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獵雲網（微信號：ilieyun）】7月5日報導（編譯：檸萌）
在墨西哥城市中心的高峰時段，交通陷入停頓狀態，因為Uber Eats及其哥倫比亞競爭對手Rappi的二十幾名工作人員正騎著自行車橫穿過一個十字路口，這個十字路口是該市最繁忙的路口之一。閃爍的街燈反射出快遞員熒光綠和橙色背包，除此之外，一片漆黑。抗議者們騎著自行車沿著Insurgentes大道行進，穿過Reforma，舉著標語，上面寫著“不要再發生交通事故死亡了！”和“不要再有快遞員死亡了！”
交警衝進十字路口阻止車輛通行，而司機們由於晚上的通勤被耽擱了，正憤怒地按著喇叭。一些抗議者用語言奚落他們：“從車上下來，騎自行車去！”
兩天前，也就是11月27日，一位名叫José Manuel Matías Flores的送貨員死亡。22歲的Matias Flores在墨西哥城西南部騎著自行車，手裡拿著一份Uber Eats食物。突然，一輛卡車駛入一條主要街道，撞上了他，然後飛馳而去。Matias Flores當場被宣布死亡。抗議者要求Uber承擔責任，幫助他的家人渡過難關。
Matias Flores是自Uber Eats在2016年10月推出以來墨西哥首例已知的Uber Eats員工死亡事件。在接下來的6個月裡，又有4名Uber Eats快遞員死於車禍。12月12日，在普埃布拉，23歲的Luis Fernando Hernández Fong意外死亡，留下一個3歲的女兒。2月10日，一名年輕的女性快遞員在克雷塔羅的一場肇事逃逸事件中喪生。2月18日，Edwin Eduardo Galván Salas在墨西哥城遭遇車禍被撞。幾天后，他被宣布腦死亡。3月10日，摩托車手Luis Alberto Cárdenas Hernández在哈利斯科的巴亞爾塔港遇難。
最近，20歲的Rappi快遞員Ximena Callejas於5月4日在墨西哥城騎車時遇上肇事逃逸被撞死。還有許多快遞員同時為Uber Eats及Rappi兩個應用工作，根據需要來回切換。
快遞員死亡事件不止發生在墨西哥，墨西哥以外地區也有類似事件。在費城、布魯克林、雪梨、哥斯達黎加、阿根廷和西班牙，快遞員在為Uber Eats、Glovo、Caviar和Rappi等應用工作時遇難的事例並不少見。在阿根廷和智利，Uber Eats和Rappi騎手已經組織起來，並正在推動立法保護他們的勞工權利。墨西哥工人也有同樣的不滿，他們工資不穩定，缺乏醫療保險，還要面臨輕則受傷、重則死亡的風險。
對於墨西哥的Uber Eats快遞員來說，非致命的交通事故也很常見，有時候是斷胳膊、斷鎖骨，有時候是鼻子撞壞，甚至有時候差點截肢。當然，身體受傷並不是騎車穿越墨西哥城市的唯一風險。Uber Eats員工的摩托車和自行車曾在車禍中被毀，也曾在送貨時遭到持槍搶劫。儘管這份工作風險不小，但快遞員的收入卻微薄。墨西哥城的大部分送餐服務淨價在30至60比索（合1.58美元至3.17美元）之間。
注冊成為快遞員的過程很簡單。員工只需下載應用，在當地辦公室注冊，並擁有一輛自行車或摩托車即可。幾天之內，他們就可以通過這款應用收到訂單。如今，象徵他們職業身份的熒光綠色背包在墨西哥城隨處可見，從餐廳穿梭到各個公寓和辦公大樓。消費者從Uber Eats點餐很容易，但快遞員送餐卻很危險。在墨西哥，每10萬人中有13.1人死於交通事故。這一數據比美國要高，美國每10萬人中有12.4人死於車禍。大多數發達國家的這一比例甚至更低，比如在加拿大，每10萬人中只有5.8人死於交通事故。
2017年2月，Uber開始為墨西哥的送貨服務提供保險，以支付快遞員受傷和死亡的醫療費用。
媒體採訪了8名在墨西哥Uber Eats工作時曾經受過傷的騎手。其中5人通過Uber的保險政策尋求賠償，但都沒有得到有效回應。已故Uber Eats快遞員的家屬在等待公司的保險賠償時無奈向同事尋求經濟幫助。一些快遞員在為Uber Eats工作期間受傷，他們花了數月時間從傷病中恢復，而且背負了巨額債務。
Uber於2013年夏天進入墨西哥城，於2016年推出Uber Eats。墨西哥城臭名昭著的交通狀況吸引了各個外賣應用，理所當然成為它們的目標市場。與美國不同的是，大多數外賣選擇都是小型的本地企業。得益於公司的知名度和充足的廣告預算，Uber Eats在墨西哥快速增長。Uber Eats現在墨西哥33個城市運營。關於墨西哥市場的具體數據，Uber拒絕提供，但該公司表示，全球有30萬名Uber Eats快遞員。Uber Eats對該公司進軍墨西哥市場提供了很大幫助，因為當地政府已經禁止了該公司的叫車服務，比如瓦哈卡和坎昆。
大多數墨西哥工人從事非正式工作，不受監管，也不交稅，比如街頭小販。這些工作的工資無法預測，當然福利也不存在。
根據墨西哥勞動法，Uber Eats快遞員被認為是“服務提供者”，這意味著他們沒有追索權來補償失去的收入、領取傷殘賠償金或接受雇主資助的醫療保健。快遞員沒有社保登記，Uber可以在沒有任何警告的情況下將他們解雇。作為服務提供者，快遞員也很難對該公司提起法律訴訟。
更糟糕的是，Uber在墨西哥的業務是通過總部位於荷蘭的子公司“Uber BV”注冊的。通過在國外注冊，Uber減少了在墨西哥的稅務義務，而且也能阻止來自墨西哥服務提供者的訴訟。
Uber對墨西哥用戶的條款和條件規定，任何爭議的仲裁都將在阿姆斯特丹進行。接受採訪的受傷快遞員都沒有錢請律師對該公司提出索賠。他們目前正在努力償還醫藥費，滿足日常開支。
Uber最近提交的IPO申請顯示，Uber Eats的增長令人印象深刻。2018年，Uber Eats的收入增長了一倍多，達到15億美元。報導稱，Uber Eats在500多個城市開展業務，計劃將業務擴展到已經提供Uber司機服務的700個城市。首席執行官Dara Khosrowshahi表示，公司計劃增加兩款應用的交叉推廣，並從外賣服務中吸引更多的叫車用戶。
墨西哥城勞工律師Roberto Cruz Pena說，Uber需要受到監管，以防止濫用勞工。他說：“人們將繼續通過這個應用來賺錢，即使他們完全沒有勞動權利。這些公司不會做出改變，除非政府給它們踩刹車。”
接受採訪的Uber Eats快遞員幾乎都入不敷出。還有一些人因在工作中受傷後負債累累。那些在保險政策生效前被撞的騎手，或者根本不知道保險政策的騎手，也要自己承擔醫療費用。
從受傷的騎手故事中，我們發現了一種模式，即那些向Uber的保險政策尋求幫助的人被告知，他們的受傷不在賠償範圍內，不會得到賠償，或者保險公司從未到達事故現場。在克雷塔羅，Alex Loyola被一輛汽車撞倒後打電話求助，但保險公司的代表告訴他，他必須自己支付拖車的費用。在墨西哥城，Raul Micalco在送貨時被一輛車撞了，但Uber不承擔他手臂骨折的住院費用。來自普埃布拉的Vicente Solis在發生交通事故受傷後給保險公司打了電話，但他們始終沒有出現。Hector Martinez在墨西哥城被撞，但他遲遲沒有收到Uber的回復，最後撞到他的女子把他送到了醫院。Marco Antonio Cervantes在送貨時遭遇襲擊，他進行了反擊，最後手被刺傷，造成永久性的神經損傷。
44歲的Luis Guillermo Castro Resendiz於2017年開始為Uber Eats工作，之前他在墨西哥郵政服務工作了20年遭到解雇。Castro Resendiz高中輟學，還有兩個孩子要撫養，他知道自己的選擇有限，所以他在Uber Eats上注冊成了一名快遞員，每周工作七天。在生意好的時候，一周能賺到2500比索（合133美元），剛好能維持收支平衡。
Castro Reséndiz身材高大且強壯，粗啞的聲音裡隱藏著溫柔的風度。他從摩托車上下來，卻沒有摘下巨大的熒光綠色Uber Eats背包，也沒有取下黑色頭盔，仿佛這套制服已經成為了他的一部分。
1月13日，他騎著摩托車去了墨西哥城東南部的伊茲塔帕拉帕區，完成當天的最後一次送貨。Castro Resendiz把一份燒烤送完，開車回家，他回家只需半小時。當時他正往北騎，一輛摩托車從後面撞上了他，把他摔到人行道上，他失去了意識。
甦醒過來後，他感到肩膀一陣灼熱的疼痛。撞他的摩托車手拒絕賠償摩托車的損失，也不願承擔醫療費用。沒辦法，他不得不叫一輛拖車來拖他那輛已經全毀的摩托車。
在急診室，X光片顯示他鎖骨出現骨折。他給Uber打了電話，但支持人員說，因為事故發生時他沒有攜帶貨物，所以公司不會支付他的醫療費用。Castro Reséndiz自掏腰包支付了醫療費用，並花了三周時間進行康復。他說：“從那以後，我一直無法還清債務。我存下來的那點錢都花掉了。”
儘管鎖骨沒有完全痊愈，他還是回去工作了。幾個月過去了，他仍然每天早上都要用膠帶包扎傷口。在背著沉重的背包，騎著租來的摩托車的漫長日子裡，他只能靠服用止痛藥勉強撐著。
事故發生幾周後，Uber把他叫到墨西哥城的辦公室，在應用上分享了他的反饋。“我跟他們講了那次事故，”他說。“但他們只是給了我一個免費的背包。”
儘管遇到了很多困難，Castro Reséndiz仍然計劃繼續為Uber Eats工作。“這其實很悲哀，但因為我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我只能陷入這種境地。”
甚至在Matias Flores去世之前，墨西哥城的Uber Eats快遞員還在互相組織聯合。30歲的Javier Roldan Maldonado認為，通過聯合起來，他們可以推動公司提高他們的收入。Maldonado面部表情豐富，五官突出；他在Facebook和WhatsApp上的信息都很嚴肅，而且都是大寫的。
去年秋天，他和一個朋友成立了一個名為“Desconecte masivo”的WhatsApp群組，並添加了他認識的所有Uber Eats快遞員。這個團體很快擴大到200多人。11月17日，數十名快遞員加入了去往Uber辦公室的車隊。這些快遞員向Uber提交了一份包含10項要求的清單，包括提高夜間費率，對账戶被停用的騎手給出解釋，以及更全面的保險政策。
11月29日發生了為Matías Flores的死伸張正義的行動。Maldonado說，在事故發生後的幾個月裡，當Matias Flores的家人還在等待公司的援助時，許多Uber Eats快遞員提供了幫助。“我們都在互相幫助，因為公司和政府沒有做任何事情來幫助我們，”Maldonado說。
Uber Eats拒絕就Matias Flores的家人是否得到了賠償發表評論。
該公司在一份聲明中表示：“Uber Eats在墨西哥的所有服務，無論是採用何種運輸方式，都會向快遞員提供免費保險，並在發生死亡或受傷的情況下，為第三方和快遞員提供保險，不收取額外費用。在這些困難的情況下，我們與受影響的家庭取得了聯繫，確保保險公司就保險覆蓋範圍與他們取得了聯繫，我們願意配合任何執法調查。”
有時候，來自其他快遞員的支持比Uber提供的保單更有效。去年11月，27歲的Mario Sánchez Rosales剛剛在墨西哥城的一家貓頭鷹餐廳拿了一份快遞，就被一輛車撞了。他被撞倒在地，被壓在摩托車下。他說：“我的腿動不了，我在Uber Eats快遞員的WhatsApp群發送了信息，告訴他們我需要幫助。”晚上8點半，Uber Eats快遞員就出現了，並開始與撞他的司機談判。Rosales也給Uber的支持熱線打了電話，要求叫一輛救護車。保險公司的代表直到晚上11點才出現，比他打電話求助晚了兩個多小時。Rosales說，代表讓他填了一張表格，然後讓他自己和撞他的司機協商。
Rosales身材苗條，短發短短的，戴著一副時髦的眼鏡。十幾歲時，他從家鄉普埃布拉搬到了墨西哥城，開始賺錢給弟弟妹妹們寄回去。
“他告訴我，他幫不了我什麽。”他說。Rosales在敘述這個故事時很嚴肅。儘管他當時正在運送一份快遞給Uber Eats的客戶，但保險並沒有為他的受傷支付賠償金。他去了醫院，並自掏腰包。他的Uber Eats同事說服司機賠償摩托車的損失。
30歲的Jorge Ramirez說，由於夜間費率飆升，他受到了刺激，在去年4月一個雨夜騎上了摩托車堅持工作。冒著大雨，他突然在光滑的人行道上失去了對摩托車的控制。他筋疲力竭，腓骨骨折。最終他花了幾個月的時間休養，為了付醫藥費變得負債累累。
“即使環境很危險，你也會受到誘惑繼續工作，”Ramírez說。“但你知道，如果受傷了，公司不會給你提供任何幫助。”
Uber Eats承認，道路安全是墨西哥的一個嚴重問題，但該公司沒有采取相應的措施來保障，它們為快遞員提供的保險項目太少了。
一直以來，快遞員之間的互助成了那些在車禍中受傷的員工的救命稻草。普韋布拉的快遞員們捐款，為去年12月喪生的快遞員Hernandez Fong的家人提供些許幫助。Edwin Eduardo Galvan Salas今年2月去世後，其他快遞員去拜訪了他在伊茲塔帕拉帕的母親，盡其所能給了她一些錢。Uber拒絕就這些家庭是否得到了補償置評。
過去6個月裡，5名墨西哥Uber Eats快遞員的死亡應該敲響了警鍾，提醒該公司加強對全世界範圍內所有員工的保護。不過，儘管在繁忙的街道上騎自行車或摩托車存在風險，但成千上萬的墨西哥人仍然認為Uber Eats是一個有前景的收入來源。在幾乎沒有墨西哥政府乾預的情況下，Uber Eats業務將繼續保持增長勢頭。
“我很感激Uber給了我一個工作的機會，”Castro Resendiz說，他今年早些時候曾經摔斷了鎖骨。“但最終，你還是得靠自己努力，他們不在乎你一天送10次還是20次貨，因為總會有新人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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