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隸書在清代那麽火熱？

清代隸書“直接漢人”（楊守敬句），貫穿於有清三百年的歷史發展歷程中，名家輩出，風格多樣。清隸為清代碑學的興起，從根本上擊潰帖學壟斷的僵局，起到了重中之重的歷史作用。典冊告訴人們，有清一代擅長隸書的名家達500人之多。

隸書在清代有多熱門？看看就知道了：

清早期的隸書名家有：

郭允伯(?-1652)、萬授一(1659- 1741)、王嵩樵(1592-1652)、王煙客(1592-1680)、王虛舟(1668-1743)、傅青主(1607-1684)、鄭谷口(1622-1693)、朱竹坨(1629-1709)、垢道人(1605-1691)、林吉人(1660-?)、周亮工(1612-1672)；

清中期的隸書名家有：鄧石如(1743- 1805)、伊墨卿(1754-1817)、曲江外史(1687-1763)、南阜山人(1683-1748)、汪近人(1686-1762)、高西唐(1688-1753)、鄭克柔(1693-1765)、楊石(上宀下戊)(1696-?)、羅兩峰(1733-1799)、龍泓山人(1695-1765)、黃小松(1744-1802)、奚岡 (1746-1803)、陳曼生(1768-1822)、巴雋堂(1744-1793)、桂馥(1736-1805)、翁方綱(1733-1818)、阮芸台(1764-1849)、錢立群(1759-1844)、張文魚(1738-1814)；

清晚期的隸書名家有：

吳熙載(1799-1870)、何紹基(1799-1873)、莫(呂阝)亭(1811-1871)、楊濠叟(1812-1881)、胡不恐(1817-1862)、楊見山(1819-1896)、俞蔭甫(1821-1907)、胡荄甫(1825-1872)、趙之謙(1829-1884)、吳大澂(1835-1902)、徐袖海 (1826-1890)、翁叔平(1830-1904)、楊惺吾(1839-1914)，等等。

造成清代隸書鼎盛、名家輩出的原因是什麽呢？從社會狀況來看，清代政冶極不清明。清初讀書人為避“文字獄”，把自己的精力移入金石考據領域。當然，由於金石彝器出土日多，也為金石考據的研究提供了物質基礎。清代學人治學態度嚴謹，崇尚“一事不知，儒者之恥”的理念。

在這一理念指導下，清代考據學得到空前發展，本不為人所重的殘碑、斷紙，竟成了考據學家尋覓的瑰寶。清代學者尤重漢隸的研究，如萬授一的《分隸偶存》、桂馥的《說隸》、翁方綱的《兩漢金石記》、顧炎武的《金石文字記》等，給清代隸書的繁榮昌盛提供了學理上的客觀條件．使有清一代隸書家得以對傳統隸書進行符合漢字構架的局部改良，從而大大提高了清隸的藝術表現力。

從對姐妹藝術的吸取方面來看，將篆刻的若乾長處有機地移到隸書的實踐中，從而使書法具有“金石味”，以豐富隸書的表現力，這一點鄧石如做得很典型。正如魏錫曾所著《績語堂論印匯錄》中指出的：“若完白書從印入，印從書出。”

隸書大家鄧石如擅篆刻；同樣，隸書大家金吉金亦擅篆刻，伊墨卿、陳曼生、何紹基、吳苦鐵等清代隸書大家，皆擅篆刻。可以不誇張地說，篆刻拓展了清隸的藝術魅力。

從寬泛吸收其他書體優點來看，清隸的營養成分是有分量的。清代隸書家遠紹漢隸，對漢碑碑額及碑陰的研習頗見功力。書法賴以存“形”的核心點是抽象，具有表現為時間序列和線性構架的本體規律，有不可逆性和不可約簡性。

漢隸碑額或碑陰亦具這些屬性。這些碑額或碑陰給清代隸書家的啟迪是明顯的。除了這些碑額或碑陰以外，清代隸書家對魏晉南北朝碑如《範式》、《李仲璿》等也認真臨寫，當然對詔版、磚文、鏡銘也注意取法。正是這樣，使清隸打破了傳統隸書與其他書體的界限，體現出清代隸書家與時俱進、與時俱新的發展理念。

清初隸書成就最高的鄭谷口，以草法入隸，其隸書被包慎伯列為“逸品上”；博誦經史、蘊蓄閎深的大學人、大詞人朱彝尊以歐法入隸，“筆意秀勁，韻致超逸”（《桐蔭論畫》句）。此外，金吉金以吳碑入隸，伊墨卿以魯公楷法人隸……都使隸書呈現出各自的審美取向。

這種以正、草、篆籀入隸，動、靜相整合的隸書面貌，可渭空前，充分展示了清隸“放意自得”和“心手達情”的時代特色，從而使清隸在形而上和形而下兩個層面的張力都得到了顯著加強．構成了隸書發展史上一座令人矚目的高峰。

從清隸書家所用的工具觀之，亦有長於前輩書家之處。中國文房四寶史告訴我們：宋代以前，總的來說用硬毫筆者佔大多數；明代開始，用軟毫的才逐漸多起來；具體地說，明以後至清代，羊毫被廣泛使用。

《頻羅庵書畫跋》雲：“筆要軟，軟而遒；筆頭要長，長則靈。”長鋒羊毫有如下特點：一、便於儲墨並且儲墨量大；二、八面出鋒的旋轉余地大，適於隸書特色之筆——“燕尾”筆法的運作。讀鄧石如隸書，可以強烈地感受到長鋒羊毫的這些特點。

從與時俱進、與時俱新的角度看，清隸具有抒發性靈、解放思想、師漢隸但不為漢隸所束縛的與時俱進、與時俱新的特色，用石濤的話說，就是勇於“借古以開今”。

如張文魚的飛白體隸書，趙之謙的魏碑體隸書，均具有獨特的個人風格，充分表現了他們良好的修養、上乘的品格、闊大的襟抱和精湛的功力，真是：“書，如也，如其學，如其才，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而已。”（劉熙載《藝概·書概》句）

從墨色上看，清隸的一大特色是墨色活。活從何來？活從善於用水來。何紹基、趙之謙、吳苦鐵等皆為用墨高手，其漲而不爛、潤枯相間的施水帶墨法，使墨色在隸書中充分地表現了藝術魅力。

書法形象的智性把握是“法”，而書法形象的情感釀造，卻是“意”。清代隸書高手在“水”這個材料上用盡了心思，充分發掘了墨色的藝術表現力，故清隸在用“水”上給來者留下了極為深刻的理論思考點和實踐操作點。

清代碑學的先導是清隸的強勁發展。清初帖學壟斷，書風單一。由於歷史性的文化積習的壓力，使書法在以法致道的漫漫長途中艱難地跋涉著。最為明顯的是，帖的巧美導致了“館閣體”對清初書法的侵蝕，從而形成了頹弱的格調低下的局面。

清初和這—局面分庭抗禮的關鍵書體，就是隸書。清隸不僅為碑學在清代的發展開了頭，而且清隸始終伴隨著有清三百年書法的發展變化而發展變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