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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檔案最新披露:保皇黨與革命黨之間的鬥爭

作者 | 楊津濤

▲孫中山

1905年,興中會、華興會、光複會的革命黨人走到一起,建立同盟會。以“保皇”為號召的康有為,因此認定孫中山“必為大害”,發誓“窮我財力,必除之”。他指示在美國的保皇會人約孫會面,密設“刀斧手”,於席間殺之。若此計不成,則“跟蹤追剿”,必要殺之而後快。這來自美國最新披露的一批檔案。這批檔案有信劄、電報兩百餘件,原由康有為次女康同璧所有。其中這封康有為密謀殺害孫中山的電報,讓我們對清末革命、保皇兩黨的角逐,有了更深了解。

康有為搶了革命黨的學校

康有為在廣州開設萬木草堂,廣收門徒時,孫中山就在他們旁邊的“聖教書樓”裡掛牌行醫。康有為常到書樓買書,一來二去,孫中山看他關心西學,算是同道中人。孫中山托一個與康相識的朋友,轉達了他的結交之意。

康聖人完全沒把孫中山這個小郎中放在眼裡,答覆說:結交可以,但要孫“先具門生帖拜師乃可”。孫中山見康有為這麽托大,也就不搭理他了。

康、孫結交失敗,各自帶著一幫徒弟、兄弟,做起自己的事業。康有為在北京發起成立強學會,張起“變法”大旗;孫中山則在香港同楊衢雲合作,壯大了興中會,聲稱要“驅逐韃虜”。雙方路數不同,但所求都是救國,不期然地走到一起。

代表革命黨的陳少白,早年與孫中山等在香港合稱“四大寇”。他在上海見到了入京參加會試的康梁師徒。三人前後聊了幾個小時,相當投機。

這時因廣州起義失敗,孫中山等流亡日本。應華僑要求,革命黨人在橫濱建了一所華僑子弟學校,一方面傳承中國文化,一方面傳播革命思想。但革命黨裡面沒有能當老師的,於是籌劃延請梁啟超。梁因主持《時務報》無法分身,康有為就命另一弟子徐勤,帶著幾個師兄弟,東渡日本,襄助革命黨,開起“大同學校”。

開始時,雙方合作頗為愉快。直到戊戌年,康有為搖身一變,成了光緒朝改革的“總設計師”。康梁師徒既是朝中紅人,再和興中會這批亂黨為伍,既危險,又沒必要。康有為索性來個過河拆橋,交代徐勤把大同學校來個鵲巢鳩佔。因此,在學校裡上演了這一幕:孫中山、陳少白等過來視察,到辦公室裡一看,桌上竟有一張條子,寫著“不得招待孫逸仙”。這一下炸開了鍋,革命黨的小夥子們立馬跑去質問校長徐勤。這事鬧了一陣,不了了之,孫中山從此再沒到過大同學校。

梁啟超挖興中會會員

康有為、梁啟超等在帝都得意,前後不過一百多天,很快也成了通緝犯,打起勤王的招牌。

在宮崎滔天的撮合下,保皇、革命兩黨又獲得了一次聯手的機會。

會面地點定在後來做過日本首相的犬養毅家。康有為自稱身懷“衣帶詔”,不便見革命黨人,讓梁啟超一人赴會,同孫中山、陳少白徹夜長談。

不久,康有為被日本當局“禮送出境”前往美洲遊歷,梁啟超留下辦《清議報》,使他有了更多機會聯絡革命黨。雙方談判的具體過程,今已無法確知,只能看到商談的結果——兩黨聯合後,由孫任會長、梁為副會長。梁啟超問孫中山,咱們合作,“如此則置康先生於何地”?孫中山回答得很巧妙:“弟子為會長,為之師者,其地位豈不更尊?”不知當時梁啟超是否想到,自古以來,是沒有一個皇帝自願去做那位尊的太上皇的。

當康有為看到梁啟超等十三名弟子(所謂“十三太保”)讓他“息影臨泉,自娛晚景”的信時,自然怒不可遏。

▲康有為

愛徒與革命黨暗中往來的事,康有為知之甚詳,告密者就是與孫中山等有隙的大同學校校長徐勤。徐勤給遠在新加坡的老師發去電報,警告“卓如漸入行者圈套,非速設法解救不可”(卓如是梁啟超,行者指孫中山)。康有為將各弟子申斥一通,把梁啟超“流放”到檀香山發展保皇會。孫、梁合作無果而終。

有道是“買賣不成仁義在”,當梁啟超請求孫中山,讓他幫忙介紹一些檀香山的小夥伴時,孫中山一口答應,親自給哥哥孫眉去信介紹。梁啟超到了那裡,聲稱我們保皇會“名為保皇,實則革命”,希望大家捐款,讚助“革命”。

檀香山是興中會的大本營,孫中山起家的地方,人脈廣,群眾基礎好。大家一聽是“自家孩子”的朋友,當然慷慨解囊,籌集了“華銀十萬元”。幾個月間,檀香山的興中會會員也都倒向梁啟超。革命黨人當然不會善罷甘休,在檀香山發起輿論反擊,抨擊保皇會隻保“大清國”,不保“中華國”。孫中山指示,“非將此毒鏟除,斷不能成事”。

這一次梁啟超挖了孫中山的牆角,關係從此破裂。

雪上加霜的是,1906年,保皇會死士梁鐵君,奉命入京行刺慈禧。不幸走漏消息,梁鐵君被捕後殉難。梁啟超懷疑是孫中山向清廷告密,他在給康有為的信中說,“今者我黨與政府死戰猶是第二義”,“第一義”是“與革命死戰”。

舊愁新恨、誤會叢生,再無談判余地。

兩大陣營勢同敵國

兩黨沒法合作,也不能“井水不犯河水”。他們流亡海外,要籌款做大事,只能找華僑。華僑就那麽多,錢捐給了保皇,就沒力量再幫孫中山。對這個蛋糕,雙方都想爭塊大的,那除了削弱對方,別無他法。

開始時,大家是“文鬥”,你辦《民報》,我辦《新民叢報》;我辦《大漢報》,你辦《日新報》。從香港、橫濱,到檀香山、舊金山,反正有華僑的地方,就有他們的報刊。

文鬥能遊說華僑,但不能直接打擊對手,於是有了武鬥。在康有為向孫中山下追殺令的1905年秋,孫中山還命胡漢民大鬧了“戊戌、庚子死事諸人追悼紀念會”,目的是“揭露康梁保皇、立憲的欺騙宣傳”。保皇會一批文弱書生,真鬥不過這群精力旺盛的“革命小將”。

1907年,保皇會組織“政聞社”掛牌成立的當天,梁啟超正在台上演說,張繼、陶成章率幾十個同盟會小兄弟,大打出手,驚動了日本警察。徐勤在新加坡等地的活動,也被革命黨踢了場子。

保皇會要報復,還有其他招。1904年,孫中山去美國時,保皇會聯絡清政府在紐約的領事,以及海關譯員,在手續上為難孫中山,把他關在海關的小木屋裡好幾天。美國致公堂的首領黃三德等湊了500元,才把孫保了出來。

辛亥革命前,保皇、革命兩黨爭鬥的熱鬧程度超乎想象,真可謂各顯神通。由此來看,康有為設計謀殺孫中山的秘聞爆出,也不必大驚小怪。

——-摘自《作家文摘》總第18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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