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作家章夫的歷史隨筆集《徘徊：公元前的廟堂與江湖》自序。授權轉載自作者公號“史祭2020”。
一、“皮氏國”的來歷，以及“左史”與“右史”
中華文明，能夠追溯的源頭之一，便是《史記》。
這裡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此《史記》是戎夫的《史記》而非司馬遷的《史記》，戎夫的《史記》比司馬遷的《史記》要早800多年。
公元前900多年，西周有個在位時間最長的君王叫周穆王（約前1054年—前949年）。周穆王曾命令當時的史官戎夫，編輯了一本《史記》。這本《史記》主要講了28個國家滅亡的教訓，第一條教訓就是“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亂，皮氏以亡”。這本《史記》原名叫《逸周書》，性質上與《尚書》類似，是我國古代歷史文獻匯編。舊說此書系孔子刪定《尚書》後所剩，是為“周書”的逸篇，故得名。書中記載，當時汾水流域有一個叫做“皮氏”的小國，由於國君言而無信，一些賢能之士要代而行政，國君實行鎮壓，發生動亂，夏帝不降三十五年，地處今天河南安陽一帶的殷國趁虛而入，出兵滅了皮氏國。
今天看來，這個“皮氏國”的來歷還有點意思。
從歷史課本上，我們知道古代有“燧人氏”，有“神農氏”，卻少知有一個“皮氏”。
卻說，古代發明在樹上築巢居住，改善了先民穴居條件的人被稱作“有巢氏”；發明鑽木取火，改變了先民生食凍餒條件的人被稱作“燧人氏”；遍嘗百草，帶領先民們種植五穀的人被稱作“神農氏”；而最早發明衣服的人，則被尊稱為“皮氏”。
原來，隨著分工的細化，被射殺的動物食肉之後，便有了鞣皮製革工藝，解決了人們禦寒、奉禮需要。
“皮氏國”很可能就是古代以鞣皮製革為擅長的一個群體所組成。
“穆王二十四年，王命左史戎夫作《紀》。”《逸周書》第六十一篇《史記解》記載的是周穆王二十四年，王命左史戎夫作“記”的事情。
“維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夕朕寤，遂事驚予。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主之，朔望以聞。”文中講到，一天清晨，周穆王想起了古代一些帝氏治國成敗的教訓，便召來史官戎夫，讓他記錄下來，每月朔日望日講給自己聽，以便有所鑒戒。
《逸周書》一書中，周穆王評述的上古二十八位帝氏政治上的得失及亡國的教訓，這些帝氏依次為——
皮氏、華氏、夏後氏、殷商氏、有虞氏、平林、質沙、三苗、扈氏、義渠、平州、林氏、曲集、有巢氏、鄶君、共工、上衡氏、南氏、果氏、畢程氏、陽氏、谷平、阪泉氏、縣宗、玄都、西夏、績陽、有洛氏。其中夏後氏即夏桀，殷商氏即商紂，有虞氏即舜子商均之後，共工氏即“怒而觸不周之山”的康回。
上述這些為後人所熟知的重要歷史人物，“皮氏”不僅與這些帝氏並列，且赫然載於二十八位帝氏之首。
“拔得頭籌”的重要原因在於，因“信”與“義”而被最早滅亡的國家。
可見，中國古代對誠信的重視，很早就提高到了生死存亡（“信不行，義不立”）的地步。
這些歷史信息和歷史細節，於今天的我們而言，同樣是非常重要的。
《漢書•藝文誌》告訴我們，“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乃中國古代朝廷很早就立下的規矩。資料顯示，“左史”、“右史”乃上古實有的史官設置，最早出現於商王朝的武丁時期。
在位59年的武丁，公元前1250年繼位，乃商王朝最為賢能的君王。年輕時就被父親派到民間勞動體驗生活，得以了解民間疾苦和稼檣艱辛。
公元前1247年，據說武丁得到一個夢的啟示，在民間找到一個築牆的奴隸，將他任命為宰相，這個人就是歷史上鼎鼎有名的傅說。武丁在傅說和甘盤等賢臣的輔助下，勵精圖治，力求鞏固統治，增強國力，使商王朝得以大治。
內政鞏固之後，武丁便開始了大規模征服。在武丁時代，商王朝開始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並組成了一支相對固定而龐大的軍隊。先是迫使周邊時叛時服的小邦完全臣服，接著攻打今山西南部、河南西部一帶的小邦甫、銜、讓等，以擴大版圖。
至武丁末年，商朝已成為西起甘肅，東到海濱，北及大漠，南逾江漢，包含眾多部族的泱泱大國。
這個時候，已經奠定了秦始皇之前華夏族大體上的疆域。
為了控制廣大被征服的地區，武丁甚至把自己的妻、子、功臣以及臣服的少數民族首領分封在外地，被分封者稱為侯或伯。
此舉開了分封製的先河。而後來在分封製上發揚光大的周王朝，就是在武丁時代被征服後，這個時候接受了商的封號而開始的。
這個時期，活人祭祀開始流行，一次祭祀儀式上百人做犧牲的記載就有多次，對卜辭的迷信發展到了極至。
中華文化的顯著特徵——祖先崇拜已經定型。
二、上下三千年，司母戊大方鼎一直是主角
武丁時代，中華文明的結晶正在逐步形成和建立，最為重要的標誌便是甲骨文和青銅器。
夏商周三代中，經過夏朝的鑄煉，到商朝達到高峰，西周則更加豐富。而能夠遺存下來供我們今天膜拜的，商代青銅文明最為輝煌。
“青銅器之冠”司母戊大方鼎成為今天我們認識武丁時代的傑出代表。
那具形製巨大，雄偉莊嚴，工藝精巧的曠世大鼎，1939年3月，在河南安陽武官村一出土便震撼世界。四周精巧的盤龍紋和饕餮紋，一種威武凝重之感時時逼人；足上的蟬紋，圖案的蟬體，線條清晰而蜿蜒。腹內壁“後母戊”三字，筆勢雄健，形體豐腴，無不給人以雍容華貴之感。
司母戊大方鼎的出土，還留下一段傳奇故事。
卻說兵荒馬亂的年月，地處中原文明腹地的河南安陽一帶，老百姓都有“探寶”的習慣。恰逢1939年3月，安陽武官村村民吳希增探得一件帶銅鏽金屬寶貝，40多個村民連挖了三個晚上，一個銅鏽斑斑馬槽式的龐然大物抬出來時，令所有村民震驚。為個龐然大物便是司後母戊大方鼎。
早在1937年11月，安陽即被日寇佔領。日本人對中國的文物很感興趣，雖然大方鼎秘密運回，用柴草偽裝在村民吳培文的院中，但很快日本人便知道了消息。當時駐東營飛機場的日本警備隊隊長黑田榮來到吳培文家，未果。十分緊張的村民們打算迅速賣掉，以逃避禍害。他們秘密找來北平大古董商肖寅卿“看貨”，很有眼光的肖寅卿出價20萬大洋，因為體積太大不好運輸，要求將大鼎分割成幾大塊裝箱。
20萬大洋對那時的每一個中國人而言，都是天大的誘惑。資料記載，農民們遂用鋼鋸、大鐵錘，趁著夜深人靜分割大鼎。
或許因為大鼎太過結實，久砸不開；或許因為是陳年神物，心存敬畏的村民心裡“虛”了。
他們越砸越覺得作孽，對祖先的敬畏之心戰勝了20萬大洋的誘惑之心。司母戊大方鼎這才完整保留了下來——大鼎被村民重新埋入地下。
不死心的日本人又來了。100多日軍將吳家大院翻了個底朝天，終無功而返。之後，日軍又來了三輛大卡車，架起機關槍進村，挖地三尺也未能找到。吳培文在大歎“大爐有靈，天助我也”之後，想出一個妙計，他花20個大洋從古玩商處買了一個青銅器贗品，藏在自己家炕洞裡。
第三次進村的日本兵直撲吳家後院，扒開吳培文的睡炕，搶走了那個贗品青銅器。
日本人仍不相信這樣的結果，仍死盯緊吳培文的行蹤。為保護大鼎安全，吳培文將大鼎秘密托付給自家兄弟，遠離家鄉避難，直到抗戰勝利才回到安陽。
1946年7月，一條消息登上報端：“7月11日夜派隊並商得駐軍X部之協助，至該村掘至終夜，於天明12日早晨將古爐用大馬車運縣存放古委會內。”文中“古爐”即司母戊鼎。原來，國民政府安陽縣長姚法圃帶著一班警察，將大鼎從吳家大院東屋挖了出來。
據載，大鼎在國民政府首都南京展出，轟動了整個南京城，蔣介石親臨參觀。1949年大鼎在南京飛機場被解放軍發現，轉移到南京博物院。
這件曠世奇寶，成為中國國家博物館鎮國之寶。
公元前1192年，武丁去世，其子祖庚繼位。武丁之前，商朝的王位繼承以兄死弟繼為主。武丁開始，逐漸確立了父死子繼的制度。
夏朝和商朝前期的王都，一直在不斷遷移中流浪。商湯建立商朝的時候，最早的國都在亳（今河南商丘），以後三百年中，都城一共搬遷了五次。盤庚遷殷（今殷墟遺址，河南安陽）才第一次確立了長期固定的王都。
到武丁時期，甲骨文發展成熟，青銅時代進入盛期，史稱“武丁中興”。
炎黃、堯、舜、禹、湯畢竟是古書中影影綽綽的人物。考古是我們認識遠古最直接也是最唯一的證據，一次次重大的考古發現，重新豐富了中國古代青銅文明的版圖。隨著考古學發現和證實，一切似乎都在表明，武丁時代應該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關鍵期，算得上中華文明許多特徵的源頭。
“記言”、“記事”歷時三個階段，最初記傳言和時事，其後記言誥誓命和天下大事，漢以後流變為記“言語”和“行動”起居注之類。
《周禮》系統所載史職，大史、內史、外史、禦史均有涉於“記言”，太史、小史、外史，皆有與於“記事”。
龐大而華貴的後母戊鼎告訴世人，那龐然大物的背後，共同指向一個關鍵字——禮。它們代表著森嚴壁壘的封建等級制度。
禮只是一個標誌，標誌的背後則是如山嶽般屹立不倒的社會秩序。王權高高在上，身份的標誌，是神聖不可冒犯的秩序。
“左史”、“右史”最早出現於武丁時期，也間接證明了這個時代的繁榮與昌盛。
三、周王朝給了後世一個完整的“文明國家”樣本
夏商周三代中，經過夏朝的鑄煉，到商朝達到高峰，西周則更加豐富。夏的質樸，商的絢爛，周的儒雅，漢的強悍，唐的開闊，全都融進了一件件精美絕倫的禮器之中。
商人尊神，青銅雄渾大氣；周人崇禮，青銅簡潔樸拙。我們的祖先，在這個人類全新的青銅時代，用艱辛和智慧，走出了一條讓後輩望塵莫及的青銅之路。
“中國”的概念，是從周公時代開始的——中華文明的底色和基調，是周人奠定的。
周王朝給了後世一個完整的“文明國家”樣本。製訂這個樣本的，就是周公。周公眼裡，秩序貫穿於整個邦國，井田是經濟秩序，宗法是社會秩序，封建是政治秩序。周王朝的封建制度，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規範化的管理制度。
秩序就像井田一樣形成序列，叫井然有序；又像阡陌一樣條理分明，叫井井有條。
周王朝定下的這些“規”和“矩”，其後中國封建王朝歷朝歷代的君王們，沿襲使用了幾千年。
“軸心時代”是指人類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時期。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間，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間，大體算得上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
歷史學者易中天先生把三百年的軸心時代分為三個階段。他認為，第一階段：孔子與猶太先知，釋迦牟尼與畢達哥拉期，四大文明禮炮齊鳴；第二階段：墨子與蘇格拉底，《老子》一書的作者與柏拉圖，孟子、莊子與亞裡士多德，中國與希臘並肩前行；第三階段：希臘人退出歷史舞台，只剩下荀子與韓非子。
這樣的劃分，無疑是站在人類文明的高度考量的。是他們通過“特殊培訓班”，支撐著世界“軸心時代”的到來並走向輝煌。事實上，他們不僅僅影響著關乎人類文明走勢的帝王將相，同樣影響著芸芸眾生的生存方式和行為方式。
古希臘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裡士多德，以色列的猶太教先知們，古印度的釋迦牟尼，中國的孔子、老子……，是他們，奠定了人類文明之後兩千多年的走勢。人類的行為準則，道德操守，文明秩序……是他們，墊下了第一塊磚。
本書收集的40篇歷史散文隨筆，把重點放在先秦，是因為先秦是中華文明的青春期，充滿無限激情和無窮魅力……無論從哪個方向去看，先秦都是中華文明史上最值得書寫的時代。
這個時代對中華文明的走向，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如果說西周是王的時代，東周是諸侯的時代，春秋是大夫的時代，那麽戰國就是“士”的時代。春秋戰國時期有名的“士”，比如荊柯、比如蘇秦、比如張儀、比如范雎、比如甘羅、比如鄒忌、比如馮諼、比如商鞅、比如孟子、比如孫臏、比如田忌……都為後世留下了數不盡的傳說與佳話。
春秋雖然禮壞樂崩，卻還不至於道德淪喪，因為有“士”。而進入戰國，“士”的權利和義務都沒有了，只剩下一柄劍。
今天的專家學者給這個群體一個特別的稱謂——先秦諸子。
德國著名哲學家雅斯貝爾斯站在世界文化的曠野上，把東周的春秋戰國時代稱之為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他認為登上歷史舞台扮演這個“軸”的，便是不可一世的“士”族階層。
整整一部《左傳》，可殺不可辱的史事不絕於書，貪生怕死臨陣脫逃都卻一個沒有。這便是春秋戰國時期，“士”之風骨所在。
春秋戰國縱橫五百餘年，其意識形態基本上就是在“以德治國”和“以法治國”的無盡糾纏與較量中，翻開新篇章的。
孔子所處的春秋戰國，正是“禮壞樂崩”的時代。儒家的“藥方”是“克己複禮”。仁，是孔子的核心價值；禮，是孔子的政治主張。
四、借古，諷今，知未來……後學的蓄水池
“二十四史”雖以《史記》領銜，不得不承認的是，《史記》卻乃二十四史中的“另類”。
與二十四史中其他史書的最大不同之處在於，有著“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之稱的《史記》，帶有相當濃厚的先秦諸子百家的特點。儘管司馬遷也是史官（太史公），但他著史的目的卻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藏諸名山，傳之其人”，而不是為了給皇帝歌功頌德。
中國早期的史官多為貴族世襲，故稱為“太史公”。那些著史的“太史公們”均為“士人”，全是有風骨、有氣節、不折腰的有識之“士”。
有一個典型的歷史案例可列為“證”。春秋時代，齊莊公與大臣崔杼之妻私通，為崔柕手下所殺。齊國太史公在史書上如是翔實落筆為“崔柕弑其君”，崔杼看後大怒，要求將“弑”改為“誅”，太史拒絕修改，崔杼一氣之下殺了太史。太史的弟弟接替哥哥之筆，也拒絕修改那“弑”字，同樣被崔杼殺害。輪到太史的幼弟接筆，仍不改那“弑”字，崔杼見兄弟三人以死堅持直書，只好放了他。
“弑”與“誅”，僅僅一個字，即構成歷史的正義感，甚至為了歷史的尊嚴，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可惜的是，因為年代久遠，我們無從知道那“太史三兄弟”的姓名了，如果能青史留名，應當是歷史上最具傳播的佳話。
按照傳統道義，臣殺君屬於以下犯上的逆行，稱為“弑”；殺死有罪之人屬於替天行道，稱為“誅”。崔柕可以殺掉史官，甚至可以殺掉莊公，但他卻無法逃脫歷史的批判與審判。
孟子對太史的那種“春秋大義”留下了經典的總結——“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後人心中，司馬遷同樣有著“太史三兄弟”般的硬骨頭。
在《報任安書》一文中，司馬遷手握史家之如椽大筆，揮寫下如許不朽文字——
蓋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
歷史是對現實失敗者的一種補償和慰藉。可以說，只有受過奇恥大辱的司馬遷，方能寫下如此留傳後世之絕美雄文。
時間是最好的歷史書寫者。在時間面前，後來出世的班固在寫完《漢書》之後，表達出對《史記》的不以為然。他甚至指責司馬遷“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蔽也”。與班固同一時期的王允更進一步：“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
班固所論“其蔽”，也就是王允所謂“謗”。
在一個現實主義者眼裡，受過宮刑的司馬遷無疑是失敗者，顯然是他留有後世頂禮膜拜的《史記》。
思想的自由，文化的勃發……可以借古，可以諷今，可以知未來……可以成為後學的蓄水池。
五、“先秦”何以成為中國歷史的分水嶺
中國古代歷史將春秋戰國時期總稱為“先秦”，既然是“先秦”，歷史應該以“秦”為軸心而延展開來的。
作為歷史上第一個一統天下的帝國，“秦帝國”很值得研究。
春秋戰國末期，是水患和饑饉逼出了一個“大秦中央政府”。那時，割據的諸侯，都彼此像賊一樣提防著，比如修築不利於他國的堤壩，災年禁止谷米流通。等等。
較量絕不止在戰場上，秦始皇能統一天下，或許可以從某些細節管中窺豹，當六國都在各自打著小算盤，用百姓的生命以鄰為壑的時候，秦始皇卻宣告“隳壞城郭”和“夷去險阻”，即國內不再設防，糧食全部流通。
鄭國渠原本“四戰之地”的一枚棋子。此乃韓國走投無路之下的“疲秦之計”，真實意圖在於耗竭秦國實力，以拖延戰術求生存之道。
鄭國渠的開工時間是公元前246年，也就是贏政元年——這算得上秦始皇的“一號工程”。一水灌溉關中，“疲秦之計”最終變成“強秦之策”。鄭國渠建成六年後，也就是公元前230年，秦國統一中原的戰車正式駛向戰場，戰車所向披靡最先壓得粉身碎骨的，卻是苦心孤詣的韓國。
都江堰、鄭國渠和靈渠，三大水利工程就是三個不同風格的水利博物館。
三項水利工程，助秦始皇一統天下。長城是為了防人，鄭國渠是為了惠人。曾是戰爭產物的水利工程，最終走向了利民利國。
秦始皇還首開了賣官先河，宣告中國歷史上買賣官爵從此開始。
實際上，“烏紗帽生意”早在秦始皇爺爺秦孝公時期就開始了，丞相商鞅當時就提出了一個天才的構想——讓老百姓交納余糧而給以爵位。
而將“烏紗帽生意”做到極致的，卻是秦始皇的仲父呂不韋。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向國家政權投資，直接投資於國家間的戰爭，從而開辟資本與戰爭相結合的大路，是從呂不韋開始的。
呂不韋用金錢為自己獲得了相位，為子楚（秦始皇的父親秦莊襄王）獲得了王位，用自己的成功經歷撰寫了“奇貨可居”這個成語典故，他用自己絕妙的“政治經濟學”，一度將大秦玩於股掌之中。
不愧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偉大的風險投資家，呂不韋正是在資產的支持和運作下，當時最強大的國家——秦國進行了權力重組。而通過以秦政權為抵押進行資本運作，呂不韋自己成了真正的“無冕之王”。
大秦與其說他們靠武力征服了列國，不如說他們用靈活多樣的戰略戰術——更準確一點地說，是靠一筆又一筆“生意”贏得了“天下”。秦完成統一的重要計謀之一，就是用重金賄賂六國重臣。
正是資本與武力的完美結合，為秦最終一舉擊潰六國，稱霸天下，奠定了根本基礎。
公元前221年，當齊國的戰旗最後倒下的時候，坐在高高戰車上的嬴政大笑不止，秦一統天下的時代到來了——沒錯，此刻中華歷史教材已經翻到了“秦”的那一頁。
秦帝國能一覽眾山小，成為兼並各國的最後霸主，無不得益於“秦律”。嚴格說來，“秦律”並沒有什麽高大上的道理，都是些百姓看得懂的大白話。
說到“秦律”，就不得不提到一個人，他的名字就是商鞅。大秦帝國有兩個“軍師”，一個是李斯，另一個就是商鞅。他們為秦統一中國，立下了汗馬功勞，是不可或缺的人物。
自秦孝公後，中經惠王、武王、昭王等，及至秦二世亡國，歷時130余年。其中為丞相、相國者，有張儀、樗裡子、甘茂……呂不韋、李斯、趙高等人，他們來歷不同，政治主張也不盡一致，但從秦孝公以來的制度，都得到了很好的傳承，包括律令在內的法律得以發展，秦法已是相當成熟。
這一切之發軔，都緣於商鞅變法。
秦國的基本國策就是“耕戰政策”。商鞅變法的主旨，就是立“耕戰”為國策，一切都圍繞這兩個“要素”展開。
“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秦治下的廣大百姓，唯一的使命，便是“耕戰”，百姓平時為農，戰時為兵。
連接“耕”與“戰”的紐帶就是強大而穩固的法制體系，這就充分地保證了社會的公平。
從每一條每一款的生動細節可以看出，商鞅對基層百姓，可謂了如指掌。每一條款的針對性都很強，讓誰也鑽不了空子。
有點像今天美國的憲法，看似冗長煩文，卻十分實用。
從周王朝一路走來，到秦始皇一統天下。不難發現，帝國制度和邦國制度，都是兩個蠻族的後裔（秦和周）武力征服世界的產物。
始皇帝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征調帝國各地民工大修阿房宮。
身為泗水亭長的劉邦派上了徭役，為期一年。鹹陽之行，大開了劉邦眼界。沛縣東去鹹陽二千余裡，走三川東海大道，出泗水入碭郡，橫穿三川郡，由函谷關進入關中。以戰國舊國論，由楚國出發，經過魏國、韓國到秦國，堪稱是一次國際大旅行。讓小民劉邦耳目一新。
其間，劉邦遭遇了他一生重要的事件——親眼目睹秦始皇的豐采。
未來的漢高祖與在位的秦始皇的相遇，司馬遷在《史記•高祖本紀》裡載，秦始皇出行，允許百姓道旁觀瞻，劉邦有幸擠進觀瞻的行列中，目睹盛大的車馬儀仗，精銳的步騎警衛，遠遠地仰望到了秦始皇的身影。
對於鹹陽徭夫、沛縣鄉佬的泗水亭長劉邦來說，秦始皇宛若天上的太陽，他久久邁不動腳步，感慨至於極點，不停念：“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
“大丈夫當如此也!”這一句話感慨，概括了劉邦一生的政治走向。
秦末戰國復活的大潮中，劉邦之所以不願稱王，一心一意要做皇帝，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秦始皇是早就建樹於他心中的偶像，他要像秦始皇一樣君臨天下，在萬人觀瞻的車馬出行中體驗人生的滿足。
“先秦”乃中國歷史的分水嶺。
也正是因為有了劉邦，“先秦”的歷史得以告終，秦漢的歷史帷幕徐徐拉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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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徘徊：公元前的廟堂與江湖》一書內容簡介：居廟堂之高、處江湖之遠，在傳統中國的話語體系中，代表著兩個極端的人生處境。在這兩個極端的人生處境之中，“憂其民、思其君”，對家國天下的關懷不因身份之改變而改變。這種頑強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自誕生以來就不曾被中斷的原因所在。本書從器物而起，窺探器物之下的先秦文化符號；至諸子層面，尋找支撐五千年不曾斷裂文明的精神內核；終於秦漢之際的烽火，發現中華民族風骨之所在。在用散文一般的文字娓娓訴說公元紀元之前歷史的同時，將中華民族傳承五千年的精神進行深入的剖析；又將這些深層次的精神指引，用通俗易懂的語句呈現於紙面，為讀者掀開歷史的迷霧，發現在歷史中傳承著的中國文化。
作者簡介：章夫，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成都市第十批有突出貢獻的優秀專家，首屆四川省十佳新聞工作者，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碩士生導師，成都商報副總編輯。擅長人文歷史與地理隨筆寫作，共出版各類著作20余本計400餘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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