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幢別墅裡的老年生存實驗

住在這裡的房客大多是兩夫妻加獨生子女的核心家庭，孩子在1978年之後出生。他們覺得自己是被子女「拋棄」的第一代，也是大規模住進養老院的第一代。

來到這裡，是為養老院裡最後的生活預習，預習著如何「不給別人添麻煩」。

6月23日中午，別墅內7名老人拍下合影。前排中間的是朱榮林和妻子王桂芬，後排中間的是蔣一純（老蔣），前後排左邊的是葉季華和（毛毛）和妻子俞幼蒂（漁兒），右邊前後排的是周益民（老周）和妻子金玨（菊兒） 新京報記者 陶冉攝

2018年6月19日，杭州蕭山區的一個體育館裡，今夏最火爆的女團綜藝節目正在準備最終的決賽。60公里外的一幢別墅裡，沒有人關心哪個少女將會出道，哪個將被淘汰。

年輕人的熱鬧離他們遠去。和女孩子在閃光的粉色舞台上不斷提及的夢想、C位、努力不同，11個老人面對的命題是——孤獨、健康和死亡。

下午4點半，日子從廚房的火焰裡點燃，朝別墅上空升起。

豆腐皮切成薄片，浸在100度的油鍋裡煎到微微金黃，表面鼓起小泡。小張正在做燒素雞，炸完撈起來放到冷水裡浸泡，「口感脆不脆就靠這一步」。

小張已經61歲了，只因為是這裡最年輕的一對夫妻，大家叫他「小張」。退休後，他在朋友的公司裡幫忙賣冷氣機，回家後又鑽進廚房，幫聘請的燒菜阿姨做飯。

窗外34度，悶熱。花白的寸頭上掛滿汗珠，他乾脆脫掉上衣，光著膀子在廚房裡走動。食指伸進鐵鍋滾燙的紅燒湯汁裡蘸了一下，放到嘴邊舔了舔，「嗯，可以」。

61歲的「小張」下班回來後為其他老人做飯。新京報記者 陶冉 攝

他的妻子玲玲，此時正在樓上的麻將桌上激戰——「吃！」 「碰！」「自摸！」 「爆頭！」 桌上全是手，在136張麻將牌之間靈活地抓起、放下和挪移。眼花繚亂之間，一局就打完了。

麻將牌的撞擊聲和著高一陣低一陣的蟬鳴，與阿姨們的笑談交織在一起，這座位於郊區農村的500平方米的三層小樓裡，上上下下一共9間臥室，每間自帶獨立廁所和淋浴房。設計時原本考慮兒子、女兒、外孫女各一間，但他們在城裡都有房子，基本不回來住。

一年多前，這個如歐洲城堡一般的房子裡冷冷清清，只有78歲的別墅主人朱榮林和74歲的妻子王桂芬，「要麼就吵架，要麼就不說話。」

所在的港東村也不過20戶人家。1940年，朱榮林在這裡出生，杭州大學（現併入浙江大學）英文系畢業後一直在中學任教，2012年才從城區搬回來。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未改鬢毛衰。」 朱榮林言語不多，嗓音有些啞，和妻子一起出門，他通常落在後面十幾米遠，小心地邁著步子，頭部和雙肩向前微微伸探，後背弓起一道彎。

兩年前，膀胱裡的一顆腫瘤拜訪了朱榮林。手術後，他不像從前一樣愛出門，整天窩在沙發裡唉聲嘆氣。

2017年5月8日，王桂芬聯繫當地媒體登載了一則「招租啟示」，以每月1500元或更低的價格招募六七十歲的老人住進自家別墅，成為「抱團養老」的發起人。

2017年5月8日，朱榮林和王桂芬聯繫媒體登載別墅招租的新聞。圖片來自網路

「為了讓朱榮林開心點，我呢，也減輕一些家務負擔。」年紀大了，王桂芬時常感到孤獨，「想找些夥伴，說說話。」

10天后，就有100對老年夫妻報名。7月3日，其中的5對正式入住。

他們出生於50年代前後，隨著時代經歷了文革中的插隊、下鄉和兵團建設，生養了中國第一批獨生子女，退休前是印刷工、電信工、首飾銷售員、企業乾部……兒女成家後，他們面臨著幾乎同樣的處境——空巢。

原本素不相識的他們結成團體，共同抵禦衰老和孤獨。有人中途退場，有人留下，又有新人加入，目前這裡一共住了11個人，年齡相加超過600歲。歲月正偷走他們的睡眠、結實的筋骨和四肢末端熱乎乎的血液循環。

黃昏時分，一陣疾風伴著雷電從外面吹進來。這個下午，王桂芬贏了80塊錢。麻將桌邊的搪瓷盤裡，二十幾顆新鮮的楊梅正紅，江南的「梅雨」到了。

摩擦，摩擦

7點鐘不到，幾位男士已經在廚房的清晨裡，蒸好了蕃薯。

王桂芬挑了最小最歪的一個。有人看見了問，「大姐，還有那麼多你乾嘛吃這個？」 她笑眯眯地沒吭聲，又問了一遍才答，「後起床的該說，怎麼給我剩這麼差的啦？」她退休前管理著一家200人的化工廠，除了朱榮林喊她「老太婆」，其他人都尊稱一聲「大姐」。

從住進這座房子開始，喜歡吃肉的和喜歡吃素的共享一日三餐，體重190斤的和100斤的分攤飯錢，不善言辭的男人容忍著女人之間停不下來的嘰嘰喳喳。

老人們聚在一起準備午餐。新京報記者陶冉 攝

起床時間相差4個小時，一天的摩擦從早晨就開始了。冬天用壓力鍋煮稀飯，起床晚的抱怨放冷了，王桂芬專門換了保溫鍋。

這裡所有的帳目透明：朝南的房間月租金1500元，其他朝向的1100元。房租用於支付聘請的三個工人的工資，廚師每天做兩頓飯，工資每月2000元，修建草木的園丁2000元，保潔阿姨每周打掃兩次1200元。

飯廳裡的小本子上，每個人名字後面都跟著一連串「正」字：吃一頓早飯是一畫，午飯和晚飯是兩畫，月底按「正」字筆畫數結算。最初是按天計算，有人提出對隻吃一餐的人不公平，王桂芬把規矩改成現在的樣子。

老人們將每次的花費全部記錄下來。新京報記者陶冉 攝

選房客時她挑的也是本地人，規避了飲食習慣的矛盾。每家認真執行著輪流值日的規則，包括做早餐、買菜、幫廚、洗碗等。但周旋在11個人之間，王桂芬還是覺得累心。

「那能有多累？」

她回復了一個微笑，微笑時額頭的皺紋更深了，眼神避開瞥向一邊，欲言又止。

早餐結束後，68歲的俞幼蒂和63歲的金玨坐在窗邊剝豆子。她倆是第一批入住的房客，平常被稱呼為「漁兒」和「菊兒」，顯得親切。劈裡啪啦的杭州話從她們嘴裡蹦出來，就像剛剝出來的豆子，「單買四塊錢一斤，十塊錢能買三四斤。」

空氣好、房租便宜、飯菜新鮮便宜、有人作伴，是她們來到這裡的四大理由。每次值日買菜，她們喜歡多買一些，剝完的豆子拿塑膠袋密封放進冰箱，雨天不用再去買，客人來了也方便加菜，最重要的是——省錢。

對價格的敏銳，大部分來自六七十年代的艱苦歲月。王桂芬曾依靠那雙手，白天拿起試管調製鹽酸硫酸，掙每月29塊5的工資。晚上，她給女兒縫鞋子，應對深一腳淺一腳的泥濘山路。其他人買菜她有時跟著去，「買不好進進出出相差太大。」

66歲的老蔣覺得沒必要那麼節省，「新鮮的菜4塊錢一斤已經蠻好了，她們非要到那麼遠的地方，買了以後就凍上了有什麼好吃的？」

他做過電視節目編導，腦袋上總有一頂貝雷帽，今年1月份才搬進來，住在三樓朝東的房間。紅白格子的配暖色上衣，黑白格子的配深色上衣。洗碗時，他把手機打開公放，邊洗邊聽廖昌永的《草原之夜》。

他不明白，再過十幾年想吃也吃不了，想動也動不了，這人生最後一段路為什麼不好好享受？「三個女的我不好講，要是男的，我就要講。」

「他姓蔣，很會講的，可是呢，光講不做。」 漁兒的丈夫毛毛和老蔣爭吵過，他說家務活老蔣從來都躲著走，原先在自己家也很少做，「媒體來他才來，平常不怎麼來。他很熱心的，忙前忙後接待，這點還是要肯定的。」

毛毛也遭到過其他人的吐槽。

原先，晚上六個人打撲克，三人一組。毛毛輸了牌很較真，會埋怨隊友。於是，晚飯後唯一的娛樂活動就此擱淺，大家吃完飯散步回來，各自回房。

結束了那些孩子般荒謬的糾紛，第二天早晨他們又坐在一張桌子上，從同一個盤子裡夾起同一棵菜。

「養老是家事也是國事」

6月22日一早，朱榮林、王桂芬和老蔣不到8點就出門了，到杭州電視台錄節目。

地鐵上，看到老蔣掏出三四頁密密麻麻的稿紙，拿起鋼筆又添了兩句話，王桂芬不屑地笑了笑，「準備什麼啊？人家問什麼，隨隨便便講就好啦。」

幾個月來，媒體的邀約不斷。

老蔣翻開一個檔案夾，收藏著自2017年5月8日第一次公開招募老人至今的所有紙質新聞。

「沒有一個媒體是我找來的，都是記者主動上門，說明什麼？」 老蔣經常引用《人民日報》刊載的時評文章裡的一句話，「養老是家事也是國事」。

根據文中提到的權威統計，截至2017年底，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有2.41億人，佔總人口17.3％。一般認為，老年人口佔10％，即意味著進入老齡化社會。

上午10點，錄影棚裡的聚光燈打亮，照在三人臉上。16個嘉賓圍圍坐在一起，關於養老新模式的兩個小時的討論裡，超過三分之二的時間都集中在他們三人身上。

6月22日，王桂芬、朱榮林、老蔣到杭州電視台錄節目。新京報記者陶若谷 攝

杭州市養老服務指導中心的徐主任發言說，目前政策仍集中在對」失能「、「失智」老人的醫養結合的保障建設方面，還沒有關注到老年人嚮往更高生活品質的精神訴求，「不過，抱團養老現在尚屬於初期沒有形成規模，政策仍有滯後性。」

老蔣覺得這種模式可以複製推廣到全社會，「能引起政府作為一個養老案例參考，我就夠了。」

一位研究《中國老年人的養老模式》課題的高校老師曾來到別墅拜訪數日。6月17日，央視新聞頻道關於朱榮林家「抱團養老」的節目播出後，他聯繫了毛毛詢問最新情況。

他在微信中和毛毛說，「經濟民主做得非常好，但是否可以複製，目前很難講。」 毛毛覺得這件事非常依賴於組織者，「大姐勞心勞力，才得以維持。」

一年下來，朱榮林最沒想到的，就是小別墅被放到了聚光燈下，入住成員彼此之間的友好和矛盾似乎也都被放大了。

「小說啊，報紙啊，都有些誇張的呀。有一個作家，寫一個鼻子（註：果戈理作品《鼻子》）就寫了八千字。」 對朱榮林來說，熱熱鬧鬧的沒什麼不好，「我們這個歲數了，名和利都已經是空頭支票，就是玩玩吧。」 一家香港媒體告訴朱榮林，之前錄製的節目推遲播出，他回復簡訊：「never mind」。

他最關心的，是家裡因人員過多而產生的高額電費。按照階梯式電價政策，他家只有兩口人，戶均用電量從今年3月份起，就超過了每月4800度，按最高區間收電費。一度電的價格從0.568元提高到0.888元，每月3000度電，要多花960塊錢，平均到6家，每家多花160塊錢。

大把瑣碎的日常生活裡，沒有」社會「 、「政策」、「養老趨勢」這樣的大詞。相比為整個國家的老人解決養老問題的巨集大意義，他們對自己追求的意義概括的很簡短——「我活著，還健康。」

節目錄製現場，被問到有什麼需要解決的問題時，王桂芬說：「希望能有一個醫生，每周來我們這兒做一次體檢。」

錄完節目已是下午1點多，早晨的雨一直沒停。

朱榮林撐著傘走在雨中，小號淡綠色襯衫裹著瘦弱的上半身依然顯得松垮，露出白背心和凸出的鎖骨。雙肩包裡，他背著王桂芬的黑色披肩和兩杯沖好的泰國咖啡，用軟布保溫套包住。

坐了7站地鐵後，兩人在回家途中下車，到省新華醫院開藥，回到家時已經下午3點50分。他們專門去一趟要消耗一上午的時間和體力，朱榮林不想浪費這次寶貴的進城機會。

錄節目回來的路上，朱榮林去醫院拿葯。新京報記者陶若谷 攝

因為離市區醫院太遠，漁兒和毛毛因為身體原因馬上要搬離別墅了。

今年1月份的一天，漁兒晚上7點正準備漱口，突然感到頭暈、心悸，本想睡下休息一會兒，又不由擔心，「我們家毛毛不在，萬一夜裡心臟病發作了怎麼辦？」

毛毛今年69歲，身高1米81。年輕時在黑龍江鶴崗附近的建設兵團勞動時，玉米面貼餅子二兩一個，他一頓吃八個。現在兩天也吃不完那麼多，體重卻從132斤變成了190斤。

漁兒發病時，他正在泰國旅行。當晚，120急救車把她送到附近瓶窯鎮的醫院，到了醫院，漁兒不舒服的感覺減輕了許多，沒有檢查出詳實的病因。她猜測是冬天血液循環不暢，導致心臟供血不足。毛毛很後怕，「心臟這個很難講，要不是有大姐她們打電話叫車，老周和玲玲陪著去醫院，還不知道會怎麼樣。」

他是每天最早起床的人，晚上10點躺下，早上4點醒來。別墅的夜晚很早就安靜下來，卻沒那麼容易沉睡。

老人分別在房間內看手機。新京報記者陶冉 攝

夜裡1點半醒來，朱榮林依靠安眠藥可以繼續睡到4點半。早上8點多，他碰到剛起床的老蔣便調侃他：「你現在睡那麼多覺乾嘛？以後有的是時間睡，你丈母娘不是在養老院裡天天睡覺嗎？」

別墅裡，大多數房間是兩張單人床，起初是雙人床的也讓大姐換掉了。打呼嚕、翻身、起夜、睡不著，這些上了年紀後一股腦冒出來的問題，一張床上很難共存。「如果有條件，最好是一人一間房。」

錄節目那天是夏至，一年中天黑得最晚的一天。

三天前，老蔣剛從書店買回一本書，名叫《天黑得很慢》。

作者周大新在講述寫作緣由時提到，他看到一個八十多歲的老人提著兩袋洋蔥站在四層樓的單元樓前面說，「這兩個洋蔥太重，我不知道能不能提上去。」 那是他第一次感覺到晚年力氣被剝奪以後深深的無力感。書裡的故事，發生在夏日的黃昏，如同漸漸終老的時光。

從書店回來天色已晚，老蔣家5歲多的小母狗「格格」正在院子裡等鄰居家的小公狗。

妻子外出不在，這隻黑白相間的中華田園犬被他帶到這裡。吃飯時，它用鼻子輕輕推著老蔣屁股下面的木凳子腿。老蔣一站起來，它又一聲不吭地跟上他的拖鞋。

買書那天下午出門時，他看到「格格」撅著小屁股，在等那隻棕毛狗，一直等到天黑。老蔣拍下了這一幕，準備寫進養老日記，「陌生的環境裡，動物尚且有社交需求，人呢？」

老蔣家的小狗「格格」和朱榮林家的小狗「寶寶」。新京報記者陶若谷 攝

從六十歲退休到八九十歲失去官能和智力，還有一段長路要走。在學習衰老的日子中，他也記錄著這些時光，「也許哪天我也寫一本書」。

對老蔣來說，狗是晚年重要的夥伴，如同《簡愛》裡羅切斯特的獵狗派洛特，當他眼前一片漆黑時，狗依然在身邊。

從醫院回到家時，一對老人已經等在朱榮林的客廳裡。他們從報紙上看到毛毛和漁兒要搬走的消息，趕來看房子希望入住。

老太太74歲，上樓梯時邁兩步才能蹬上一級台階。老伴78歲，耳朵不太靈光。王桂芬覺得年紀偏大，讓他們登記了姓名電話，本想等周末見完其他房客再決定，但禁不住他們的誠意，最終答應試住三個月。

6月22日，一對老人到別墅看房希望入住。新京報記者陶若谷 攝

她回來前，毛毛已經打聽清楚。這對夫妻自家有房，買菜做飯是親自動手，並且住得離城裡遠，證明不需要經常看病。

「我覺得他們是真心誠意要來一起住的，不是沒地方住過來討便宜，和我們當初是一樣的。」 出於無奈離開，他希望新來的人，可以把這樣的日子繼續過下去。

他伸出兩根食指拚成一個「人」字，又粗又圓的手指肚擠在一起，形成相互支撐的結構，「認識了大家，我是很高興的。」

「以前都說養兒防老，現在防個屁呀，他們自己都養不過來。」他的兒子是丁克家庭，兩夫妻是驢友，在一家綜藝節目的劇組工作。他對兒子的生活模式早已放棄了發言權，「人這一輩子，沒有多少年能自己做主，能為自己活，蠻好的哦。」

微信的收藏夾裡，長長一列全是兒子從世界各地發來的照片。「看，這個是他和鄧超，這個是江一燕」，他指著蔡少芬說，「這好像是個香港的。」

每個月，兒子最多來家裡一次，「他們就是來吃頓飯，6點開飯，5點半才到，7點一過就走了，好像是來完成任務一樣。」

住在這裡的房客大多和毛毛一樣，是兩夫妻加獨生子女的核心家庭，孩子在1978年之後出生。他們覺得自己是被子女「拋棄」的第一代，也是大規模住進養老院的第一代。

來到這裡，是為養老院裡最後的生活預習，預習著如何「不給別人添麻煩」。

這個剛剛熟悉起來的地方，毛毛和漁兒又要搬走了。最捨不得他們的是菊兒。去年9月，菊兒下樓梯時右腳摔傷動不了，漁兒連續三個月給她擦身洗澡，每周一次。她一直喊漁兒丈夫的小名「毛毛」，臨要搬走了才知道，他真正的名字叫葉季華。

菊兒的丈夫老周是11個人中話最少的一個。吃完飯離席時總是悄然無聲，沒人值班時默默跑去洗碗。若不是每天大門口至少兩三個網購的快遞盒子，他在這座房子裡幾乎沒有存在感。

夜裡睡不著時，他打開手邊買來的投影儀，各種各樣的電視劇投到天花板上，他躺在床上掛著藍牙耳機，盯著天花板，度過失眠長夜。

他最想參加的生存試驗是在太空艙裡生活180天。孤獨，他覺得可以過關，但身體恐怕承受不住。

「來到這個世界是偶然，離開是必然。」 老周的話擲地有聲，正如日本導演是枝裕和在小說《步履不停》中所書寫的——

「我知道，他們遲早有一天會走，但那也只是遲早。我隱隱約約地感覺到，許多事情已經在水面下悄悄醞釀。但即便如此，我卻故意裝作什麼都不知道。直到我真的搞清楚的時候，我的人生已經往後翻了好幾頁，再也無法回頭挽救什麼。因為，那時，我已經失去了我的父母。」

下午6點，又到了晚飯時間。小張系著花圍裙，一盤又一盤剛炒好的菜從廚房端上來，冒著熱氣。朱榮林緩步走到樓梯口大喊一聲：「吃飯咯！」

「來咯！」木樓梯上傳來腳步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