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孟談：人品堪稱“戰國謀士第一”，用“術”比申不害還早100年

《戰國策》中記載了一位冰心玉壺、超然脫俗的謀士――張孟談。

張孟談是趙襄子的謀臣，而《史記》稱之為張孟同，是趙襄子的相。

在《戰國策》中，他的形象主要是由《知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和《張孟談既固趙宗》兩篇文章連貫而來的。

《知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

當知伯滅了范氏、中行氏後，接著向韓、趙、魏三氏索取土地。

韓、魏懼於知伯，皆應其所求，唯趙氏不肯給。因此，知伯暗中聯合韓、魏兩氏攻趙。

趙襄子劇照

張孟談為趙襄子選好防禦之地，擬定守城計劃，使得三國聯軍進攻三年仍不下。但三年後，城中“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而且趙襄子已打算投降了。

誰也沒有想到，張孟談竟然能力挽狂瀾。

他先拜見韓、魏之君，說之以“唇亡齒寒”的道理，而成功讓此二國倒戈；再以趙臣的身份，朝會知伯，假裝乞降；並打探軍情，得到知伯疏於防範的情報；最後使用計謀——連夜以水灌知伯軍，殺知伯。

可見，張孟談不僅具有極佳的口才，在智謀和觀察方面，皆高人一等。更難能可貴的是，他立下此等大功，卻不貪戀權力、名聲、財寶。

張孟談劇照

《張孟談既固趙宗》

在張孟談看來，國君的權勢要能控制臣下，而今自己的權勢高過國君，對國家是有害的。

對趙襄子的賞賜和挽留，張孟談堅決地說：

“臣觀成事，聞往古，天下之美同，臣主之權均之能美，未之有也！”

這是國君所必備的駕馭臣下之“治術”。可見，他所考量的，是守住國家的方法。

從歷史上看來，春秋之時臣弑君者多有，往往是世卿執政後權力高過王權所致，尤其是春秋晚期，各國普遍發生內亂，如田氏代齊、魯之三公、晉之六卿。

晉靈公劇照

晉國在晉靈公被權臣趙氏殺死後，由趙氏扶立晉成公，從此以後進入“六卿專政”的階段。晉哀公四年(公元前453年)，韓、趙、魏三氏滅知氏；又五十年(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晉。

張孟談親眼見到“六卿專政”所導致的政局動蕩不穩，並實際參與了重要的三家滅知氏之戰。因此，在鞏固了趙氏的宗社之後，張孟談為趙國提出了經濟改革的方案，主要是推行田製改革：

“廣封疆，發五百。”

“五百”是什麽意思？應作“阡陌”，即《商君書》所稱“開阡陌封疆”之意。

張孟談劇照

當時，晉之六卿破壞了“步百為畝”的井田製，而擴大了田畝製和地稅制。張孟談的“廣封疆，發阡陌”，是以二百四十步為畝，是六卿中最大的畝製，又不徵收地稅，因而自然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

他所提出的，是一項使國家富強的改革措施，而接下來，他要做的是內政上的安定，即擴張君權，來避免“六卿專政”的歷史重演。

他的理論，比申不害還早100年

我們都知道，申不害提出“術治”的論點，以為“君不專製，臣必擅主”。申子說：

“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為天下王。”

戰國時期，遊說者眾。他們各出奇計，投君所好，以釣權勢。試想，如果臣之權勢過大，而君對臣又無駕馭之術，那麽恐怕會形成國家分崩離析的局面。

申不害劇照

其實，張孟談已有“術治”的初步思想，比申不害還早100年。而且，他為鞏固趙氏的根基，率先做出表率——“捐功名，去權勢以離眾。”

張孟談是趙襄子最重要的大臣，不僅身份尊貴，而且大權在握，更有享不盡的采邑稅收，但他卻能放棄名利歸隱，過起平淡的躬耕生活。

在他隱居三年後，國家有難——諸侯合謀攻趙。趙襄子親自下鄉會見張孟談，此時他又義不容辭上路，回朝主持國政，並能用計化解四國的結盟，順利解除趙的危機。

玲瓏說

張孟談為相，不積極為己身富貴圖利；他為隱士，也不消極避世。

看來，他恪守綱常倫理，事有道之君與事無道之君，都能盡己分，更何況趙襄子是個頗有作為的國君！

趙襄子劇照

《史記》中記載，當趙氏被圍城三年時，群臣皆有外心，唯張孟談不失禮；當趙襄子往見張孟談，請其復出主政時，張孟談也要求：

“君其負劍而禦臣以之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

戰國時代的“士”，大都缺乏守禮、忠君的觀念，普遍以“逐利”為人生目標。而張孟談要求“吏大夫”的職位，並非貪於官職權勢，而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表現，有禮有節。

他是戰國謀士中的“少數派”，是忠君愛國、不為名利的典範，其人品堪稱是“戰國謀士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