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南京的“廢娼運動”，為何最終以失敗告終

撰文：陳蘊茜劉煒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關於近代女性與國家之間關係近年來成為國際史學界一個新的熱點，而關於國家權力對娼妓的改造又是熱點中的焦點。安克（Christian Henriot）的《上海妓女——19－20世紀中國的賣淫與性》和賀蕭的《危險的愉悅——20世紀上海娼妓的問題與現代性》是影響較大的兩部專著。兩書均從現代性的角度考察了上海妓女問題，並論述了社會管理者對娼妓進行控制甚而取締的努力與策略。在論及廢娼失敗的主要原因時，兩位專家雖然已認識到娼妓問題是一個複雜的社會文化問題，但都只是一筆帶過，而將其歸於政令不統一與策略失誤。與上海所受到的高關注度相比，同時代的南京則似乎成了一個被遺忘的角落。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作為中華民國首都的南京，曾轟轟烈烈地進行過一場旨在“樹全國政治之巨集模，動友邦人士之觀聽”的廢除娼妓運動。然而學界對這場運動卻一直缺乏研究，宋明軍第一次較為完整地記述了運動的始末，並分析這場運動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禁娼措施不力、財政困境、政治環境及男女比例失調。

但筆者認為，廢娼運動的失敗原因極其複雜，既有上述學者分析的原因，更有深刻的文化及人性等原因，尤其在曾經最具魅力並為世人心向往之的秦淮河畔進行廢娼，其文化力量的抵拒更不容忽視。歷史上，秦淮河畔就是一個集科舉文化、青樓文化與民間文化為一體的獨特太空，隨著近代社會變遷，秦淮河畔儼然成為一個大眾文化太空。南京國民政府對這樣的太空進行改造，實際上是對一個複雜的多重意象文化太空的改造，必然會與大眾文化發生遭遇、抵拒及妥協。但是，以往的研究中，學者們往往隻把女性和國家作為研究的主體，其著墨之處多在於追述和分析兩者之間的關係，卻忽略了事件背後所存在的文化因素。本文擬選取這一歷史事件作為研究主體，並通過考察秦淮太空的歷史建構及其近代的變遷與重構，來探討以下既各自獨立又存在相互關係的問題：一個有歷史和文化積澱的大眾文化太空，她是不是無生命和任人操弄的；國家是如何來塑造自己和推行權力的；在國家權力與太空文化的較量中，兩者的關係與地位如何。由此，推動民國時期國家權力與大眾文化研究走向深入。

秦淮太空及其文化特質

在南京，秦淮河自東向西穿城而過最後注入長江。這條與南京城自建城以來就始終相伴的河流承載著這座古都的歷史與文化。滄海桑田，在歷史與文化的積澱過程中，秦淮河早已不是一個單純的、自然的地理概念，而是一個負荷著多重文化意象的物質太空與文化太空，這個太空又常常同時呈現出多重面相，從而構成了複雜的太空特質與文化特徵。

秦淮河舊傳秦始皇時鑿通江寧方山引淮水而形成的一條河，故名秦淮。秦淮河分內、外河，內河位於南京城中，其中夫子廟一帶（即通濟門至水西關一段），是十裡秦淮最繁華之地。秦淮河最初作為天然屏障而被利用，自戰國時越王勾踐在秦淮河南岸的修築越城開始，東吳孫權、東晉均依河而建城池與堡壘，並在河上建有浮橋。軍事基地是秦淮太空最初的身份。河運時代，商業一般依河而興，自東吳時期秦淮河南岸就逐漸商販聚集，商業興旺。六朝時更因秦淮河河身拓寬、又與太湖水系相通，成為南方重要的交通樞紐與物資通道。隋朝雖有短暫衰落，但因秦淮河是連接南方水系的重要河流，唐中葉後繁華依舊。及至南唐首次將秦淮河包入城中，這裡成為城市糧食和商品的集散地。秦淮河在商業上的重要地位一直延續至清代，商業一直在秦淮太空發展中佔有重要位置。

隨著商業繁榮與政權嬗遞，秦淮太空的文化內蘊逐步得到建構。公元317年，東晉建都於南京，豪門望族紛紛聚居秦淮河畔，朱雀橋、烏衣巷、桃葉渡從此成為了永久的人文坐標。此後，秦淮兩岸一直是世家大族的聚居地，人煙稠密，金粉樓台，十分繁華，秦淮河畔成為“富貴地、溫柔鄉”，構成南京城所為人稱道的“六朝金粉”形象。明清時期是其最繁盛時期，朱元璋曾在秦淮河南武定橋一帶設官營妓院——富樂院（又稱舊院），以此促進市井繁榮，“各處將士妓飲生事，盡起妓女赴院入京”。隨後，“又建十六樓以處官妓，搢紳宴集，用以承值”，直到明成祖遷都北京後，才有所衰落，但富樂院仍然存在，並因其繁勝而使秦淮名聲大振。富樂院“前門對武定橋，後門在庫鈔街，妓家鱗次比屋”。清代，秦淮河因青樓依舊繁榮無比，“乾嘉以前，（妓女）散處各地，如姚家巷，東關頭，東釣魚巷，武定橋等。光緒中葉以後，改為群居製，一院數十人，群居於釣魚巷。”秦淮河上畫舫穿梭往來，“遊程從夫子廟登客起航……東岸河房多為歌姬住處，往來遊船每指謂某名姬住某處河房，……再前駛東岸為東關頭，西岸為玉壺坊（舊名為禦河坊），釣魚巷，多為妓女與妓院”。秦淮兩岸河房臨水而設，畫舫迤邐以遊，絲竹入雲，歌喉婉轉，酒肉金玉……顯然，秦淮河因娼妓、畫舫等的存在而成就其名，秦淮太空成為代表著奢靡與柔弱卻又是使人向往的文雅富庶之地。

文雅主要源於官學的發達。早在東晉秦淮河畔已設有太學，南宋時又立縣府學考場，明初為鄉試與會試考場，永樂年間，又擴建江南貢院，成為南方最大的科舉考場，是南方士子步入科舉仕途的必到之處。南宋時，河北岸建夫子廟，秦淮河畔成為崇拜正統文化、士子雲集之地，官學文化與名士風流交融格局代代延續。生活在富有文化氣息與靈性的秦淮河畔，即便歌女也是才華橫溢，柳如是、董小宛、馬湘蘭，更不必提具有民族氣節與風骨的李香君……秦淮八豔永遠是世人津津樂道、歷久彌新的故事主角。正所謂“舊院與貢院遙對，僅隔一河，原為才子佳人而設”，這成為秦淮太空眾多意象中最為核心的景觀。由士子參與共同建構、包涵青樓文化的秦淮太空風騷獨領，秦淮成為舉世聞名的地方。

但關注才子佳人的時候，不能忘記秦淮河畔也是大眾消費、休閑、娛樂的太空。正月初一至十五的燈市，初五的迎財神，端五節的賽龍舟，六月初四的荷花生放河燈，秦淮河畔熱鬧非凡……最為獨特的是六月十一老郎會，妓女祭祀管仲，賃船舉辦佛會，入夜競放燈火，“妓者預招遊客，置酒燕飲”。冬月十五，人們又湧至夫子廟旁的文德橋看月當頭……許多家庭活動或私人聚會常常會選擇在這裡進行，如謝師宴、滿月宴、慶家聯歡等。民國時期仍然如此，1928年南京社會調查處的調查顯示，夫子廟新年時“街武法戲”、“西洋景”、“舫茶社茶”的顧客人數最多。日常的秦淮是民眾消費、休閑的天堂，人們可以到茶樓品茗，到戲樓聽曲，還可以駐足街頭觀看雜耍，真是“五花八門，玩的吃的均有”。

由上可見，秦淮太空是多重意象的集合體：軍事堡壘、商業中心、水運樞紐、人文勝地、風月場所和大眾娛樂太空。值得關注的是，這些意象並不是線性的累進覆蓋，而是“太空化”的同時存在，它們共同構成秦淮太空。當然，人們記憶中的秦淮太空意象較為單一，如最初的剛強的軍事堡壘形象，在後人的記述中便很少被提起，而商業中心和水運樞紐這兩層意象雖屢被提及，但僅作為秦淮地區繁榮的佐證和原因，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這兩層意象並不能清晰地指代秦淮太空，充其量只是其複雜功能中的兩項而已。與這些帶有陽剛之氣或“正面”形象較多的意象相比，充滿了陰柔氣息的“富貴地、溫柔鄉”意象成為人們心目中秦淮太空的主體。直至今日，幾乎每有提及秦淮的文章都要涉及到以下幾個關鍵詞：秦淮八豔、畫舫、歌妓、文人、六朝金粉等等，以至於今人著文《秦淮文化不是青樓文化》為其正名。這也正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有關秦淮太空的傳統單一定位影響之深之遠。如果僅以傳統思維為導向，而缺乏文化整體觀，那麽，這一邏輯推導出來的必然是秦淮太空最本質的特徵是青樓文化，如果將青樓文化去除，就可以成功改造這一太空。而實際上，秦淮河在歷史的長河中不斷發展與演繹，其太空意象是多重的，其中士子文化是構成秦淮太空的重要內涵，即使到民國時期，傳統士子文化早已隨科舉的廢除而衰落，新式文人文化在其中也佔有一定比重。夫子廟是書坊雲集的地方，中央大學、金陵大學的教授們都到這一帶購書，滿街的古玩、字畫更平添了幾份文雅氣息。秦淮河畔也是戲曲的樂園，文人也到清唱館（歌女不化妝演唱京劇的茶社，又稱戲茶廳）聽戲，著名作家張恨水經常穿梭其間，並收飛龍閣台柱為女弟子，一時傳為佳話，引得新聞界、文人及社會名流至飛龍閣聽唱。人們在張恨水的許多作品中，還能領略到秦淮風韻。可見，秦淮文化是大眾多元文化的複合體，這是構成秦淮太空的重要文化特質，文人、青樓、商業、娛樂、消費等源文化相得益彰，缺一不可，共同構成秦淮太空的文化系。

明清以來，秦淮太空一直是南京城達官貴人、文人雅士、青樓歌女、普通百姓共享的娛樂太空，雅與俗同存，但青樓文化因有士子文化相伴而呈現出有別於全國其他地區獨特的文化品質與韻味而聞名於世，加之歷代文人的書寫以及人們對青樓文化的獨特欣賞，以至於人們會不自覺地將秦淮文化等同於青樓文化。即使今日，當筆者對不同階層的人士進行訪談時，一提到秦淮河，人們馬上想到的是秦淮八豔與青樓文化。可見，在人們眼中，青樓文化成了秦淮文化中最突出的代表。

然而，近代以後，隨著國家衰敗，特別是1905年科舉廢止，沒有才子相伴的青樓文化逐步失去其舊有風韻，走向低俗化，，而此時的秦淮河河道淤塞，水質惡臭，秦淮文化逐步喪失其原有品質，特別是當代表著“革命”與“進步”的現代政府建立之後，秦淮太空面臨著被改造與重構的命運。

首都廢娼運動

政治權力對秦淮太空的改造並非始於民國，早在隋朝就曾出現過，太平天國統治時期天朝政府再度厲行禁娼，雖然所采取的高壓政策和軍事化手段在短時間內取得了明顯效果，但代價是秦淮河商業及文化全面的衰落，秦淮兩岸一片荒蕪。直到曾國藩以救市為名重整畫舫，再攬歌妓，秦淮風貌才有所恢復。秦淮太空是一個“異類太空”，是“邊緣太空”，所以正統的、中心的力量總是想方設法要去佔據她、支配她。1927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一場轟轟烈烈的廢娼運動，隨著南京國民政府模範首都建設運動的發軔而拉開了序幕。

南京國民政府之所以在建國之初首先要改造秦淮河，有其廣泛的社會基礎，當時的精英普遍都持這一觀點。在精英的眼中，秦淮河是一條“汙穢”的河流，鍾敬文就說當時的青年們都稱秦淮河“是一灣汙濁的死水！”，“這種詛咒聲，我早就從許多青年們的詩文中看到了。這樣一條負載著那麽華麗的歷史榮名的河流，在實際上只是這麽一回事，心中自然要求些惋惜的意味”，“他們那麽的大失所望，或甚至於報之咒罵以泄憤。”。著名文人陳西瀅也說：“什麽六朝金粉,我只看見一溝醃臢的臭水！……我知道叉麻雀和狎妓是中國最普通的娛樂”，但從沒有在一個地方像秦淮河一樣有這麽多的賭局與妓女。不少精英認為，娼妓存在“是人類的奇恥大辱，是社會上的病態現象，不是文明國家所應有狀態”，娼妓“對於女子解放的前途，尤為莫大之障礙”，“致種族摧毀”。所以，禁止娼妓“是最嚴重而急於解決的問題”，必須“用政治力量，由政府頒布禁娼命令，嚴行取締”。許多人更將娼妓問題看成是一種破壞社會秩序與民族進步的罪惡，會毀滅一個民族。社會改造論者與婦女解放論者是廢除娼妓制度的最主要倡導者，早在1919年李大釗就在《每周評論》發表《廢娼問題》，明確提出應該廢除娼妓。婦女領袖們更是將廢娼作為婦女解放的根本任務之一。1922年，北京女權運動同盟會就將“禁止公娼”列入其綱領之中。1928年，上海特別市婦女協會致電全國婦女協會及各省各特別市婦女協會督促政府禁娼，因為娼妓制度是封建余毒與惡劣習慣，這種“蹂躪人權，殘害婦女之事實，竟能保留至今日，實為青天白日之玷，國民革命之羞”，“要求國民黨，督促各地政府，在最短期間，厲行廢娼……以符國民黨援助被壓迫民眾之旨”。南京市婦女協會則呈市政府，要求“嚴行廢娼”。

面對這樣的壓力，新生的“革命”政權不能不做出回應。此時的南京政府正處於百廢待興的建設時期，對於首都嚴重的娼妓問題也深惡痛絕，甚至將廢除娼妓上升至國民黨政綱高度加以認識：國民黨政綱“確認男女平等之原則，助進女權之發展”，必須“根本鏟除”娼妓制度，這是“實現三民主義的重大要求”，如果不能廢除娼妓就是“革命的中國國民黨的最大恥辱”。正是在這樣的共識之下，國民政府將廢除娼妓、重構秦淮太空作為首都建設的核心任務。

當時的南京充斥著各色妓女，政府對其抽捐，實行公娼制度。據1927年南京市政府社會調查處統計，納捐的妓女人數為735人，而私娼人數更多。面對眾多娼妓存在的問題，1928年4月，民間慈善組織濟生會在南京市衛生會議上首次提議廢除娼妓。5月，南京特別市市長何民魂提出要在兩三個月內實現廢娼。其後何民魂還在多次總理紀念周講話上提到此事，在其即將離任的最後一次紀念周講話中，廢娼依然是他念念不忘、並希望極早日完成的事業。何的繼任者劉紀文剛一上任就更加明確廢娼辦法和時間表：“本市娼妓定於九月一日禁絕，限期以前，應由警察局勸其改業或投之婦女救濟院習藝、擇配。如逾期仍有未改業或投院之娼妓，應即驅逐出境。至財政局所征之妓捐、妓館捐由市府令自八月一日起停止徵收。”據南京社會處的調查顯示，1928年上半年此兩項稅捐月均分別為2341.0元和216.0元，而同期的稅捐月均為35896.6元，在市政府的稅捐收入中佔有相當的比例。停止徵收妓捐和妓館捐兩項，對於南京特別市政府而言，是一筆不小的損失，而政府為廢娼寧願捨棄這份收入，足以顯示南京特別市政府禁娼之決心。

南京特別市政府在推行禁娼初期，不僅決心大，而且措施強硬，力圖在短期內徹底禁絕娼妓。劉紀文多次在市府總理紀念周上表示，必須強行取締妓院，勒令多數妓女到工廠做工，“能嫁人者許其自由擇配，其中一部分老弱婦女，則送至救濟院留養”。為此，市政府先後頒布《南京特別市市政府管理公共娛樂場所規則》和《南京特別市政府取締私娼章程》。為保證廢娼措施得到落實，市政府投入大量警力進行取締，並拘捕、處罰經營私娼的鴇母。但是，剛剛新生的政府基礎尚未穩固，社會控制能力極其有限，許多公娼聞風逃至鎮江、蘇州及上海等地。同時，政府缺乏足夠的財力、物力與收容所來完成這項工作。1934年以前，南京僅一所收容所——南京市救濟院婦女教養總所（隸屬社會處），能夠收容娼妓、歌女、童養媳等青年婦女的人數最多為74人。而1933年警察局一次送至該所的妓女、歌女及其他女性就達99名。這樣的條件，遠遠無法收容眾多的娼妓與歌女。據估計，1933年南京市約有私娼3000多人，而其中2000多人已經染上梅毒。收容能力如此之低，卻要徹底解決娼妓問題，顯然是蚍蜉撼樹。直至1936年，政府盡力增加建設收容院，但一旦警察廳抓了私娼仍無法予以安置，僅釣魚巷等處數百人也無處收容。此外，在具體實施過程中，警察常借禁娼“無故侵入人民住宅、或旅館房間”，甚至借機敲詐良家婦女，而對真正妓女則“罰款了結”。因此，禁娼問題不僅沒有成效，反而成為擾民的舉措，難怪連積極主張禁娼者都說：這樣禁娼不如不禁，願“冒天下之大不韙，而主張馳禁也”。

在這場運動中，南京政府既無強大財力與收容場所，也無社會控制力，更缺乏社會動員能力。雖然當時南京一般民眾對於政府禁娼還是抱著極其歡迎的態度，“莫不額首稱慶”，但仍有許多市民將房屋出租給私娼，而且筆者也未發現市民配合政府舉報的史料。顯然，涉及面廣且缺乏基層配合，這樣的社會運動是難以成功的，更何況這是一次與傳統習俗、文化進行的較量。

史實表明，首都禁娼效果不如人意。首先是老鴇百般阻撓，妓女主動“投院”（即婦女救濟院）者很少。其次，最為關鍵的是，在公娼被禁之後，許多人轉為私娼以歌女的身份在茶社、旅舍繼續賣淫。這種情形從開始禁娼時就存在，並且一直沒有得到解決。1928年9月19日，南京市警察局局長在市政會議上稱，東區“奉令禁絕娼妓後乃一船歌女穿青衣掛徽章出入各旅館唱曲，形如從前娼妓一樣…… 各娼妓有則另租房屋變作私娼，有則逗留旅館秘密賣淫，而近日茶館中更有參雜其間以致點戲之風大滋”。廢娼成效甚微，以至三年之後，即1931年，首都警察廳廳長仍然頻頻頒布訓令查禁私娼，但私娼人數依舊直線上升，與此同時，“私寮林立，梅毒蔓延，更為變本加厲”。

由於娼妓運禁越多，而秦淮商業因禁娼而變得蕭條，商家紛紛呼籲開放娼禁。開禁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一場前所未有的大討論在輿論界廣泛開展。婦女界堅決反對開禁，《婦女共鳴》雜誌專門出版《娼妓問題研究專號》，《申報》、《東方雜誌》等紛紛刊登討論文章，都反對開禁，甚至《中央日報》的記者也認為“首都為觀瞻所在，絕對不可開的，但有許多商人籍口繁榮市面，千方百計設法開禁，不過我想，繁榮市面確是一個極不容緩之問題，但是繁榮市面的途經，很多方法可以采取，假如一定要開娼後市面才得會繁榮，這種飲鴆止渴的辦法，記者不敢讚成”。南京市政府面對困局，曾多次考慮開禁，市長、社會局局長都曾發表講話，談論開放娼禁問題，並於1933年11月擬定於次年開始實施《禁娼救濟辦法》，規定夫子廟、秦淮河以南釣魚巷等區域為娼妓營業區，同時限制娼妓年齡，試圖有限度地開娼禁。但女界對此反應強烈，社會輿論壓力使此事不了了之。以後，對於開娼禁問題政府態度一直模棱兩可，以至到新生活運動高潮的1935年，民間還有政府將開禁的傳言，而政府則不斷出來表態：“京市開娼說不確，市府無此準備”。由此可見南京市政府禁娼的決心與力度之一斑。禁娼一直是南京市政府的公開政策，政府還在夫子廟召開肅清煙賭娼宣傳大會與展覽會，動員了數十萬人參加，甚至在夫子廟前月池照壁上赫然寫下“實行新生活，嚴禁煙賭娼”巨幅標語。但是，1937年初，開放娼禁的傳言又在社會上興起，市長馬超俊不得不出面否定。顯然，政府對於娼妓泛濫問題束手無策，表現出妥協的姿態，而造成與開禁相同的結果。總之，自1928年至1937年南京淪陷前，禁娼運動一直是停留於表面宣傳，政府處於不願妥協而實際上已經妥協的狀態，禁娼未能取得實質性績效。

秦淮太空的“重構”

綜觀首都廢娼運動全過程，它實際上不僅僅是一場禁絕娼妓的運動，更主要是一場國家權力對太空全面改造、重構的政治運動及文化運動。娼妓文化興盛並儼然成為秦淮文化代表的文化太空當然不是國民政府塑造模範首都所要的太空，因此，1928年的廢娼運動必然是對秦淮太空的改造，並將秦淮太空重構納入南京“都市的革命與進化”進程，這既有出於廢娼現實的考慮，也有出於對文化資源進行佔領和再造的考量，因為這裡沉積著南京深厚的歷史傳統和文化資源，是南京城的象徵。

在南京市政府看來，秦淮太空必須是一個清潔、文明、高尚、藝術化的全新的“革命”的太空，因此，必須對秦淮原有太空加以改造。這種改造主要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對秦淮河及沿岸自然地貌的修複；二是對秦淮太空中的社會環境進行改造，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被同時納入到了國家治理的範疇，兩者在政府的眼中是富有關聯的，甚至社會環境是造就人們惡習的淵藪。當時國民政府內政部長在建玄武湖公園時就稱“嫖賭吃鴉片，都是社會環境逼成的，要是人們的環境好，自然不會染此惡習慣”。在他們的邏輯中，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改善了，人的素質自然就能被改造被提升，因此，改造秦淮太空也必須從自然與社會環境的雙重整治入手。

秦淮太空的改造首先從治理水道開始。民國以前由於兩岸河房侵佔河道，居民向河內傾倒垃圾，河身變得狹小而肮髒，以“致名勝之區，漸就湮沒”。 1928年9月12日，市政府下令疏浚秦淮河，經過幾年的治理，秦淮河水質有所改善，“河水頗為清潔”。但河道清理只是秦淮河太空改造的基礎工作，秦淮河畔的文化太空治理才是此次治理的根本。為此，南京特別市政府將現代西式公園引入秦淮太空。近代以來人們已經將公園作為“文明”的象徵與太空而加以推廣，公園成為國家塑造新型國民的太空場所之一。秦淮河畔人口密度高，加之商鋪林立，可謂寸土寸金，但是，政府還是修建了秦淮小公園，其目的是為市民提供一“高尚”的娛樂處所及受教育場所，並在公園內布置“含有黨化意義及對於民眾訓練身心等各種標語”。1929年，政府又在秦淮河畔建白鷺洲公園，試圖以文明、高尚的娛樂太空代替傳統太空。為進一步通過秦淮太空的重構實現對秦淮文化的改造，南京市政府在秦淮河畔建成第一座向公眾開放的夫子廟民教館圖書館（又稱第一通俗圖書館），並在夫子廟、貢院街設民眾閱報處。此外，在夫子廟、中華路、評事街分別建立民眾夜校，在夫子廟設“婦女職業補習學校”，為給女性提供更多的就業培訓。政府努力通過提高秦淮河畔民眾的文化素質來提升秦淮太空的文化品質。

然而，秦淮太空的“肮髒”與“腐朽”並不是因民眾文化貧乏所致，而是內在青樓文化的積澱，這是政府最為頭疼的事，如何蕩滌其內在的“雜質”？隨著近代自由、平等、女權思想的宣傳，秦淮太空在精英視野中逐步變成為“肮髒”、“腐朽”的太空，除河水淤塞、汙濁之外，更重要的是文化太空的“汙濁”，即娼妓的存在使秦淮太空變得格調低下，這也是南京市政府迫不及待地治理秦淮河的原因所在，“將秦淮河的舊觀全部恢復起來”，這裡的舊觀是指沒有娼妓文化的太空。劉紀文一再呼籲：“秦淮河亦要趕快整理起來，把少數娼妓手中的齷齪所在整理一下，還諸全市民眾，使大家有方休息得地方。”

畫舫是秦淮河最具有代表性的景觀之一，也是茶社流動經營的場所，但由於畫舫成為娼妓出沒、賭客聚賭的場所之一，成為南京市政府首要改造對象。1928年9月12日，市府令“警察局取締夫子廟對面停泊船隻”，因為“夫子廟對岸向有濤園，悅來，得勝畫舫三艘，專以茶社營業，停泊已久，妨礙河道亟應取締。”秦淮船業工會委員會給市政府的申述呈文，稱“秦淮畫舫專供遊子正當娛樂，並非為賭博抽頭而設”，最後被駁回。有意思的是政府取締的理由是畫舫妨礙河道，而船業工會的申述理由是並非為賭博抽頭而設。從中可以看出，政府取締畫舫更多的是從取締賭博等活動的目的出發的，其用意仍然是為改造秦淮太空的氣質。畫舫自明清以來，一直是娼妓活動的太空之一，而且秦淮河之所以成為秦淮河，部分緣於畫舫的裝扮而使其成為一道流動、靚麗的風景。然而，由於娼妓活動於畫舫之中，畫舫也成為娼妓文化的代表與象徵，國民政府在廢娼的同時自然將畫舫作為改造的對象。為追求“含有藝術的意義”，政府將原來擁有樓船的大畫舫及小型扁舟廢去，或加以改良，僅保留中等的畫舫作為點綴。事實上，畫舫並非娼妓所獨佔的太空，而是大眾消費太空，大小不一的畫舫各有其功能。據陳漢章回憶，民國初年，大小各式畫舫櫛次麟比地飄蕩在秦淮河上，畫舫根據大小不等而資費不等，最大的畫舫上有船樓，懸掛著各色彩燈，富麗堂皇，人們可以在大舫上品茶下棋、聊天漫談，甚至可以揮毫作畫、吟詩作賦，當然也有征歌彈唱，聲色娛情，紅袖添香。小船往來穿梭其間，專門出售白蘭花、晚香玉、茉莉花等鮮花，以及糖藕、糕點、水果、汽水、甜酒釀等食品，還有專唱“白局”（即南京白話）、演唱民間小曲的小船，拿著曲牌請人點戲，有孟薑女哭長城、小放牛等，這就是朱自清1923年在《槳聲燈影裡的秦淮河》所描寫的情形。大船停泊於大中橋附近，中舫、小舫（又稱小漆板）則可往來航行。夜泊秦淮的畫舫熱鬧非凡，時有詩歌雅集，時有笙簫幽咽，歌女彈唱，通宵達旦，這些畫舫共同編織出富麗、妖嬈的秦淮意象。許多富厚人家款待女婿親戚、酬謝老師授業、醫師治病，中等人家小兒滿月、老人做壽以及文人會友，都在畫舫上舉行，並可以根據需要選擇不同等級的畫舫。但是，南京政府禁止大畫舫入河，扼製了民眾多層次文化消費的需求。後城內小火車延伸至中華門與寧蕪鐵路接軌，但市政府根本不考慮畫舫通行問題，在淮清橋旁另建新鐵路橋，橋面地平較低，大畫舫無法通行，從此，大畫舫只能在夫子廟至桃葉渡停泊。1934年，工務局勒令大畫舫繼續停泊秦淮小公園內，秦淮河上畫舫逐漸蕭條，“頓改舊時顏色，空舟系泊，橫梗滿河，至有任其沉沒中流而無人過問者”，即使1935年南京娼禁有所松弛，畫舫“雖稍稍興盛，而欲規複舊觀，已殊不易，誠有美人遲暮之慨。”南京市政府對畫舫的改造，使秦淮太空不再那麽富有生氣。

不僅河上太空在發生變化，河畔兩岸太空也被改造，這就是茶社與戲茶廳。茶社是秦淮太空重要的組成部分，一直是社會各色人等的休閑娛樂太空，是大眾文化的重要載體之一。由於歷史上秦淮太空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蘊，這裡的茶社具有濃厚的文化韻味，隨處可見詞藻雋永的楹聯、古典雅致的店堂、香飄四逸的茗茶與特色獨具的點心。茶社臨河而設，在茶社裡既可憑欄觀賞秦淮風光，又可品茗消閑。在禁娼之前，茶社依然與傳統茶館無本質區別。但是，禁娼卻改變了這一太空特質。眾所周知，戲曲是大眾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一般在娛樂場所集中的地方均會有戲曲的天地。禁娼前，秦淮河上的3艘大畫舫是歌女不化妝演唱京劇——稱作清唱的場所。政府禁娼後，許多妓女搖身一變而成為歌女，3艘畫舫無法容納眾多歌女，於是，傳統茶社演變為兼具茶館與戲樓功能的戲茶社，後通稱戲茶廳。政府在1928年9月19日的市政會議上就通過決議：“茶館禁止點戲旅館禁止唱戲”，但民間對政府的號令置若罔聞。民間戲曲是中國民眾重要的娛樂方式，儘管歷來為精英所不恥，常被稱作淫詞豔曲，但民間戲曲卻依然以旺盛的生命力活躍在大眾的日常娛樂太空。1929年，夫子廟戲茶廳已增至17家，有著名的天韻樓、新奇芳閣、飛龍閣等，最大的麟鳳閣可容納400人，天香閣也達300人，可見規模之大。當時在社會局登記、被批準演出的歌女有235人。面對這樣的情形，劉紀文曾在市政會議上提議取締歌女及收回歌女證章，但未予通過，而清唱社與歌女數量仍在增長。至1931年4月，秦淮河畔清唱社增至18家，歌女則增至367人。為此，市政府規定以後不再發清唱茶社許可證。而對於越禁越多的歌女歌妓，市政府則規定由戲茶廳在夫子廟附近的指定各街巷內設一宿舍專供其居住，地點為鈔庫街、釣魚巷、大石壩街、烏衣巷等。更為有趣的是，南京市政府後來將久負盛名的妓館區域——東、西釣魚巷改名為嚴陵東巷、嚴陵西巷，試圖“以雅易俗”。就表面而言，秦淮太空是被改變了，但這次改變的主導力量似乎來自國家，而實際上是來自民間對於國家禁娼的回應，只是國家面對秦淮太空的反擊再度進行壓製，即通過太空區隔來實現對娼妓的管理。秦淮河畔戲茶廳的出現，是兩種力量較量的結果。

南京市政府努力推行“革命”之文化，造就“高尚”之娛樂，但秦淮太空並沒有按照政府的意願重構成一個“高尚”的、“革命”的、“藝術化”的太空，而是一個三教九流混雜的地方：“早市遊客稀疏，午後鑼鼓宣天，遊人湧至，熱鬧非凡。露天雜耍有馬戲、魔術、鼓書、說書、拉洋片等等，藝近粗俗，但以價廉吸引大量遊客。”出版於1935年的《首都志》提到：“今市府禁娼，八年於茲，秦淮景象，非複當年。然歌館影院，轉益增盛，達一百餘所。涉足其間者，日至五六千人，而沈迷於煙賭娼妓者尚眾。”由此可見，政府改造秦淮太空的績效並不理想，以至於《首都志》的作者還在呼籲：“若非導之以高尚之娛樂，而禁其舊染之汙，烏能一變靡弊之俗乎？”然而，我們不禁要問，靠著政府的一廂情願地“導之以高尚之娛樂，而禁其舊染之汙”，就能一變“靡弊之俗”而將秦淮太空塑造成革命的、高尚的、藝術化的新太空了嗎？

現代國家權力與大眾文化

百廢待興的國家，寓意新生的首都，初創之時卻把廢除娼妓，這個似乎無關經濟巨集旨的事業放在了政府工作的重要位置。“市府最近之將來，則有下列之數種工作，翼於最短期內完成者也。一關於馬路方面……；一關於社會救濟方面……；一關於衛生方面……；一關於廢止娼妓方面……”，“關於警察方面，現在把市政會議決議的幾件事來報告一下，第一是廢娼……”。這次南京的廢娼運動之所以在民國政府建立之初就如此大張旗鼓地進行，自有其深刻原因。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建設者們滿懷著建設新國家和新社會的豪情，而作為這個新國家首都的南京，更成了必須要盡快在各方面都能作出表率的“首善之區”。中國素有建立首善之區的傳統，早在漢代中國人已經認識到“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 國民政府認為“首都乃全國政治中心，現北伐完成，訓政開始之際，首都應如何努力建設，樹全國政治之巨集模，動友邦人士之觀聽。”更何況“南京為總理指定的首都”，因此，南京特別市政府始終將建立革命的、高尚的、藝術化的首都作為執政後的首要任務，官方的輿論導向遂注重借此宣傳“革命”和闡述首都的模範作用。1928年3月21日，楊杏佛在南京市府的演講中指出：“現在南京為我國首都，則全國人民應放開眼光，各負責任，將南京改造成一個極大都市，以遺後世子孫。”這裡的悖論是：以三民主義作為立國之基的政府，對於廢娼中實實在在的民生問題卻著眼甚少，顯然，政府更多的考量是借助這場運動來達到其另外一個較為隱蔽的目的，即希望通過廢娼運動來樹立新政權權威。在現代國家權力場域中，廢娼運動的政治及文化象徵意義才是南京國民政府所追求的根本目的。

於是，廢娼運動只是南京市政府掃除舊文化、建設新首都的一個方面而已。劉紀文上任之初就宣布要在1928年9月1日廢除娼妓，並同時取締卜筮、星象和麻雀牌等，規定所有店鋪不準出售賭具。娼妓、賭博和卜筮星象同被市府列為“最近之三大取締”，因此，必須盡早禁絕。可見，廢娼只是秦淮太空系列改造運動的一部分。同時，這些運動始終是在“革命”的名義下進行的。“本府以革命的市民，絕不應有腐化的賭博行為”“本府以娼妓名詞在訓政時期事實上萬無存在之理”，而卜筮星相“此種職業存在，最為革命首都之汙點”，因此，都需以革命的手段加以禁絕，甚而廢娼宣傳歌也是仿照北伐時期著名歌曲的格式與曲調譜寫的：

實行廢娼，實行廢娼，爭平等，爭平等，

努力廢娼運動，努力廢娼運動，快醒來，快醒來。

打倒龜鴇，打倒龜鴇，謀解放，謀解放，

全國廢娼成功，全國廢娼成功，齊歡唱，齊歡唱。

這場運動從其宗旨到手段都充斥了革命的理念和色彩，“革命”成了運動真正的主角。

前文已述，秦淮太空的特質和她在南京歷史和現實中的重要性，處於“中心”地位的國家權力當然希望能夠將自己的權力滲透到處於“邊緣”地位的秦淮太空。在這次國家權力試圖下滲的過程中，南京市政府（也可以說是民國政府）選擇了不同於以往歷代王朝的辦法，沒有像隋朝那樣用簡單而粗暴的手段摧毀秦淮河畔的物質建築和遷移人口，也沒有如太平天國一般用軍事化的手段強行改造，而是希望用“革命的”、“高尚的”文化來替代秦淮太空原有的文化。南京市政府將國家權力對城市太空的改造、文化精神的塑造視為理所當然，認為這是“革命”的基礎。“‘革命先革心’，人心之善惡，風俗厚薄，政治良窳之所基也,人心之害不去,不惟無以厚風俗，即有優良政治，安能行之而無弊乎?”因此，在對秦淮太空進行改造時，必然以廢娼等惡俗為中心。這裡反映出的是現代國家對於自身所掌控的行政資源的極度自信和企圖控制一切的強烈願望。然而，事實是強大的國家政權卻並沒有征服“柔弱”的秦淮太空。秦淮娼妓從未有一日真正被禁絕過，歌女全然不顧市府決議，依然佩著帶有人格侮辱的身份標誌——梅花胸牌出入於茶社旅館之間，表明政府無力征服秦淮太空，而只能以妥協來終結這場改造運動。而且，民間對於秦淮太空始終有著自己的定位，1930年出版的《實用首都指南》仍詳細列出秦淮太空中清唱茶社名稱、地址及聽曲費用、畫舫等級及遊資、大鼓書茶社與資費以及夫子廟露天遊藝場等，秦淮太空儼然是大眾遊覽、娛樂的公共太空。

恰恰因過分迷信“革命”的功能與國家權力的效用，使得南京市政府在廢娼時忽略了大眾文化發展有其自身內在的理路與延續性，無論是在廢娼的同時限制畫舫與戲茶廳發展，還是在禁賭的同時禁止店鋪銷售麻將牌，都說明國民政府未能全面而深刻地認識到廢娼與大眾文化之間的密切聯繫，雖然也曾在改造秦淮太空時注意修建小公園、圖書館及夜校，希冀提升秦淮太空的品質，但那也只是政府用“革命”的、“高尚”的太空取代“腐朽”、“落後”的太空的一個反映。總體而言，南京市政府還是將娼妓問題視為相對孤立的社會現象。對此，當時的警察廳都有過批評：“然娼妓之由來，於國民道德經濟，關係綦切，治標而不治本，僅因應於一時，究難絕其根株”。事實上，這是南京國民政府對待大眾文化的一貫立場。以推行國歷、廢止舊歷為例，國民政府每年下令禁止民間過傳統農歷春節，認為“一切舊習，亟應積極改革，鹹與維新”，但兩千多年的文化傳統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內被國家力量所滌除，民眾習慣於慶賀農歷新年。南京“每逢廢歷年節，仍多閉門停業”，首都警察廳只得下令不得“關門閉戶，張貼春聯，敲鑼擊鼓，迎神賽燈燃放鞭炮等事”。事實是，民眾根本不予理睬，而遵行南京人“財神日不遊夫子廟一年不吉利”之習俗，初五公開在夫子廟前舉行大規模的迎財神活動，人山人海，熱鬧非凡。每年官方報導都是：“廢歷新年，民間俗例難移，京市各商店鹹閉門休假，鑼鼓喧天，香煙繚繞，而尤以夫子廟一帶更甚”。由此可見，文化傳統不是行政命令所能輕易革除的，它具有歷史傳承性，國家權力試圖斬斷它的發展並重構秦淮太空是徒勞無益的。

著名人類學家格爾茲曾經指出，文化是“從歷史上沿襲下來的體現於象徵符號中的意義模式”，這種意義模式已經內化於人們的日常生活中，隨著人們的生活延續而得到傳承。由於秦淮太空有著悠久的歷史和特殊的文化品質，大眾文化在期間具有重要的地位，同時它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國家權力不可能輕易改變其發展方向。所謂大眾文化，雖在史學界與其他學科中沒有統一界定的概念，但筆者認為，美國學者在《晚期中華帝國的大眾文化》一書中所用的寬泛概念是非常可取的，作者指出：“大眾文化是由非常廣泛的現象所組成，從住房到民間宗教，從水利技術到皮影戲”，它應該可以囊括習俗、消費、娛樂等多重文化現象，並且可以涵蓋了部分精英文化。在秦淮太空裡，狎妓、賭博、娛樂、觀光、休閑都是大眾文化的表現形式，而其間計程車子文人、達官貴族、市井商人、娼妓歌女、平頭百姓都是活動於這一太空的主角，這一副大眾文化的圖景是極其複雜而又豐富多彩的。面對這樣一個文化系統中的娼妓問題，政府如果僅以簡單的行政手段加以鏟除，而不從人性、習俗、文化、傳統進行全面反思，那麽，肯定會遇到阻力。而且，政府自身的社會控制能力也未強大到可以控制到每個個人與社會的每一個角落，這種有限且無視傳統的改造必然遭遇失敗，因為人們的日常習俗為娼妓的孳生與存在提供了深厚的壤基。在中國，狎妓歷來被視為男子正常的社會行為，甚至在文人雅士中廣為盛行，是風流倜儻的表現，狎妓是許多男子接受的日常生活方式，作為一種習俗具有頑固的特性。正如時人的分析：歌妓的存在是由於消費者與歌妓構成了“此以是求，彼以是應”的格局。然而，南京市政府並未清晰地認識到這一點，而是迷信革命的強大的國家力量可以迅速改造秦淮太空，以為只要將娼妓與大眾文化割裂開來就能達到“淨化”目的，而未從大眾文化的整體脈絡去思考對策。

文化總是有其整體性與延續性，國家權力與大眾文化的較量並不能夠完全獲得勝利。一種陰柔的力量在與強大的力量較量時，要麽被徹底消滅，就如同隋朝與太平天國時期的秦淮太空，面對強大的外來壓力，秦淮太空蕩然消失；要麽以變通的方式，繼續經營、建構著自己的太空。由此引發思考的是：所謂現代的、文明的國家是否就完全有能力無視傳統及文化的力量而肆意對秦淮太空進行宰製與操弄？太空是不是沒有生命力的？她是不是面對現代性的力量而束手就擒，並按照政府的意志發展？南京國民政府所為已經證明那是徒勞無功的。秦淮太空不是死的、僵化的物質太空，而是由文化、人及其實踐共同構成的社會太空，它有自身的發展理路及力量。雖然其太空內質中青樓文化佔相當比重，但青樓文化僅是大眾文化的一個組織部分，秦淮太空裡的各種文化相互關聯而結構成一個整體，尤其千年來這種傳統文化結構已經定型於人們的頭腦、日常習俗中，當現代性力量進入時，如果無視這種結構與力量，那麽它必然會碰得頭破血流。筆者無意倡導娼妓合法化，但是，在解決娼妓問題時，應該采取怎樣的措施是值得深思的。在對舊有文化進行改造時究竟應該以何種方式才是文明的、疏導的而非簡單的、高壓的？南京國民政府恰恰簡單地將“革命”、“高尚”、“文明”的文化塑造寄托於政府強權的政策力量，結果是殺雞取卵，秦淮河喪失其原有太空特質，變成一潭死水。於是，民間一直以看似微弱卻堅忍的力量致力於秦淮的複興。

明清以來，大多數人都能認同一個“女性的”秦淮——唐璜而柔弱，消極而汙穢。然而，這個以陰柔氣質為主的太空卻有其獨特之處，她總是力圖從內部改變而不是從外部抗擊試圖改變她的種種力量，用她的過去來征服現實，讓進入到這個太空的人在自己想象中重構秦淮，而其眼前的秦淮無論繁華還是衰敗都無法與“過去”富麗的秦淮相媲美。秦淮太空的歷史積澱轉化成為一種力量，逼迫著進入這一太空的人們在頭腦中追憶“從前”的秦淮，而那時的秦淮永遠是一處“溫柔鄉”。梁實秋感歎：“秦淮河的大名真是如雷貫耳，至少看過《儒林外史》的人應該知道，我想像中的秦淮河實在要比真實的還要好幾倍。”。鍾敬文也對眼前的秦淮河感到失落，“因為我們腦裡先裝有許多關於它的來源及進過的歷史、故事。今朝親到此地，見黯綠的河水，想繁華於當年，自然不免油然生感了。”這些追憶都在強化著秦淮太空的文化特質，而對現實的秦淮太空產生著不滿，讓人們向往著“逝去”的秦淮。

回顧史實可以看到，大眾文化從來都是有著生命力的，即使是面對強權所做的退縮也是短暫的。南京市政府並未通過廢除娼妓、改造秦淮太空而樹立起權威，也未達到佔領邊緣的目的，相反，在權力的重壓下使得文化出現了斷裂。“秦淮景象，非複當年”。即便在《最新首都指南》盛讚南京廢娼得力的知識精英，在同一書中談到秦淮河時，不免暢想往日秦淮“周圍數十裡間，闆閻萬千，商賈雲集，最為繁華……且六朝金粉，金陵軼事，至今傳為美談。凡言金陵者，無不聯想於秦淮也。故南京之有秦淮，增色不少。河中昔有畫舫，載歌載遊，人鹹稱樂地焉”，感歎禁娼以後“鶯鶯燕燕，銷聲滅跡矣。因之畫舫生涯，亦一落千丈，非複往年之盛況”。廢娼導致大量公娼逃出南京，而私娼反而轉盛。筆者無意將秦淮文化定義為青樓文化，但不爭的事實是，高級妓女的存在是秦淮太空保持其一定文化品味的一個基礎：“結駟連騎，選色徵歌，轉車子之唯，按陽阿之舞，院本之笙歌合奏，迴舟之一水皆香。”科舉廢後，南京再廢公娼，導致私娼轉盛，秦淮太空原有的文化品味進一步消失。

儘管秦淮太空因國家權力的乾預而出現了衰落，但還須看到秦淮太空及大眾文化自有其內蘊的力量，面對外在的權力乾預，她不是通過正面的對抗，而是通過迂回的、暗中的反抗來化解國家權力並對其進行改造。從前的娼妓可以變為歌女繼續在這裡操業，而當1934年政府禁娼有所松懈時，秦淮太空又出現了畫舫迤邐、歌聲震蕩的景象。 30年代秦淮太空依然保留著大眾娛樂、休閑、消費太空的特質，政府所決意革除的東西依然生機盎然，南京市警察廳無可奈何：“至秦淮畫舫，由來已久，都人士女，於五六七八各月內買悼往遊者為數甚多，而鬻歌賣唱之流，亦乘時興起，因是遊人既種，良莠難齊，不肖之徒，輒有妨害警察於風化之舉動。”顯然，秦淮太空與大眾文化按照自己的意志在發展。

結語

首都廢娼運動的興衰昭示了秦淮太空的生命力和國家權力的局限性。當代著名太空問題研究專家愛德華·蘇賈（又譯索雅，Edward W. Soja）曾深刻地指出,太空不是無生命和任人宰割的。台灣人類學家黃應貴也說：“太空是獨立自主而有其內在邏輯的，但是與其他社會文化現象或要素必須共同一起運作而不可分，尤其與人的活動不可分”。文化總是附著在一定的物質太空中，而對一切物質太空的控制從根本上講是對在這個太空中進行活動的人的控制。南京市政府在改造秦淮太空的同時，對太空中的人也進行著改造，希望通過廢娼來規訓而不是解放婦女的身體，使之能符合“建設莊嚴璀璨之首都”的要求，並在規訓婦女身體的基礎上進一步規訓男人的身體，使之不再沉迷於其中，而能成為新國家的建設者。

由於秦淮太空的歷史和文化積澱能轉化成一種可以對人產生影響的文化力量，所以，她在與國家所掌控的行政力量的對抗中並未處於明顯的弱勢，在國民政府禁娼疏漏的空隙中，秦淮太空依然通過她固有的方式在為人們提供著休閑和娛樂，並且將歷史上繁華的秦淮意象傳達給每一位進入秦淮太空的人。即使斯人已無法親身感受，但也會在頭腦中重構出這樣的場景，反而眼前的秦淮河倒變得不真實了。在控制人的活動方面，這種太空文化的“軟力量”顯然勝過了國家權力的“硬力量”。國家權力在滲透和改造中遇到了文化的有效抵抗，它無法完成其原初的目標，禁娼以失敗而告終。筆者以為，這裡包含著權力向文化妥協的意味。國家權力意識到了文化的生命力和自身的局限性，開始探索與文化合作的可能和方式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化改造了權力。

對秦淮太空及其文化特質的追述及對首都廢娼運動的考察表明，秦淮是有著悠久歷史和豐富意象的太空，好提供給人們的不僅僅是地理太空中的一個坐標，或文化地理學上的一個標本，而是一個有著生命力和自我更新能力的主體。筆者認為，作為一個有生命的太空及其文化，時間的積累不可或缺，而放棄太空及其文化作為分析的視角也是不可取的。太空及其文化作為一種可以用來控制社會的資源，在國家權力的推行過程中必然是作為被佔領的目標之一。但是國家權力並不是暢通無礙的，太空有其自己的文化特質，如果不顧及這些而一味推行國家意志，那麽後果往往是與國家意志相違背，同時將導致文化出現斷裂與衰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