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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夫，停下。停下來，好嗎？停下來，戴夫。戴夫，你到底能不能停下來？”在Stanley Kubrick執導的電影“太空漫遊（2001）”有名但比較詭異的悲情結尾處，超級電腦HAL向毅然決然的宇航員Dave Bowman這樣懇求著。
在幾乎被故障機器送到了太空深處等死的時候，鮑曼很平和冷靜地地斷開了控制著他的人工“大腦”的記憶電路。“戴夫，我的大腦即將死去”HAL鄭重說道“我正感受這一點，它正在死去”。
我也能感受到它。在過去的幾年裡，我一直有一種不舒服的感覺，似乎某個人或某個東西一直在控制著我的大腦，重新設計我的神經回路，重構我的記憶。
我的思想不再按照我的意願來運作，它正發生著變化。我不再像以前那樣去思考了，當我讀書時，這種感受尤為深刻。過去，我很容易沉浸在書本或冗長的文章中，深陷書中的描述或觀點轉變處，我會花費數小時漫步在長篇散文中。
可是，那種情況現在很少發生了。現在，在看了兩三頁之後，我的注意力就會經常發生轉移，這讓我變得煩躁不安，失去頭緒，並開始尋找別的事情去做。
我感覺自己總是努力將不聽使喚的大腦拖回到文本中。過去，很自然發生的深度閱讀已成為一場思想鬥爭。
我想我知道發生了什麽事。十多年來，我一直在網上花費大量時間進行資訊搜索和瀏覽，有時還會進入不錯的網絡資料庫。作為一名作家，網絡對我來說簡直就是天賜尤物。
以前需要花費幾天在圖書館書庫或期刊閱讀室進行的研究，現在幾分鐘內就可以輕鬆完成。通過谷歌搜索，對超鏈接的快速點擊，我就可以找到我想要的有說服力的事實或精辟的引用。
即使我不工作，我也多半會在網上的資訊叢林中穿梭，不斷搜索資訊，處理電子郵件，瀏覽網頁標題和部落格文章，觀看影片和收聽播客，或者只是在一個鏈接與另外一個鏈接之間切換。（與腳注不同的是，超級鏈接並不僅僅指向相關工作;它們驅使你不斷向他們靠攏。）
對我而言，正如其他人一樣，網絡正在成為一種普遍的媒介，是大部分資訊通過眼睛和耳朵流進我大腦的管道。能夠立即訪問如此豐富的資訊存儲好處很多，這一點已被廣泛論述並得到了一定的肯定。
連線雜誌的Clive Thompson寫道，“對思維來說，通過矽記憶體進行完美回憶是一個巨大的恩賜。”但這個恩賜是有代價的。正如媒介理論家Marshall McLuhan（馬歇爾.麥克盧漢）在20世紀60年代指出：媒體不僅僅是被動的資訊管道。
他們也提供思想的東西，它們也塑造了思想的過程。網絡似乎正在削弱我們的注意力和深入思考能力。現在，我們的大腦希望按照網絡發布資訊的方式來接收它們——以一種迅速移動的粒子流的方式。
曾經我像是在知識海洋裡潛水，而現在我隻像一個騎著摩托艇的家夥一樣在海面上滑行，隻泛起一點零星的漣漪。
我不是唯一有這種想法的人。當我向朋友或熟人提及我的閱讀困惑時，他們大多數人也有類似的經歷。當他們使用網絡越多，他們就越需要與保持專注於長篇文章作鬥爭。我關注的一些博主也開始提到這種現象。
撰寫有關在線媒體內容的部落格Scott Karp最近坦承：他已經完全停止閱讀書籍。他寫道：“我在大學時主修文學專業，曾經也是一個資深書蟲。”
“究竟發生了什麽事？”他推測的原因是：“如果我的網絡閱讀那麽多，不是因為我的閱讀方式發生改變，而是因為我的思考方式已經改變？比如，在尋求便利”。
Bruce Friedman會定期在部落格上撰寫一些關於醫學中電腦使用的文章，他也會經常發文描述“互聯網如何改變他的心理習慣”。
“我現在幾乎完全失去了閱讀和吸收網上或印刷的長篇文章的能力，”他在今年早些時候這樣寫道。作為一位長期任教於密歇根大學醫學院的病理學家，Friedman在與我的電話交談中詳細闡述了他對之的評論。
他說：他的思想呈現出“斷斷續續”的特徵，這反映了他在網上迅速瀏覽不同來源短文本的閱讀方式。他承認：“我不再閱讀《戰爭與和平》”，“我已經失去了這樣的能力。即使是超過三、四段的部落格文章，我也無法吸收，而是選擇忽視它。”
僅僅是一些軼事還不能證明這一點。我們一直在等待長期的神經和心理學實驗，這些實驗將提供“關於互聯網使用如何影響人們認知”的確鑿證據。
最近，由倫敦大學學院的學者們進行了一項研究，是關於在線研究行為習慣的。研究表明，我們正處於閱讀和思考方式的巨大變革之中。
作為這個五年研究計劃的一部分，學者們檢查了電腦日誌，這些日誌記錄了兩個受歡迎的研究站點的訪客行為，一個由英國圖書館運營，一個由英國教育聯盟運營，這兩個網站提供了訪問學術文章、電子書籍以及其它書面資訊的來源。
研究發現：使用這些網站的人們顯示出了“快速瀏覽行為的模式”——從一個來源跳到另一個來源，並且很少回到他們已經訪問過的資訊來源。在他們跳到另一個網站之前，他們通常閱讀不超過一頁或兩頁的文章或書籍。有時他們會保存一篇很長的文章，但沒有證據表明他們曾經回過頭來真正閱讀過。
該研究學者指出：很明顯，用戶已經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在線閱讀;確實有跡象表明，新的“閱讀”形式正逐漸出現，比如：用戶通過標題，內容頁面和摘要橫向瀏覽從而追求快速獲勝。他們上網幾乎就是為了避免傳統意義上的閱讀。
互聯網上文字無處不在，更不用說手機上流行的簡訊，我們今天可以閱讀的內容可能比20世紀70年代或80年代更多，在那個時代，電視才是我們的首選媒體。
與原來的閱讀方式相比，現在可能是一種不同的閱讀方式，背後也隱藏著一種不同的思維——甚至可能是一種新的自我意識。
“我們之所以我們，不僅僅取決於我們所閱讀的內容，”塔夫斯大學的發展心理學家Maryanne Wolf說，她同時也是《普魯斯特和烏賊：閱讀大腦的故事和科學》的作者。 “我們的閱讀方式決定了我們是什麽。”
Wolf很擔憂網絡推廣的閱讀風格，這種閱讀風格將“效率”和“即時性”放在首位，而這可能會削弱我們深度閱讀的能力——隨著早期的技術，印刷機的出現，產生的長篇複雜散文作品塑造了我們的深度閱讀能力。
她說，當我們在網上閱讀時，我們更像是一部“資訊的解碼器”而已，現在，當我們閱讀時，對內容的解讀，由於深入閱讀和專注而產生的豐富的心理關聯活動早已消失殆盡了。
Wolf指出：閱讀並不是人類的本能技能。它並沒有像講話那樣完全融入到我們的基因中。我們必須教會大腦如何將我們看到的象徵性符號轉化為我們所能理解的語言。當我們在學習和練習閱讀技能時，媒體或其他技術在塑造我們大腦內的神經回路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實驗表明，表意文字的讀者，如中國人，開發了一種閱讀的心理回路，這與在那些使用字母來書寫語言的人的心理回路有很大的差異。這些差異延伸到大腦的許多區域，包括那些控制諸如記憶、對視聽刺激進行解釋等核心認知功能的區域。
我們有理由相信：我們使用網絡所形成的大腦回路將與我們閱讀書籍和其他印刷品所形成的大腦回路存在著差異。
在1882年，Friedrich Nietzsche（尼采）就買了一台打字機——準確地說，是一台打字機球。他發現：將注意力一直集中在頁面上會變得疲憊和痛苦，這也經常帶來令他難以承受的頭痛。
所以，他不得不減少寫作，並一直擔心很快就會放棄。但是，打字機救了他。一旦他掌握了觸摸打字，他就能閉著眼睛用手指敲打來寫作，文字再次從他的思想流向了頁面。
但是，沒想到的是，這台機器同時也對他的工作產生了其它微妙的影響。尼采的一位朋友，一位作曲家，注意到他的寫作風格發生了變化。他那原本已經簡潔的散文變得更加緊湊了，簡直就像電報。
這位朋友在一封信中開玩笑說道：“也許你會通過這種工具學會一種新的習語。”他也指出，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他對音樂和語言的“思想”往往取決於筆和紙的品質。
“你是對的，”尼采回答說，“我們的寫作工具參與了我們思想的形成。”在機器的影響下，德國媒體學者Friedrich A. Kittler寫道，尼采的散文“從爭論變為格言，從思想轉變為雙關語，從修辭風格轉變為電報風格。”
人類的大腦幾乎具有無限的可塑性。過去，人們認為我們的心理網絡，即我們頭骨內1000億左右的神經元之間形成的密集連接，在我們成年時已基本固定。但是大腦研究人員發現事實並非如此。
負責喬治梅森大學Krasnow高級研究所的神經科學教授James Olds說，即使是成年人，他們的頭腦也是“非常可塑”的。神經細胞會自然地打破舊的神經元之間的聯繫，並形成新的聯繫。根據Olds的說法，“大腦”能夠動態地重新“編碼”，改變它的運作方式。
社會學家Daniel Bell所稱的“智力技術” 指的是能擴展我們的心智，而不是我們的身體機能的工具，當我們使用這種“智力技術”時，我們就不可避免地開始吸納了這些技術的內在特徵。
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在14世紀得到普遍使用的機械鍾，在《技術與文明》這本書中，歷史學家和文化評論家Lewis Mumford描述了時鐘如何“將時間與人類事件分離，並幫助在一個數學上可測的序列的獨立世界中建立起信念。”因為“細分時間的抽象框架”已成為人們“行動和思想的參考。”
時鐘有條不紊的滴答聲有助於形成科學的思想並成為一位科學人。但它也從我們這裡帶走了一些東西。
正如已故的麻省理工學院電腦科學家Joseph Weizenbaum在他1976年的著作《電腦能力與人類理性：從判斷到計算》中所述，在廣泛使用計時工具中產生的世界觀仍然是舊的貧困版本，因為它是基於對那些構建和組成舊現實的直接經驗的拒絕產生的。
我們在決定何時吃飯，工作，睡覺，起立時，不是聽從我們的內心，而是開始服從時鐘。
我們用來描述自己的各種比喻也不斷發生著改變，這反映了我們正處於適應新“智力技術”的過程中。當機械鍾普及時，人們開始認為他們的大腦就像“鍾表機構”一樣運作。
今天，在軟體時代，人們開始認為他們就像“像電腦一樣”。但神經科學告訴我們，這些變化本身比這些比喻更深刻。由於我們大腦的可塑性，適應性也發生在生物層面。
互聯網有望對人類認知產生特別深遠的影響。在1936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英國數學家Alan Turing就證明，數字電腦，當時隻作為理論上的機器而存在，可以被編碼成為處理任何其它資訊的設備，正如我們今天所看到的那樣。
互聯網是一個無法估量的強大計算系統，它將大部分其它智能技術都囊括在內。它正在成為我們的地圖和我們的時鐘、我們的印刷機和我們的打字機、我們的計算機和我們的電話，以及我們的廣播和電視。
當網絡吸收媒體時，媒體在網絡中得到了重生。它通過超鏈接，閃爍廣告和其他數字化的浮誇東西為媒體注入內容，並且其內容包含了從所有其他媒體吸收過來的內容。
例如，當我們正在瀏覽報紙網站上的最新頭條新聞時，一則新的電子郵件可能會宣布它的到來，從而分散了我們的注意力，擴大了我們所關注的對象。
網絡對人門產生的影響不會僅僅局限在電腦螢幕上。為適應互聯網媒體的瘋狂東拚西湊的特徵，人們的思想也正發生改變，傳統媒體必須適應觀眾的新期望。
電視節目添加了文本抓取和彈出廣告，雜誌和報紙也縮短他們的文章長度，僅介紹濃縮後的摘要資訊，頁面也刊登易於瀏覽的資訊片段。
今年3月，《紐約時報》決定將每一版的第二頁和第三頁用於文章摘要時，對此，其設計總監Tom Bodkin解釋說，“快捷方式”會讓匆忙的讀者快速“品味”當天的新聞，讓他們免於實際翻頁和閱讀文章的“低效率”。舊媒體別無選擇，只能適應新媒體的規則。
從來沒有一個溝通系統像今天的互聯網一樣，在我們的生活中扮演如此多的角色，或者對我們的思想產生如此廣泛的影響。然而，所有關於網絡的文章，幾乎沒有考慮過它是如何重塑我們的，對網絡的智力方面的倫理仍然模糊不清。
在尼采開始使用他的打字機時，一位名叫Frederick Winslow Taylor（被譽為“科學管理之父”）的年輕人帶著秒表進入費城的Midvale鋼鐵廠，開始進行一系列旨在提高工廠機械師工作效率的歷史性實驗。
在Midvale鋼鐵廠所有者的批準下，他招募了一組工廠工人，讓他們在各種金屬加工機器上工作，對他們的每一個動作以及對機器的操作進行計時和記錄。通過將每個工作分解為一系列小的，獨立的步驟，然後測試執行每個工作的不同方式，Taylor創建了一套精確的指令——一種“算法”，我們今天稱之為“每個工人應該如何工作。”
儘管Midvale鋼鐵廠的生產力得到了飆升，但員工卻抱怨嚴格的新規，聲稱這將他們變成了自動機器。
在蒸汽機發明一百多年後，工業革命終於找到了它的哲學和哲學家。泰勒編排的緊密的工業之舞——他喜歡將之稱為“系統”——被全國各地的製造商和世界各地的製造商所接受。
為了尋求最大速度，最高效率和最大的輸出，工廠所有者通過“時間和動作”的研究來組織他們的工作並配置工人的工作。
正如Taylor在其著名的1911年著作《科學管理原理》中所定義的那樣，目標是確定並採用每一項工作的“最佳方法”，從而在機械工藝中，逐步實現用科學取代經驗法則。Taylor向他的追隨者保證：
一旦他的“系統”應用到所有的體力勞動者身上，它將不僅帶來工業的重組，也會帶來社會的重組，從而創造出完美效率的烏托邦社會。他宣稱：“在過去，人被放在第一位，但在未來，系統必將取而代之。”
Taylor的系統仍然與我們息息相關，工業製造仍然遵循著這套理論。現在，由於電腦工程師和軟體編碼人員左右我們智力生活的權力越來越大，Taylor的那套準則也開始控制著人們的思想領域。
互聯網就是一種專為高效自動地收集、傳輸和處理資訊而設計的機器，不計其數的程式員致力於找到“最好的方法” ——完美的算法——來完成所有的我們稱之為 “知識工作”的心理活動。
Google總部（稱為Googleplex）位於加利福尼亞州山景城，這裡是互聯網的聖殿，其內部奉行的宗教也是泰勒主義。
Google的首席執行官Eric Schmidt表示，Google是一家基於計量科學創立的公司，它正努力將其所做的一切“系統化”。
根據《哈佛商業評論》，基於通過搜索引擎和其他網站收集的TB量級的行為數據，每天進行數千次實驗，再根據實驗結果不斷優化算法，從而逐步控制人們如何查找資訊以及從中提取的意義。泰勒為我們的“雙手”做了什麽，而谷歌正在為我們的“思想”做些什麽。
Google宣稱其使命是“將世界上的資訊組織起來，讓人們能接觸並利用它。”
Google致力於開發“完美的搜索引擎”，這種搜索引擎能夠“完全理解你的意思並將你想要的反饋給你”。
在Google看來，資訊是一種商品，是一種可以通過工業效率開採和加工的實用資源。我們可以“訪問”的資訊越多，我們提取的要點越快，我們作為思想家的產出也就越多。
Google的終點在哪裡？天才年輕人Sergey Brin和Larry Page在他們攻讀斯坦福大學電腦科學博士學位的時候就創辦了谷歌，他們經常談到希望將他們的搜索引擎轉變為人工智能，也就是類似HAL的機器，這種機器可以直接與我們的大腦連接。
幾年前，Larry Page在一次演講中指出，“最終的搜索引擎就像人或智能一樣聰明。” “對我們來說，從事搜索工作其實就是在從事人工智能工作。”
2004年，Brin在接受《新聞周刊》採訪時說：“當然，如果你把世界上所有的資訊直接附在你的大腦上，或者你擁有一個比你的大腦更聰明的人造大腦，你會變得更好。”去年，Page在科學家大會上宣城： Google正在努力建立人工智能並大規模地實施。
Google擁有一大批的數學高手，並且他們有充足的資金可供使用，同時還雇用了眾多電腦科學家。
因此，公司有上面這樣的野心就不難理解了，甚至讓人心生敬畏。作為一家科技企業，Google心中始終燃燒著“使用技術”的欲火，用Eric Schmidt的話來說，“公司致力於解決以前從未解決過的問題”，而人工智能就是目前最困難的問題。Brin和Page難道不想解決它？
但是，“如果我們的大腦被人工智能補充甚至替代，一切就會變得更好”這一簡單設想並不容易實現。這種假設認為：智能是機械過程的輸出，是一系列可以分離，測量和優化的離散步驟。
在Google眼裡，我們上網時所進入的這個世界，沒有為“模糊”提供一席之地，模棱兩可並不被認為是洞見的發源地，而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人腦只是一台過時的電腦，只需要更快的處理器和更大的硬碟。我們的心理活動應該像高速數據處理器一樣運行，這種想法不僅體現在網絡中，同樣體現在商業社會中。
我們在網上瀏覽的速度越快——我們點擊的鏈接越多，查看的網頁越多——Google及其他公司更有可能獲取有關我們的資訊，向我們提供廣告的機會也就越多。
我們從一個鏈接快速跳轉到另一個鏈接時，留下的點滴資訊與商業網絡的大多數所有者的經濟利益密切相關——我們留下的資訊越多，對他們越好。
這些公司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悠閑的閱讀或緩慢深入思考。驅使我們分心，這才符合他們的經濟利益。
也許我只是在杞人憂天。正如當有人在讚頌一種技術進步時，就會有人擔憂這種技術產生的最壞影響。在柏拉圖的《斐德羅》篇中，蘇格拉底對寫作的發展也表示了類似擔憂。文字作為我們過去所掌握的知識的替代品，他擔心，人們開始依賴這些文字時，就不再鍛煉他們的記憶，會變得健忘。
以前，這些知識都是存儲在人們的記憶裡，體現在人們之間的對話當中。相比那些大多數的無知者，那些能夠在沒有幫助的情況下獲取大量資訊的人，會被認為是非常有見識的。
現在，人們充滿著自以為是的智慧而不是真實的智慧。蘇格拉底說的不錯，新技術確實產生他所擔心的結果，但他還是存在短視，他沒有預見寫作和閱讀可以有多種方式幫助傳播資訊，激發新思想，擴展人類知識（如果不是智慧）。
15世紀，古騰堡印刷機的到來引發了另一輪的爭論。意大利人文主義者Hieronimo Squarciafico擔心由於書籍太容易獲得，從而會導致智力上的懶惰，使人們“不再好學”並削弱他們的思想。
其他人則認為廉價印刷的書籍和大幅的畫報會削弱宗教的權威，貶低了學者們的作品，傳播煽動和放蕩。正如紐約大學教授Clay Shirky指出，“針對印刷機的大多數論斷都是正確的，甚至是有先見之明的。”但是，再一次，預言家們無法想象印刷文字也會得到無數的祝福。
所以，的確，你應該對我的懷疑持懷疑態度。也許那些把互聯網的批評者斥為盧德派或懷舊派的人將被證明是正確的，從我們過度活躍的數據引發的思潮中，湧現出一個知識發現和普遍智慧的黃金時代。
網絡不是字母表，雖然它可能取代印刷機，但它產生了完全不同的東西。大量的印刷內容所促進的深度閱讀不僅對我們作品中獲得知識具有價值，而且有助於與我們自己思想中已有知識產生碰撞。
在通過持續不受干擾地閱讀書籍，或任何其他沉思所帶來的安靜太空中，我們構建聯想，進行推論和類比，搭建了我們自己的想法。
正如瑪麗安娜·沃爾夫（Maryanne Wolf）所說，深度閱讀與深層思考緊密相連。如果我們失去那些安靜的太空，或者用“內容”填補它們，我們將犧牲一些有關自己和整個社會文化的重要東西。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劇作家Richard Foreman 激昂地闡述了這一利害攸關的問題：
我自幼受西方傳統文化熏陶，在這種文化中，理想的狀態（理想自我）應該是具有複雜、嚴密和“大教堂般”的結構，受過高等教育，擅長表達的個性——
男人或女人進行的自我內部構建，體現了西方整個遺產的獨特性。但是，現在我注意到，我們所有人（包括我自己）在資訊過載和“即時可用”技術的壓力下，用一種新的自我發展方式取代了原來的複雜的內部構建。
Foreman總結道，當我們拋棄“嚴密的文化遺產的內部存儲”時，我們也承擔著變成“煎餅人”的風險——只需輕輕一按，我們就可以與巨大的資訊網絡相連，此時，我們也會變得更“寬廣”，但也更“薄弱”。
我始終被2001年電影中那個場景所困擾。是什麽讓它變得如此尖銳，如此奇怪，原來是電腦對其大腦解體的情緒化反應：當一個個大腦回路變黑時，它是絕望的；它像孩子般的懇求宇航員 “我能感覺到。
我能感覺到。我害怕”，但它最終仍然回歸到被稱為“無罪”的原始狀態。 HAL的情感傾注與電影中人物形象的無情形成鮮明對比，諷刺的是，後者以類似機器人的效率來開展業務。
他們的想法和行為好像在運行腳本一樣，嚴格遵循算法的步驟。在2001年那部電影的世界裡，人們變得如此機器化，以至於最具人性的角色變成了一台機器。這就是Kubrick黑暗預言的精髓所在：
當我們依靠電腦來幫助我們對世界的理解時，我們自己的智慧卻蛻變成新的人工智能。
譯指禪簡介：專注於翻譯國外泛互聯網領域的優質長文，精選高品質資訊源，為國內互聯網用戶提供深度思考的視野和優質閱讀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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