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銘：科技的善既要刹車負面欲望，也要挖掘正向欲望

【科技向善大咖說·第十二期】

王立銘

浙江大學生命科學研究院教授，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博士；長期追蹤生命科學與現代醫學最新進展，著有《上帝的手術刀》等科普著作。

作為一名生命科學研究領域的教授，王立銘不僅帶領團隊揭示、探索生命的奧秘，也非常擅長以“接地氣”的方式講述專業知識背後的邏輯。正是基於獨特的專業優勢，他會基於人的欲望傳導機制來看待技術的影響。

在他看來，人類在利用技術挖掘欲望、迎合需求方面已經越來越擅長，但在如何給一些過度的欲望設置刹車機制；如何激發人類超越生物性的願望、實現自我成就方面還有很大的作為空間。

但不管是挖掘正向欲望還是製約負面欲望，關鍵是要使科技塑造的人類的生活方式與當下社會生產力、承受力相匹配。

騰訊研究院：如果以20年算一個節點，您認為互聯網帶來了哪些比較大的改變與挑戰？

王立銘：我是從互聯網使用者的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的，我認為互聯網解決的一個最主要的問題是，它讓人類欲望的實現變得更加便捷，既包括衣食住行、吃喝拉撒這些基礎欲望，又包括表達欲望、社交欲望、自我成就的欲望等等。從這個角度出發，我認為互聯網在本質上就是能夠幫助人們更好地實現從底層欲望到高級欲望的一個工具。

但反過來講，互聯網帶來的問題同樣與此相關。在某種程度上，所謂的「文明」實際就是對欲望的克制，包括底層的欲望，以及戰勝他人、影響他人的更高層次的欲望。文明的形成就是要求人能充分克制欲望，進而形成制度，並產生更高層次的追求。所謂“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騰訊研究院：基於這個欲望升級的邏輯，您如何理解科技向善？

王立銘：我認為，首先第一層，能滿足人類欲望的科技，就是向善的。科技的發展使人的主觀願望變得難以抑製，從某種程度上講，我們已經被各種各樣的科技包圍了、改變了，而且這種改變的速度非常快，500年前的人肯定難以理解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我們肯定也無法理解500年後的後代的生活方式，這是客觀現實。不同的生活背景、生產生活方式會產生不同的欲望，而能夠通過技術手段實現「連接」，滿足人們當下的欲望，那就是向善的。這一點大多數公司都能做的挺好。

第二層面，雖然滿足人們的欲望是科技的使命，但也要克服人類欲望過度實現產生的問題。我覺得衡量標準在於，科技發展的速度應該要與人類的觀念演進速度相匹配。假如500年之後，人類社會的生活方式和社會結構已經完全改變，人類已經解決所有基本生活資料的生產，並且無性生殖和人造人這些技術也已經完善，那時候的人類就不用工作、不用結婚、每天隻做自己喜歡的事情也無所謂。但如果這些狀態在當下語境中就出現了，那一定會產生很大的影響，甚至導致社會組織的崩塌。

所以，科技影響人類生活方式的速度並不應該比我們觀念的演進差太多，這是善的第二個層面，即科技應該在滿足人們欲望方面充分克制，保證當下社會能夠持續穩定發展。我覺得科技公司能夠在這個方面約束自己的行為，那就是最大的“善”了。

第三層面，我剛才說科技要便捷地滿足人們欲望，這些欲望大多都是底層欲望。其實欲望是有不同層次的，有底層的、高級的，也有正面的和負面的，第三個層面的「善」就是挖掘、放大人類的正向欲望，消除負面欲望帶來的後果，這是主動性的手段。比如心理學研究證明，個體幫助他人會獲得很大的快樂，不分文化不分人種，都有這個特點；人的自我成就、對他人產生的影響力，都會帶來快樂和成就感，這些都是正向欲望。它們可能要比吃喝拉撒高級一點，但也是人類生物性的一部分。科技公司實際上有能力挖掘出這些欲望並且放大，比如學習就是一個很正面的欲望，通過產品設計，或者以遊戲化的方式來鼓勵人們學習、分享，就能幫助一些人把學習這件事堅持下來。如果這些正向欲望能被充分挖掘出來，它有可能幫助我們真正抵抗最底層的欲望，幫助人超越生物性，實現自我成就。我覺得這是更高層次的一種善。

騰訊研究院：您說的這三個層面，能否舉一些具體的互聯網產品的正面和反面例子？

王立銘：好的例子比如微信。張小龍認為微信首先要是一個工具，用戶在有需要的時候高效率地投入使用，而使用之餘不要沉迷於此。基於這種用戶需求定義，產品設計者不會設計一些「歪招」來刻意提升用戶的停留時長。但如果有的公司，在類似於微信這種產品上設計某些功能，比如在界面停留10分鐘，就給用戶發一分錢紅包，其實有很多產品在使用類似的方法。

互聯網公司在進行產品設計時，其實就是在挖掘用戶的欲望與需求，「善」的產品不會刻意地利用甚至煽動這些欲望。利用心理學機制挖掘用戶欲望其實非常簡單，我是腦科學家，我們意識到遊戲場景的刺激，其實是與人的成就感心理、多巴胺和本能欲望相連接的，你完成那個成就，多巴胺就釋放了，繼而會帶來充分的滿足感。腦科學的一個很重要的研究，給老鼠腦子裡插入一個電極，直接刺激它邊緣系統的多巴胺神經元，老鼠天天什麽就都不用乾，甚至放棄了吃喝和交配，最終餓死。這是容易理解的，因為世間的所有快樂，都不如激素分泌刺激的快樂來得強烈、直接。我覺得一個善的產品，就是不要把產品當作「電極」，把用戶當成那隻老鼠，而要在某些節點中提供「理性的刹車」。

騰訊研究院：您覺得相比過往，當下技術對社會的影響有什麽新的差異？

王立銘：其實像尤瓦爾·赫拉利在《今日簡史》裡說的內容，有很多地方我不太同意，比如他說技術影響的變化主要體現在覆蓋速度變快、覆蓋面變大，但其實像古代皇帝下詔書過程的影響力和傳遞速度並不比現在小。我覺得更大的問題在於，曾經的科技是來自於常識的，或者說科技是和常識相關的。它雖然有反常識的地方，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會被常識所理解的。

比如牛頓提出「萬有引力」，絕大多數人其實都是能理解的，因為它仍然可以通過常識來判斷。過往，我們的社會運轉其實都基於這些常識之上，一個蓋房子的人，他不需要理解牛頓定律，但也能根據「常識」來參與到人類社會的實踐中。

但是，當AI或者基因科學發展起來的時候，這條定律好像就不成立了，比如自動駕駛系統如何判斷前邊的東西是什麽，當遇到緊急情況應該停下來還是開過去……到底是根據什麽標準判斷，並不是以人類能夠理解的規則來運行，它們都還是一個「黑箱子」。所以未來能主導人類生活運行的東西，就不再是人能夠理解的。

今天，知識和技術的專門化已經高到了一定程度，它形成的壁壘已經非常明顯。跨專業、跨領域的知識都已經非常難以理解，在許多社會問題上也都已經沒有共識存在了。這決定了技術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已經很難用傳統認識來衡量，並能保證它的運行能保持在正確的軌道。這個層面才是技術影響最大的轉變，而不僅僅是速度變快了或者使用的範圍更快了。

騰訊研究院：您覺得推行「科技向善」可能遇到的最大阻礙是什麽？

王立銘：從我的角度出發，我覺得阻礙還是會與人性或者說人的欲望有關。比如「七宗罪」所描述了七個底層欲望，在過去，我們通過滿足這七種欲望來獲得更大的商業利益，但是如果你開始自我約束，與底層欲望產生對抗，那你就可能會把利益拱手讓給別人，影響商業利益和市場地位。

這確實與人性緊密相關，人類會向著滿足自己欲望的方向走。但是好在善惡的標準是流動的，與當下的生產生活方式相匹配。所以，我覺得關鍵在於，不管是挖掘正向欲望還是刹車負面欲望，歸根結底，能夠使最終塑造出來的人類的生活方式與當下社會生產力是相匹配的，那就可以了。

騰訊研究院：如果給「科技向善」定義幾個關鍵詞，您覺得是哪幾個詞匯？

王立銘：可知、可控，平衡、匹配。

（以上內容為【科技向善 · 大咖說】精簡版，完整版本請期待《科技向善白皮書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