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問哪個朝代的吏治最成功，肯定非宋朝莫屬。宋朝出現了王安石、司馬光、蘇軾、包拯這樣一些數不清的彪炳千秋的大政治家。宋朝的官員們大多都敢仗義執言，他們的政治人格是最健全的。宋朝官員們的貪腐現象，在歷朝歷代的比較中，也是最少的。宋朝的農民起義雖然很多，也有官逼民反的現象，但是這些農民起義的規模都不大，而且很容易就被平定了。之所以規模不大，又容易被平定，根本的原因，就是官員貪腐造成的社會矛盾沒有那麽尖銳。
有一種觀點認為，要想保持良好的吏治，就應該用重典。只有嚴厲懲治，才能保持風清氣正。但是宋朝卻很少用重典，宋朝對官員和知識分子都比較友善，很少像秦朝、明朝那樣嚴酷殺戮。宋太祖立下的“不準殺文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的誓碑，雖然並不完全確定其真實性，但是宋朝確實很少對官員進行殘酷的肉體處罰。沒有進行殘酷的肉體處罰，而宋朝卻能保持一種良好的吏治氛圍，那麽宋朝是如何做到的呢？
一、宋朝沒有極端的中央集權。
中國古代是皇權製國家，皇權是一種極權。為了加強皇權製的極權力量，中國往往會做嚴厲的規定，極力限制大臣的權利，提高皇帝的權力。
限制大臣的權力，也就是限制大臣發表觀點的權利和自己做主的權力。就算大臣所做的事情是對的，是有利於國計民生的，但如果皇帝不同意，你也不能實施，而且你還不準反對。更為吊詭的是，你還不能一心一意為老百姓服務，你要是一心一意為老百姓服務，博取了“賢臣”“賢王”這樣的名聲，就沒有體現出皇帝的“英明神武”“皇恩浩蕩”。這樣，你對皇帝就是一種威脅，皇帝就會猜忌你。
蕭何當宰相的時候，兢兢業業地做事情，恪盡職守，不謀私利。結果他這樣的做法，讓劉邦非常猜忌他。蕭何最後為了減除劉邦對他的猜忌，竟然開始“自汙”，收受賄賂，把自己變成一個“貪官”。而當他變成“貪官”以後，劉邦才對他放心了。
這個例子說明，在皇權製的極端統照下，大臣的人格形象是扭曲而變異的。
宋朝不是這樣的。宋朝皇帝的權力，相對來說要少得多。
范仲淹向皇帝提建議，皇帝不聽，把范仲淹貶謫，連續貶謫了三次。但每次貶謫以後，不是討厭他，反而是敬重他的忠心，又重新任用他。最後甚至用他當宰相，領導“慶歷新政”的改革。
包拯仗義執言，敢於在皇帝面前直截了當地說話，把腦袋都湊進了皇帝懷裡，甚至唾沫星子都噴到皇帝臉上，皇帝也沒有治他的罪。
正是因為宋朝限制了皇帝的權力，張揚大臣的個性，這種追求人格平等的做法，大臣們貪汙腐化的情況反而並不多。
二、宋朝大臣有源自內心的道德自律。
我們知道，程朱理學產生於宋朝。
由於一直以來，我們把封建倫理視為“洪水猛獸”，因此，對宋朝產生的程朱理學持普遍貶斥的態度。認為程朱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欲”，是對人性的壓製，是封建統治階級束縛老百姓的手段。
但是，如果仔細分析，我們應該看到，程朱理學其實是一場源自於士人階層內心的道德自律。它要求士人應該約束自己的言行，克制貪婪的欲望，是士人對道德完善的追求。也就是說，首先是士人的自我要求，最後才延伸到普通老百姓身上，變成一種禮教規範。
從這個角度來說，程朱理學對於吏治的幫助是非常大的。所有源自於內心的力量，都會強於外部的約束。秦朝雖然有嚴苛的法律，明朝的朱元璋雖然對貪腐官員進行嚴厲的肉體懲罰，但是，卻都不能打動官員的內心。打動官員內心的，只有他們對自己的自我管理。
三、宋朝官員崗位和薪俸普遍高於其它朝代。
宋朝官員的就業崗位是歷朝歷代最多的，有官、職、差遣三種不同的官位體系，這些體系還可以是相互分離的。這樣，就給了讀書求仕途的讀書人更多的就業機會，社會矛盾就沒有其它朝代那麽尖銳了。
同時，據史料統計，宋朝官員的薪俸，也是歷朝歷代最高的，宰相的年薪達到了一年300萬，比當下很多高管的年薪都高。
我們都知道一句“高薪養廉”的話。雖然這個話不一定正確，但是官員的薪俸一旦變高了，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他在當官的時候，就沒有太大的必要想辦法撈錢，用以補貼入不敷出的家用。這樣，貪腐行為自然就減少了，官場風清氣正的局面，自然就形成了。
（參考資料：《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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