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三軍統帥，關羽有何致命缺陷？

　　劉備曾說關羽的特點是“矜於士而體恤卒”(見《三國志·蜀書》)，在同僚面前傲氣十足，目中無人，實在是關羽作為長官人的最大弱點。他自恃武藝高強，對誰也不服。關羽駐守荊州時，聽說劉備在漢中招降了馬超，又聽說馬超武藝過人，他竟讓關平帶信給劉備，要入川來與馬超比試高低，孔明寫信回答他：“亮聞將軍欲與孟起分別高下。以亮度之，孟起雖雄烈過人，亦乃黥布、彭越之徒耳，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美髯公之絕倫超群也。”（第六十五回）關羽看信後自綽其髯大笑，說道：“孔明知我心也。”並將書信在客人中傳閱。看來，關羽的用心也並不是一定要入川比試，他只是要人們相信他的武藝在馬超之上。他把孔明的書信讓別人傳閱，正是借孔明的信作為權威性評判，使別人在心中樹立他武藝最高的信念。劉備奪取漢中後，封關羽、張飛、趙雲、馬超、黃忠為五虎大將。使者送來印綬，他竟然不接，對使者當面說：“黃忠何等人，敢與吾同列？大丈夫終不與老卒為伍!”(第七十三回)其實，他看不起黃忠沒有一點道理。他爭奪長沙時，至多與黃忠打了個平手，只是由於長沙太守韓玄要誤殺黃忠，魏延才殺了韓玄救黃忠來降。其實，關羽表示不甘與黃忠為伍，正是對自己當年未能戰勝黃忠的一種心理補償，至於由此會引起什麽不良的後果，他是不考慮的。

　　關羽恃才傲物，說話不講情面，使他與好多人的關係出現不和。劉備當了漢中王后，準備立嗣，派人赴荊州征求關羽的意見，關羽認為劉封非親子，不能選立，並建議劉備派劉封駐守地處邊遠的上庸山城，將其調離成都，以絕後患。為此，劉封對他很不滿，在他敗走麥城時，劉封在上庸拒絕對他增援。劉封的行為絕不說明關羽對其預料正確，因為，第一，劉封始終沒有背叛劉備，只是拒絕增援關羽；第二，劉備初收劉封為義子時，關羽就持反對態度，那時他對劉封並無一點了解，反對的理由只是收養義長子會造成以後立嗣麻煩。關羽這種傲慢態度也表現在對友國人事的態度上，諸葛亮的哥哥諸葛瑾在東吳做官，受孫權之托去成都索要荊州，劉備為了應付，即寫下讓關羽交割地盤的信，諸葛瑾持信到了荊州，關羽只是不認，且很不客氣，弄得諸葛瑾滿面羞慚而去。孫權為了抗擊曹操，一度主動地與關羽拉關係，曾托媒人去荊州，求關羽將其女兒許配給自己的兒子，結姻親關係。關羽一聽勃然大怒說：“吾虎女安能嫁犬子乎!”(第七十三回)幾乎要將媒人斬首。關羽的態度激怒了孫權，使孫權下定了聯合曹兵襲取荊州的決心。

　　關羽傲氣十足的最大資本是自己的勇武，他不明白勇武只是對一般戰將的起碼要求，而對一個統帥人物的諸多條件中，勇力不是最主要的。

　　關羽在主動出擊曹兵時，擔心東吳呂蒙從後方渡江攻襲荊州，曾作了相應的部署。後來呂蒙采納了陸遜的建議，他向孫權托病辭職，讓沒有名望的陸遜代己之任。陸遜一到任，就向關羽致書送禮，信中語詞極其卑謹，一副討好關羽的樣子，關羽果然麻痹大意，撤走了荊州的大半防衛之兵，結果呂蒙乘機偷襲了荊州。這裡，關羽因驕傲輕敵所致，未能識別陸遜的詐謀，吃了大虧。

　　關羽出兵攻曹前，原派傅士仁、糜芳為先鋒，二人在寨中飲酒時，軍中失火燒著火炮，打死本軍多人，軍器糧草盡被燒毀，關羽即令斬之，因眾人求免，關羽令武士各杖四十，摘去先鋒印綬，並罰糜芳守南郡，傅士仁守警察，臨走又警告說：“若吾得勝回來之日，稍有差池，二罪俱罰!”(第七十三回)後來，呂蒙偷襲荊州，傅士仁、糜芳相繼投降東吳。在傅、糜投敵事件上，關羽犯了一系列的錯誤：第一，二人在失火事件中負有長官責任，在他們受到處分、心中不服的情況下，派二人去守後方重城，他們是很難盡力配合的；第二，派二人去守後方，本應多加勉勵，但他委派時卻說是罰他們去守二城，這就使他們對守城工作失去了興趣，喪失了誠心；第三，臨走時作出警告，顯得多此一舉。在警告的內容中，他把自己的得勝與二人受罰聯繫起來，似乎自己得勝了二人反要受到處罰。這就不是鼓勵二人對他前方作戰采取積極配合的態度，使二人產生消極對立情緒。

　　還在他出兵不久，身邊的隨軍司馬王甫曾建議說：“糜芳、傅士仁守二隘口，恐不竭力，必須得一人以總督荊州。”(第七十三回)關羽回答他已派潘濬守荊州，用不著擔憂。王甫指出：“潘濬平生多忌而好利，不可任用。”建議派為人忠誠廉直的趙累代替，關羽堅持說：“吾素知潘濬為人，今既差定，不必更改。”呂蒙偷襲荊州後，孫權對潘濬官職未作變動，仍舊讓他執掌州事。關羽自謂素知其人的潘濬，對關羽未起任何幫助作用。我們從這裡可以看到，第一，關羽的識人不準；第二，他過分自信，聽不進別人的勸告。

　　識人、用人是長官工作的重要內容，關羽在識人、用人上的一系列失誤說明，他可以是一名優秀的戰將，但不是一名優秀的統帥。

　　我們可以以孔明入川為界，把關羽的一生劃分為兩個時期：前一時期，他在劉備、孔明的長官下作戰，雖有個人性格方面的諸多毛病，但這不影響他成為一名優秀的戰將；後一個時期，他鎮守荊州，對荊州負全盤長官責任，這時，他剛而自矜、忽視人際關係的個人性格及識人、用人上的一系列失誤等因素綜合作用，終使他未能成為一名優秀的長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