轉化為城市群、都市圈與非城市圈、都市圈之間的競爭，分化會越來越大。
安居
帶來這些龐大影響的最終是人的因素，無論是內需或是城市發展—人們依然面臨這樣的問題：在戶籍政策改變之後，落戶的人們是否能夠被其居住的城市全然接納。
這種接納即包括教育、醫療、社保養老等諸多資源是否能夠隨著戶籍改革而得到普惠性的覆蓋；也包括城市本身是否能夠提供足夠的公共資源。而這些則牽涉到更多的問題，諸如養老保險的地域分割、教育資源的分配方式等等。
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表示，為吸引人才落戶並在當地發展，當前最主要還是發展公共服務，公共服務如果沒有實現均等化的水準，即使城市放開落戶限制，如果沒有好的醫療、教育等社會基礎設施，也沒有人願意在此落戶。
中國新一輪戶籍改革已經持續推進了接近40年的，此輪戶籍改革也並非改革的終點，可以期待的還有很多。
在這些城市之外，還有多個擁有龐大未落戶人群的城市需要逐漸的敞開大門，“超大特大城市要調整完善積分落戶政策，大幅增加落戶規模、精簡積分項目，確保社保繳納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數佔主要比例。”此次戶籍改革文件中提出。
為應對眼前的情況，文件嘗試推動“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務全覆蓋”，按照文件所述，要確保有意願的未落戶常住人口全部持有居住證，鼓勵各地區逐步擴大居住證附加的公共服務和便利項目。
“2020年前解決一億人的市民化，這個政策來得不但遲，而且力度遠遠不夠。另外，本次政策中沒有將一線城市包括在內，也算是一個遺憾。”萬廣華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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