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實體書店大量倒閉之後，茶館、咖啡館開始偽裝成書店，擺上一些書，供茶客們在旁邊竊竊私語，或高談闊論，乃至大呼小叫。即使真正賣書的書店也不得不注重裝修，招引來紛紛攘攘的自拍者。裝修畢竟是人民群眾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隨後，不必裝修、也不必讀書的微信讀書公號大行其道，如中學語文老師那樣把“中心思想”灌輸給學生。
在這個新時尚中，上海的一位沈姓流浪漢走紅，吸引眾多男女趕來合影留念，起因據說是流浪漢的博學。這是向知識表達敬意的更簡捷方式。
伏爾泰在《哲學辭典》（1764年）的序言中對圖書審查官說：“想要對人們隱藏真理的人，無須因本書而擔心，因為人們並不讀書。他們每周工作六天，第七天則去大吃大喝，享受生活。”
但如今不讀書會產生焦慮。其實，這種焦慮自古已有。黃庭堅說：“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於胸中，對鏡覺面目可憎，向人亦語言無味。”古時書少，說“讀書”時不必說是何書。進入工業印刷時代，書既多且雜，“讀書”一詞已遠不足以概括對知識和精神的需求。
讀書首先要選擇。相比在網店瀏覽廣告，翻閱實體書能夠更對書的水準做出更準確的判斷。這是實體書店的價值，也是讀書之前的樂趣。莎士比亞書店就是閱讀曾經美好的時代的一家書店。
莎士比亞書店的店主
莎士比亞書店在巴黎，店主是西爾維亞·比奇（1887－1962）是美國人。《莎士比亞書店》（1956年）是她的回憶錄。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業是創辦和經營莎士比亞書店。
西爾維亞·比奇的父親是一位神學博士，擔任牧師。這個家族從事神職到他已經有九代。她的母親出生於今屬於巴基斯坦的拉瓦爾品第，當時西爾維亞的外祖父母在那裡傳教。西爾維亞說：“父母熱愛法國和法國人民。”她的父親法語好的出名；對於她的母親，“巴黎是天堂，是印象派的畫作”。1901年，西爾維亞十四歲的時候，父親被派遣到歐洲工作，舉家遷往法國。
美國在19世紀的最後二十年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工業生產大國，但在科學、文化等方面仍然落於西歐。
英國有燦爛的文學，而美國文學在19世紀已經成熟。但美國人似乎更鍾情歐洲大陸。馬克·吐溫的《傻子出國記》是1867年作者參加的一次跨大西洋旅行。這些“傻子”或天真無邪的人來自美國，乘船去巴勒斯坦朝聖，途經歐洲（主要是法國、意大利）。那時美國人的優越感不是來自他們的國民生產總值，而是他們相對歐洲的文化的“傻”。亨利·詹姆士的小說《使節》（1903年）則表現了巴黎對於美國人的魅力。西爾維亞·比奇和她的一家就生活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中。
莎士比亞書店的成立
雖然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蹂躪，歐洲在戰後繼續在科學、思想和文化等諸多方面有偉大的創造。美國的學子們去歐洲留學，作家則匯聚在巴黎。西爾維亞也在成年後返回歐洲。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比奇在巴黎遇到熱情的艾德裡亞娜·莫尼耶（1892－1955）。她對比奇說：“我特別喜歡美國人。”莫尼耶出生在巴黎，小比奇五歲。她的父親是夜班火車上的郵件分揀工，母親熱愛文學與藝術，對她的影響很大。1913年，她的父親在一次火車撞車事故中受傷，把一萬法郎補償金全部交給她開書店。艾德裡亞娜的“書友之家”於1915年在巴黎開業，既賣書也出借圖書。莎士比亞書店也採用了這個模式。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最後幾個月，比奇參加了書友之家的所有讀書活動。作家們在那裡朗讀他們的作品，評論其他作家。安德烈·紀德、保羅·瓦雷裡都在其中。那時他們都已經成名，後來都成為比奇的朋友，莎士比亞書店的常客。比奇說：“我在書店事業上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要歸功於在A.莫尼耶書店認識的法國朋友。”其實，她在巴黎開書店的想法就是莫尼耶觸發的。
比奇說：“我早就想開一家書店，後來這種渴望簡直變成了癡迷。在我的想象中，那是一家開在紐約的法文書店，是艾德裡亞娜書店的一家分店。我希望幫助我喜愛的法國作家在我的祖國擴大影響力。不過我很快發現，雖然母親願意把她的小筆存款投資於我的冒險，但那些錢還是不夠在紐約開店。我只好放棄了這個魂牽夢縈的念頭，真是遺憾。”
這筆錢有3000美元，可以在房租便宜的巴黎開一家書店。
書友之家在巴黎市中心塞納河左岸的奧德翁街（Ruedel'Odéon）7號。莫尼耶為比奇在奧德翁街拐角處的另一條街找到一間有待出租的房屋。1919年，莎士比亞書店在那裡開業。1921年夏，莎士比亞書店搬到奧德翁街12號，店面更大一些。這兩家書店一時成為文學家的聚集點。《莎士比亞書店》的主要部分是對兩次大戰之間巴黎生活的回憶，有她對文學家們的第一手觀察。這些人有不少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那時候，這個獎項主要發給一流作家（也曾錯過一些傑出作家），不象現在這樣注重提攜二流甚至三流作家，或許因為這些年的傑出作家太少吧。
莎士比亞書店在1919年11月開張，時間將很快進入“二十年代”。1970年代，出生於1935年的伍迪·艾倫寫了一篇《二十年代回憶錄》，“回憶”他與海明威一起釣金槍魚，在野外聽海明威談冒險與死亡；畢加索在和他一起喝咖啡十分鐘之後開始了“藍色時期”；他和薩爾瓦多·達利一起吃飯；斯考特·菲茨傑拉德以他為原型寫小說，而他則按照菲茨傑拉德的上一部小說生活……這些想象的場景大都不在法國，但這些人物那時都生活在巴黎，並且與比奇的交往有重疊。
莎士比亞書店與格特魯德·斯坦因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巴黎是美國文學青年的朝聖地，當時一些資格更老的作家也住在那裡。
莎士比亞書店開業不久，兩位女士漫步而來。她們是著名作家格特魯德·斯坦因（GertrudeStein）和她的情侶艾麗絲·托卡拉斯。斯坦因在莎士比亞書店辦了借書卡。比奇說這只不過是她的友情讚助，“除了自己的作品，她對我店裡的書幾乎全無興趣”。此後，她們經常與比奇見面。
斯坦因（又譯為“斯坦”，1874－1946）是伍迪·艾倫祖母輩的人。伍迪·艾倫在《二十年代回憶錄》中虛構：“艾麗絲·托卡拉斯問我是不是愛上了格特魯德·斯泰因，因為我把一本詩集獻給了她，儘管那是T.S.艾略特寫的詩。我說沒錯，我愛她，不過永遠也不可能有結果，因為她對我來說太聰明了。”不過，伍迪·艾倫很可能並不真的承認女性的聰明。
格特魯德·斯坦因是美國作家、藝術品收藏家，1903年與哥哥利奧移居巴黎。起初，他們購入多幅高更、塞尚、雷諾阿、德拉克洛瓦的畫，不久又有了馬蒂斯、畢加索、勞特累克等人的畫。比奇也去斯坦因的房子。她說：“那棟房子和它的主人一樣迷人，牆上掛著畢加索‘藍色時期’的畫作，格特魯德還給我看過畢加索的畫冊，那樣的冊子她收集了不少”。比奇沒有提到畢加索為斯坦因作的肖像畫。利奧和格特魯德分藏畫作時，哥哥選擇了馬蒂斯，妹妹選擇了畢加索。
斯坦因在巴黎的沙龍很有吸引力，常客有畢加索、海明威、菲茨傑拉德、龐德、馬蒂斯等許多人。比奇也會帶人去，比如二十年代美國著名作家舍伍德·安德森。客人們有時會帶上妻子。比奇說：“我知道格特魯德對妻子們的態度，她們不會被拒之門外，但必須嚴守規矩，當格特魯德與丈夫們談話時，艾麗絲嚴禁妻子們插話。”“奇怪的是，這種規則只針對妻子，那些‘非妻子’身份的女性則被允許加入格特魯德的談話。”也許格特魯德·斯坦因不喜歡妻子們說的話吧。
因為比奇出版詹姆士·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她與格特魯德·斯坦因的“友誼之花凋謝了”。
莎士比亞書店與《尤利西斯》
比奇認識詹姆士·喬伊斯是在1920年夏天的一個下午。艾德裡亞娜帶比奇到一位詩人家，埃茲拉·龐德夫婦也帶著喬伊斯在那裡做客。那時喬伊斯已經有些名氣。比奇說：“我那麽崇拜喬伊斯，突然間聽到這個消息，緊張得只想奪路而逃。”第二天，喬伊斯就來到了莎士比亞書店。
那時，《尤利西斯》已經有部分連載，被當作一部“淫穢”小說。1919年，連載《尤利西斯》的一家雜誌遇到很大麻煩，接著連載的另一份美國雜誌四次被美國郵政局沒收，終於倒閉。
沒有出版社敢接這部小說。看著歎氣的喬伊斯，比奇提出由她來出版《尤利西斯》。喬伊斯很興奮，但對發行量不抱希望，提出隻印幾十本。他說：“那種無聊的書，你一本都賣不出去。”比奇印了一千本。
法國最早的預定戶是紀德，儘管他的衣袋裡總揣著一本英文詞典。W.B.葉芝訂了一本，龐德替他簽名。海明威一下訂了好幾本。肖伯納則回信說：“如果你指望一個愛爾蘭人花一百五十法郎買一本書，那真是太不了解我們了。”喬伊斯贏了——他和比奇打賭說，肖伯納肯定不會買《尤利西斯》。其實，根據裝楨和用紙的質量，《尤利西斯》還有三百五十法郎和兩百五十法郎兩個更高的價位。考慮到莫尼耶在幾年前用一萬法郎就辦起了一家書店，《尤利西斯》的定價確實不低。
1922年2月2日，在喬伊斯40歲生日那一天，比奇給他送去了第一本《尤利西斯》。第一版一本都沒有剩下，證明了比奇的遠見，而且很快加印到第八版。訂戶遠至中國、日本、印度等地。喬伊斯興高采烈，幫著打包郵寄，弄的滿頭膠水，還忙裡偷閑發現他的書每本重三斤一兩。加拿大沒有查禁《尤利西斯》。海明威找朋友幫忙，把數百本《尤利西斯》從加拿大偷運進美國。
莎士比亞書店也是作家們的俱樂部。比奇不禁止妻子們插話。喬伊斯的妻子諾拉不會說法語，因此和比奇很談得來。比奇說：“諾拉是個不願和書發生任何關係的女人，這也讓他的丈夫覺得很有趣。她指著《尤利西斯》向我宣布說，‘那本書’，她連一頁都沒閱讀過，她連翻都懶得翻開。我能理解諾拉根本沒有必要去閱讀《尤利西斯》，難道她不正是這本書的靈感來源麽？”比奇又說：“她曾告訴我她後悔沒有嫁給一個農夫或銀行家，甚至是一個撿破爛的，她嫁給了一個作家。提到‘作家’這種可鄙的人物時，她的嘴唇噘起來。”諾拉可能不知道銀行家與農夫、撿破爛的有什麽區別吧。比奇認為，喬伊斯能和諾拉一起生活是他的幸運。
畢奇與海明威夫婦在莎士比亞書店門口合影
莎士比亞書店與海明威
海明威（1899－1961）認識西爾維亞·比奇的時候，還沒有開始寫小說。他第一次去莎士比亞書店時，帶著舍伍德·安德森為他寫的推薦信。但在想起來把推薦信交給比奇之前，他已經給比奇看了他在戰場上被嚴重炸傷的腿。一戰末期，他是一位救護車駕駛員，在意大利前線受傷。
海明威與龐德在莎士比亞書店結識，龐德又把他介紹給喬伊斯。比奇說：“海明威和喬伊斯是好朋友。一天，喬伊斯對我說：海明威覺得自己是條硬漢，麥卡蒙則假裝自己很敏感，而他覺得實際情況恰恰相反。所以，喬伊斯把你看透了，海明威！”其實，敏感是成為好作家的先天條件，硬漢也未必情感粗糙。敏感與硬漢並不衝突。海明威的自殺方式證明他確實是一條硬漢。
海明威每天都到莎士比亞書店讀書，自稱是“最好的顧客”，比奇接受這個說法。海明威的《流動的盛宴》（1964年）回憶他在巴黎時期的生活和交往。這些人大都也是比奇的朋友。海明威說：“那些日子沒有錢買書，我從莎士比亞書店租借圖書館借書。”他說：“在寒風瑟瑟的街上，這是一個溫暖愜意的去處：冬天生個大爐子，桌上、書架上都是書，櫥窗裡擺放著新書，牆上掛著已故或依然健在的著名作家的照片。所有照片看起來都像快照，即便是已經過世的作家，看起來也仿佛還真的活著。”那時海明威很窮，住的地方也差，莎士比亞書店成為他的好去處。
關於幫助他的莎士比亞書店的店主，海明威說：“西爾維婭有一副生動、棱角分明的臉龐；一雙褐色的眼睛像小動物的眼睛一般富有靈氣，又像少女的眼睛一般歡快；棕色濃密的卷發從光滑的前額往後梳，留到齊耳長，正好到她穿的棕色天鵝絨外套的領口邊；她還有迷人的雙腿。西爾維婭善良、開朗，關心別人，喜歡開玩笑和閑聊。她是我認識的人裡對我最好的。”
拒絕出版和宴席漸散
比奇的心思在書店，不在出版。《尤利西斯》的出版是一個例外。
1928年，D.H.勞倫斯（1885－1930）的《查泰來夫人的情人》出版，但像《尤利西斯》一樣，因為被查禁而不受版權保護，盜版嚴重。比奇說：“勞倫斯急於讓我出版一個更便宜的版本，以杜絕盜版的流行。”他的兩位朋友沒有說動比奇，勞倫斯親自登門拜訪。這時他的肺病已經很嚴重。比奇為他難過，卻不便告訴他，莎士比亞書店缺乏資金、人手和空間，而且她也不喜歡這部小說。另外，她說：“我不想被冠以色情書出版商這點很難啟齒，更不可能說我只想做一本書的出版商——還能有比《尤利西斯》更偉大的書嗎？”不久，勞倫斯去世。比奇參加了他的葬禮。
比奇還談到亨利·米勒。她說：“二十年代，亨利·米勒開始在左岸的瑟拉街區嶄露頭角，那裡是他的活動中心。到三十年代，他已為更多的人所熟知。一天，亨利·米勒與他長相可愛、像個日本人的朋友阿內絲·寧小姐來問我能否出版他正在創作的小說《北回歸線》。”但比奇把此書推薦給別的出版人，因為那人“對直接的性描寫很感興趣”。《北回歸線》（1934年）後來成為美國文學中的經典作品。米勒與寧是一對傳奇人物，有多部電影把他們作為主角，《情迷六月花》是其中一部。
沒有不散的宴席。比奇說：“到了三十年代，巴黎左岸已物是人非。所謂‘迷惘的一代’——沒有人比我們更擔得起這個稱呼——已經功成名就。”“迷惘的一代”（TheLostGeneration）指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一些美國作家，包括海明威、菲茲傑拉德等生活在巴黎的人。這個稱號是格特魯德·斯坦因提出的，海明威的《太陽照樣升起》使這個詞為眾人所知。
在三十年代，比奇的很多朋友回到美國。她說：“我想念他們，想念當時發現新作品和新作者的樂趣，也想念那些小型評論雜誌和小型出版社。”不過，龐德、海明威、斯坦因等人還在，也有新的朋友來到巴黎。凱瑟琳·安·波特（CatherineAnnPorter，1890－1980）是1931年從墨西哥乘船到歐洲的。她把這段經歷寫入《愚人船》（1961年），於1962年獲得歐·亨利紀念獎。這位更著名的作家（原名WilliamSidneyPorter）是波特父親的遠房堂兄弟。波特在巴黎養了一隻肥貓叫“船長”。有一天，如果波特沒有及時發現，她的船長就可能會被一個女人裝在籃子裡偷走。比奇說：“巴黎很多肥貓都消失無蹤，然後變成了巴黎人餐桌上美味的‘燉兔肉’。”
莎士比亞書店的關閉
莎士比亞書店沒有肥貓“船長”的幸運，成為納粹的“燉兔肉”。
1940年6月，德國佔領巴黎。比奇先看到大批難民湧入巴黎，然後又看著德軍進城。美國使館多次建議比奇回國，她都拒絕了。她要留在巴黎與法國朋友同甘共苦。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次日，美國對日本宣戰。德國隨即對美國宣戰，比奇成為德國的敵國僑民。
比奇說：“美國參戰後，我的國籍和猶太朋友，都成了莎士比亞書店必須在納粹的眼前消失的原因。”莎士比亞書店關閉的直接原因是喬伊斯的長篇小說《芬尼根守靈夜》（1939年）。
1941年末的一天，一位德國軍官從軍車裡下來，看到莎士比亞書店的櫥窗裡有一本喬伊斯的《芬尼根守靈夜》。他走進書店，用流利的英語說要買這本書。比奇回答：“不賣。”“為什麽？”比奇說，那是最後一本，要留給自己。德國軍官聲稱他對喬伊斯的作品很感興趣，比奇卻寸步不讓。德國軍官離去後，比奇馬上把這本書轉移到別處。
在納粹德國，元首之下有不少博士，而且都是貨真價實的博士，在納粹掌權之前已經獲得學位，如負責宣傳的戈培爾是海德堡大學的哲學博士。戈培爾也愛好文學，創作有小說和劇本，但如希特勒的繪畫一樣，其水準沒有得到承認。納粹焚書、迫害猶太人，戈培爾是主使和煽動者之一。德軍中的這位喬伊斯愛好者顯然也受過良好教育。但知識沒有阻止他們成為知識的敵人。
兩個星期後，這位德國軍官再次闊步走進莎士比亞書店，問：《芬尼根守靈夜》呢？比奇說：被我拿走了。他氣得發抖，揚言：“今天我就把你的全部財產充公。”比奇回答：“隨便。”
德國軍官剛離去，比奇向門房求助。門房把她領到樓上的一個空房間。比奇和朋友門用了兩個小時把書店搬空，全部轉移到三樓，甚至用油漆塗蓋了門口的招牌——這個速度說明莎士比亞書店的規模不大。德國人把比奇抓進集中營。《莎士比亞書店》沒有交代德國人是如何找到她的。六個月後，她被釋放，繼續留在巴黎，可是書店沒有再次開門。
納粹在巴黎的最後日子，街上槍聲不斷。有一天，一輛吉普車停在她住的門前，比奇聽到一個聲音在喊：“西爾維亞！”艾德裡亞娜首先反應過來，喊到：“是海明威！海明威！”比奇衝下樓去。海明威抱著她轉圈，親吻她。“街上的每個人都歡呼起來”。
比奇當時可能不知道，海明威還去看望了畢加索。畢加索不在家。海明威留給他一箱手榴彈作為禮物。
巴黎解放了，但莎士比亞書店沒有恢復營業。因為納粹，西方文明的重心轉移到美國。《莎士比亞書店》成為獻給這一段英美文學史的一首挽歌。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