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忱石：史局汗青欣有日——記王仲犖先生

文︱張忱石

中華書局的“南王北唐”

1976年秋，整理二十四史完畢，王仲犖先生作了一首題為《十年》的七律，詩雲：

十年踏破六街塵，老至愁經客子春。

史局汗青欣有日，字編屬稿愧無津。

遙山紅葉休焚翠，近郭黃流漫卷銀。

一夜西風寒透骨，不知原是病中身。

中華書局點校二十四史，始於上世紀五十年代末，最先整理的是前四史，《史記》由顧頡剛負責，負責具體工作的為賀次君。《漢書》由西北大學歷史系老師及55級學生集體點校。《後漢書》《三國志》分別由書局宋雲彬、陳乃乾點校，這兩位並非研究東漢、三國的專家，全憑舊學根底來做。時任中華書局總經理兼總編輯的金燦然知道，必須調動國內第一流的專家集中起來工作，而這些專家大多在大專院校歷史系。他上報文化部，得到支持，由中宣部邀集文化部、教育部協商借調專家，集中在中華書局工作。

1963年，山東大學的王仲犖、張維華、盧振華，武漢大學的唐長孺、陳仲安，南開大學的鄭天挺，中山大學的劉節，吉林大學的羅繼祖都借調了過來，隨後中央民族學院的傅樂煥也加入進來。商調人員來齊之後，金燦然非常高興，興奮地說：“哈哈！中華書局居然把南開大學副校長鄭先生都調來了。”他躊躇滿志，心想點校工作一定會順利進行了。

王仲犖先生是在過了五十歲生日後到中華書局來的。當時的分工是：王仲犖負責《宋書》《南齊書》， 盧振華負責《梁書》，張維華負責《陳書》，《南史》由盧、張兩位負責；南朝五史的總負責人為王仲犖；北朝四史的總負責人為唐長孺，除了王永興負責《魏書》，其余三史皆由唐長孺點校。陳仲安當時是唐長孺的助手，他畢業於武漢大學歷史系，時為講師。唐先生有意培養他，讓他協助自己點校了《北齊書》和《周書》。

借調王仲犖和盧振華兩位先生到中華書局工作半年的檔案

點校二十四史非一般的古籍整理可相比，既要使用全套標點標線符號，還要校勘各種版本，收集前人今人校勘成果，寫成校勘記長編，然後再從中選擇精辟之見，撰寫校勘記。文字訛誤、史文失實如何出校，改字尺度如何掌握，校勘記不像寫論文，必須言簡意賅、擊中要害。這些都無前例可循，只能摸索進行。王唐兩位先生，仿佛相約而行，都先從較小的史書著手，取得經驗後再點校較大的史書。至1966年5月，已經點校完成《南齊書》《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五部史書，因文化大革命驟起，1966年5月所有借調人員全部回原部門，工作停止。為了記述方便，我把整理二十四史分為三個階段，1963年至1966年為第一階段。

1967年春，上級又通知整理二十四史。“文革”進行了一年，原點校者近況不明，於是書局派人到各地了解情況和調人，我曾到濟南，山東大學造反派不同意商調王仲犖、張維華，隻調來盧振華一人。我回京後，見唐長孺、陳仲安已到，原點校者僅三人而已，其他點校人員都從北京各學校抽調。極“左”思潮橫行，時時干擾工作，至同年秋季，便草草結束了，為時僅半年余，沒有成績，只有教訓。這算是第二階段。

1971年夏，在周恩來總理的關懷下，重新恢復業務，這是第三階段，除整理二十四史外，增加了《清史稿》。中華書局亦由西郊遷至王府井大街原文聯大樓，各方面條件已大不如前，屋宇狹小，原點校者隻調請了王仲犖、唐長孺、陳仲安三人，其他整理人員由本市商調。在此期間，王仲犖先生點校了《宋書》，《南史》原定盧振華、張維華點校，張先生由於年紀關係沒有參加，盧先生雖肢殘臥床，仍然參加了，不過在家工作，王仲犖先生也參加了《南史》的點校和審定工作。北朝的《魏書》原是王永興點校，並作了些準備工作，因原部門有事調回，這時改由唐長孺點校。陳仲安已取得豐富的古籍整理經驗，獨挑《北史》，由其一人完成。

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最為紛亂的時代，既分南北朝，而又王朝短暫，迭更頻繁，有的史書雖然卷帙較少，但流傳中散佚扞格，矛盾甚多，點校匪易，但在王仲犖、唐長孺兩位先生的主持下，共點校了九部史書，幾近二十四史之半。整個二十四史點校中，不少老先生隻參與了一部史書的點校，或與他人共同點校一部史書，像王仲犖、唐長孺一人負責幾部史書的點校，是絕無僅有的。五六十歲正是他們著書立說的最佳時期，可是他們卻把時光都貢獻給了中華書局。

王仲犖先生剛到書局不久即患高血壓症，七十年代又發現糖尿病，至1976年又突發心肌梗塞，住進同仁醫院，可謂耗盡心血。“史局汗青欣有日，字編屬稿愧無津”，“一夜西風寒透骨，不知原是病中身”，都是真實的記述。王、唐兩位先生對二十四史點校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中華書局有人概括為“南王北唐”，表彰他們的功績。王先生很謙虛，聽到後表示不大妥當，說：“唐先生年歲學問都在我之上，應當叫‘北唐南王’。”但是“南王北唐”叫開了，也順口，就很難更改了。

這是誰概括的呢？我在“文革”中已聽到此語，應當產生在六十年代，當時點校二十四史的老先生都在西北樓工作，書局職工在辦公樓上班，兩處有一定距離，彼此亦無接觸，與他們往來並了解二十四史分工的只有三個人，即金燦然、趙守儼、宋雲彬。到底出於何人之口，歲月悠悠，已難稽考，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牢記不忘他們的功績。2007年王仲犖誕辰九十四周年、2011年唐長孺誕辰一百周年之際，中華書局隆重出版了《王仲犖著作集》和《唐長孺文集》，既是對兩位學者的懷念，亦使他們的學術思想久存人間，傳世流芳。

王仲犖校勘記手跡

《宋書校勘記長編》

王仲犖團隊的“二華”

這裡我要略講述王仲犖團隊的“二華”，即張維華和盧振華二位先生。有關二十四史的回憶文章，很少言及他們，尤其是盧振華先生。他是在克服常人少見的困難的情況下，完成《南史》的點校工作的。

張維華（1902-1987），字西山，山東壽光人。他出身農家，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上了大學。1928年齊魯大學畢業。1931年入燕京大學研究院學習，參加禹貢學會，協助顧頡剛編輯《禹貢》雜誌。1952年到山東大學任教，長期從事戰國秦漢史、明清史、中西交通史研究，著有《論漢武帝》《中國長城建置考》《明清之際中西關係簡史》等。

盧振華（1911-1979），字南喬，湖北黃安（今紅安縣）人。1937年畢業於北京師范大學國文系。學生期間即在《師大月刊》上發表《李杜卒於水食辯》（後收入中華書局出版的《李白研究論文集》）。抗戰間，在重慶北碚編譯館工作。1946年北上青島，到山東大學任教，後隨校遷居濟南，任副教授，教授。盧先生長期研究《史記》，收集了不少史料，擬作《史記新注》，其間發表的論文大多與司馬遷和《史記》有關。

我在一篇回憶文章中曾經說過，整理二十四史有三個階段，但三個階段都參加者只有四個人，我隻列唐長孺、陳仲安、趙守儼三人，於是引起一些人的猜測，還有一人是誰？就是盧振華，因為第三階段盧先生癱瘓臥床，無法赴京，在家中完成了點校《南史》的任務。

盧振華先生參加二十四史點校工作是很不容易的，克服了不少困難。他的夫人神經有些疾病，1967年5月我們去濟南商調盧先生時，正在房間裡談話，忽然從廚房裡傳來陣陣怪異的叫聲，盧先生苦笑了一下，攤開雙手，一副無奈的樣子，意思是自己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工作、生活的。1970年春濟南雨雪，盧先生不慎摔倒，大腿骨折，雖然作了接骨手術，但那時缺乏康復訓練機構，造成下肢癱瘓，既不能坐，又難翻身，只能半躺半坐靠在床頭。

1971年夏恢復二十四史點校，盧振華先生不忘初約，堅決要求參加《南史》的點校工作。為了少上廁所，他盡量少喝水，要用的書，叫人放在四周手夠得到的地方。盧先生半躺在床頭，克服重重困難，用三年時間與王先生合作，完成了《南史》的點校。

王仲犖先生十分關心盧先生的健康，每次從濟南回來，總要同趙守儼談論盧先生的近況，都是不好的消息。1976年春，王先生說：“南喬身體是真的不行了，人已脫型，恐不久於人世了。”盧先生是1979年病逝的，他生前見到了《梁書》《南史》的出版，這大概是對這位老人的最大慰藉了。

1981年，王仲犖先生與學生。

王先生的著作與治學精神

王仲犖先生1913年生於浙江省余姚。余姚是王陽明、黃宗羲的故鄉，也是清代浙東學派的發源地，可謂人傑地靈之處。他的祖輩都是農民，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掀起工業救國的浪潮，王先生的父親仗著勤勞聰明，先後創辦了六七家火柴廠，生產馬頭牌火柴，風靡一時。王先生幼年家庭富裕，受到了良好教育。他十八歲結婚，嶽父余岫雲在留日期間拜章太炎為師，後來又把王仲犖介紹給章太炎做學生，嶽婿同出章門。王先生一生從事教學和學術研究，解放前曾執教於太炎文學院、中央大學。1947年由趙太侔延聘至青島山東大學。五十年代，山東大學由青島遷至濟南，工作至1986年6月病逝，享年七十三歲，與孔子相同。

王先生著作等身，碩果累累。以寫作起始時間大體如下：青年時即著手撰寫《西昆酬唱集注》《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五六十年代有《曹操》《關於中國奴隸社會的瓦解及封建關係的形成問題》《魏晉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冊）； 1963年至1967年點校《南齊書》，1971年至1976年點校《宋書》及《南史》等；1977年至1986年則出版了《?華山館文稿》《魏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敦煌石室地志殘卷考釋》《金泥玉屑叢考》等。

王先生生活在外患內亂動蕩不休的時代，研究與寫作的條件並不好。在他二十多歲學問剛起步之時，遭受一連串的變故。1930年世界經濟危機，民族工業受到嚴重衝擊，火柴廠倒閉破產。妻子余鳳年患肺病亡故，兩歲的女兒從床上垂落夭亡，父親亦不久病逝。之後又遇日寇侵犯，王先生孤身輾轉雲南、四川等地，在重慶中央大學任教，敵機經常轟炸，圖書資料匱乏，物價飛漲，獨自眠餐，身患肺病，生活環境很不好，難以專心著書立說。抗戰勝利後，複員回南京，又遇上派系鬥爭被解聘，到山東大學任教。解放後，認識了鄭宜秀同志，組建家庭，生活有人照顧，但政治運動不斷，在“拔白旗”運動中，與童書業被列為批判對象。1963年借調北京中華書局整理二十四史，前後耗去十年。“文化大革命”又受衝擊，從1978年改革開放至1986年逝世，能安心寫作的時間不過八九年而已。為什麽王仲犖先生在學術研究上有這麽多成果？除了他天資聰穎、文史功底扎實外，還有三個因素。

王仲犖先生著作書影

首先，遇上好老師，有了做學問的好題目。

王先生讀大學時，喜歡晚唐詩人李商隱、溫庭筠這一流派的詩歌。學他們的詩，要多記典故。國文老師任菫叔是晚清畫壇大師任伯年的長子，善詩能書，教導他選擇一部同溫李詩風相近、典故多而卷數少的《西昆酬唱集》加以箋注。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工具書很少，只有清人的《佩文韻府》《駢字類編》等，這些書上沒有記載的典故，就只好靠自己一部部書詳細翻檢，日久天長，不但解決了注釋，也充實了自己。

《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是國學大師章太炎出的題目。從三國到隋代，十個王朝，記載其歷史的有十二部正史，記載其典章制度的志書，職官志、地理志尤為重要，被稱為研治歷史的鑰匙，但是只有《晉書》《宋書》《南齊書》《魏書》《隋書》有以上兩志，《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七部史書都沒有志，於是自清代以來，不少學者為之撰著。職官方面有清人洪飴孫《三國志職官表》、周廣業《季叔官爵考》。地理有洪亮吉《補三國疆域志》《東晉疆域志》及《十六國疆域志》，他的兒子洪齮孫有《補梁疆域志》，近人臧勵龢有《補陳疆志》。總的來說補職官志的較少，因為各王朝官製上陳陳延襲，變化不大。宇文氏企圖用官製的改革，使北周王朝永遠統治下去，但是《周書》卻無職官志，這不能不說是一大缺陷。地理方面，十個王朝經後人補撰，所缺的只有北齊、北周了，王仲犖先生的《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就是彌補正史上的空缺。我曾問過王先生，你的著作中最滿意的是哪本書？他說：“還是北周的兩部書，它能傳後。”

其次，具備持之以恆、鍥而不捨的精神。

王先生學問起步之時慘遭變故，國破家亡，但他沒有沉淪，沒有棄學。抗戰之時，僅帶三部稿子，從上海到昆明、重慶，又到南京、青島，再到濟南、北京，只要一有空閑便沉下心來，整理舊著，不斷充實史料，反覆修訂。當年撰寫這些著作之時，王先生尚是二十出頭一文學青年，等到出版之時，已是年近七旬的老翁。這種“良工不示人以璞”的治學精神，是很有教育意義的。

第三，善於利用時間。

1963年在京整理二十四史時，由於生活環境的變化，王先生血壓驟然升高，醫生建議多休息。書局長官亦很重視，勸王先生暫回濟南在家休息一段時間，等血壓平複後再來北京。他說：“回去舟車勞頓，還不如在書局休息。”他到書局圖書館借來閑書，換換腦子。其中有新出的影印本《永樂大典》七百三十卷，他瀏覽一遍，寫成《渤澥一杓》，後來發表在《中華文史論叢》。病養好了，成果也出來了。由此可見，王先生是很會利用時間的，效率也很高。他在書局白天整理《南齊書》等，晚間修訂舊稿《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並在京完稿。

永遠感謝王仲犖先生

張忱石所藏王仲犖與張忱石往來信件

張忱石所藏王仲犖與張忱石往來信件

一、 引領我進入史學之門。我在大學時，癡迷古代戲曲，畢業論文亦是與三位有共同愛好的同學一起校注明傳奇《浣紗記》，本想終身研究古代戲曲。“文革”一來，文化部被批判為“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古代戲曲十部傳奇九相思，大多以才子佳人為主。我想這下完了，今後幹什麽呢？整理二十四史，是從乾校突然調回來倉促應付的，我對史學沒有下過工夫，所以十分迷茫，不知搞文學還是歷史，便向王先生請教。我剛把話講完，王先生幾乎不加思考立即回答：“搞歷史。我原來也搞文學，在中央大學是中文系，後來到山東大學才搞歷史。搞歷史面寬，實在。”我聽了王先生的教導，後來書局恢復原來的編輯室建置，我毫不猶豫地決定留在古代史編輯室，一直乾到退休。

二、啟迪我治學的方法。1972年我剛從“五·七”乾校調回，參與二十四史的編輯工作，環顧四周，這些點校二十四史的老先生，個個學富五車，專精一史或數史。書局的老編輯，楊伯峻擅長古代漢語，先秦典籍背誦如流，趙守儼嫻熟編輯業務，精於唐史，可是我腹中空空，無所適從。我急於充實自己，幾乎什麽書都讀，漫無邊際，收效不大。但等我拜讀了《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之後，頓時眼前一亮。我想，當年章太炎給王先生出此兩題時，他尚是一介青年，學問起步未久，但是圍繞這兩個主題讀書，陸續收集史料，不斷補充完善，反覆修訂，得以成書。書編成了，王先生早已成魏晉南北朝史專家。這種有目標的學習方式是很有效果的，為什麽不跟著學呢？

但是，找什麽樣的題目呢？我思考著、尋找著。八十年代我參與編撰《唐五代人物傳記資料綜合索引》，所收典籍中有清人趙鉞、勞格的《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留下深刻印象。唐尚書省有六部，左司轄吏、戶、禮三部，右司轄兵、刑、工三部。各部設四司，正長官為郎中，副長官為員外郎，合稱郎官。唐尚書省立有左右兩司石柱，凡升任郎官，即石柱題名，榮耀至上。兩石柱北宋時尚存，趙明誠、李清照夫婦的《金石錄》有記錄，但自元之後，右司石柱亡佚，僅存左司石柱。清人趙鉞、勞格根據石柱題名，輯錄有關該人史料，撰成《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二十六卷，成為查閱唐人生平事跡的重要工具書，甚至有人稱其為“郎官詞典”。但是這部“詞典”並不全，右司郎官闕如。我想，唐人的《登科記》早就亡佚了，清人徐松補撰了《登科記考》，《周書》缺志，王仲犖先生撰著了《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我為什麽不補作《唐尚書省右司郞考》呢？這不是很好的題目嘛！

張忱石所藏王仲犖與張忱石往來信件

張忱石所藏王仲犖與張忱石往來信件信封

題目選定後，又向唐代文史界的前輩請教，他們都認為題目很好。於是我說乾就乾，學習王先生圍繞題目閱讀有關典籍的方式，不斷收集史料，還發現不少左司郞官的史料，是清人未見的，亦一並抄錄下來。我又想，既然要把有關唐代史料巡檢一遍，為什麽不一石二鳥，多做幾個項目呢？唐王朝實行的是三省並重製，自然便想到了門下省的給事中和中書省的中書舍人。經過三十餘年的努力，《唐尚書省右司郞官考》《唐尚書省郞官石柱題名考補考》已編撰完成，正在排印之中，《唐給事中考》《唐中書舍人考》亦已交稿。這些微小的成績，要是沒有王仲犖先生著作與治學精神的啟迪，是不會有的。

已故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施和金先生是位歷史地理學者，曾為中華書局點校《讀史方輿紀要》《方輿勝覽》等地理總志，他亦是受到王仲犖《北周地理志》的啟發，撰寫了《北齊地理志》，彌補了《北齊書》的空缺。他在前言中多次感謝王先生，並寫道：“王先生生前，我曾與之討論過《北周地理志》中一些問題，他非常謙虛，從善如流，可惜王先生今已作古，不能當面向他請教了，但他在《北周地理志》中留下許多寶貴財富，為我今天所用，我真是要非常感謝他。”

《北周地理志》

王仲犖先生的著作與治學精神都是留給後人的寶貴財富，受惠的後人應當是很多的。雖然王先生已經離開我們三十多年了，他的形象卻時時浮現在我眼前，我會永遠感謝他。

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宋書》書影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