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歲的武漢人袁林桂感覺自己正在慢慢複原。就在短短一個月前，醫生們曾一度認為她希望渺茫。
醫生陳愛蘭回憶，老人2月初住院時，血氧飽和度只有76%（注：呼吸循環重要參數，正常人高於95%），甚至一度低至50%，她形容為“情況要命”。
陳愛蘭來自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是廣東首批援漢醫療隊醫療組組長，她所在的廣東醫療隊對口援助武漢漢口醫院，袁林桂是粵鄂兩地專家醫護聯合負責的病人之一。
發病後，袁林桂曾感覺“全身酸軟無力、皮膚粗糙，小腿到腳都是僵硬的，除了能喝水，就是廢人一個”。
如今，她可以告訴醫生，自己洗頭洗澡不再需要有人幫忙，用吸管在水杯裡做呼吸訓練也可以堅持得更久了。不過，她仍面臨部分難題，比如無法完全脫氧、無力咀嚼，以及上廁所難以下蹲等。
無論如何，在所有危重症搶救案例中，袁林桂屬於最令人振奮的成功案例之一，並作為典型發布在鍾南山團隊領銜的微信公眾號上。
陳愛蘭介紹，早在2月下旬，老人便從危重症轉為重症，且核酸兩次檢測均為陰性，只是目前肺部功能仍未恢復，需要繼續接受康復治療。
袁林桂慶幸自己沒有徹底放棄。尤其當她看到兒子通宵達旦地照顧和鼓勵自己：“如果不是他這麽堅定，我連命都沒有了，就放棄了。”
曾兩度想放棄
袁林桂現在回想，認為“這個病太快了，一點商量的余地都沒有”。
1月26日（大年初二）晚上，她感覺腸胃不舒服，開始上吐下瀉，渾身發冷，出現低熱。儘管當時沒人知道她是否感染了新冠病毒，家人還是謹慎起見，騰出一間房給她單住。那時是武漢因新冠肺炎疫情封城的第四天，大醫院人滿為患，無明顯肺炎症狀的人群被建議居家隔離。沒人知道應該如何應對，袁林桂服用了家裡年前跟風搶購的連花清瘟、奧司他韋，大家都希望只是虛驚一場。
但隔離才第三天（1月29日），袁林桂在家走幾步就要停下來喘氣，皮膚顏色開始變深，“就像塗了醬油一樣”，她開始心慌，擔心死在家裡。
兒子高峻立即帶著袁林桂去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對方勸他趕緊去醫院拍CT。當天CT結果顯示：雙肺感染。
在首批收治新冠肺炎的定點醫療機構武漢漢口醫院裡，高峻驚呆了：醫院擠滿了人，點滴大廳裡也擺著人們自帶的各式躺椅，上面全是人。
袁林桂開始在點滴大廳打吊針。但她覺得越打越沒精神，只能喝水，什麽都吃不下去。她回憶當時的感覺：“很熱很難受，就像被丟進了烤燒餅的爐子裡，肌肉全部松弛了，腳也不能動。我覺得我‘中槍’了。”她記得，很多人為了求床位到處哭，跪著的、站著的、坐著的、睡著的，到處是人。
2月2日，點滴的第三天，袁林桂進了搶救室。她爬上搶救室走廊裡不知道誰留下的一張躺椅，感覺自己再也起不來了。
那時，醫生剛為袁林桂爭取到一隻氧氣瓶，高峻一步都不敢走開：“一個氧氣瓶恨不得十幾個人來搶。”
搶救室的場景一度讓袁林桂心理崩潰。高峻回憶，至少“她前後左右的都走了”。入夜後，袁林桂開始出現幻覺，她看到面前有一座火焰山，腳下是紅色的河流。醒來後，她擔心腦子燒壞了，翻來覆去地想。她在手機裡編好遺書，一一發給家人們。高峻收到後不知如何回應，他也差點崩潰，但轉念一想，崩潰了又能怎麽辦？
2月6日前後，漢口醫院部分輕型和普通型病人轉院治療，空出一部分床位，袁林桂終於在住院病區分到了一張病床。這意味著，袁林桂終於可以得到系統的治療和照顧，但她卻再次想放棄。
在她看來，距離發病已經過去了近半個月，全身酸軟的感覺還很強烈，吃飯時筷子拿不起來，身體像火一樣烤，小腿到腳都是僵硬的，全身皮膚跟枯樹一樣粗糙。除了能喝水，她覺得自己是“廢人一個”。
無絕對標準可循的治療方案
陳愛蘭初次接觸袁林桂，是後者從搶救室轉入住院病區後。袁林桂病情突然加重，吸空氣時的血氧飽和度僅為76%，而正常人的數值通常可以達到95%以上。
廣東首批援漢醫療隊專家陳愛蘭、郭亞兵、謝佳星，以及漢口醫院本院醫生樂文卿、徐瑩、余浩經過協商討論後，決定對她採用相對大劑量的激素衝擊療法，而且超過了診療方案的推薦劑量。
這是一個大膽的決定。陳愛蘭介紹，使用激素最主要是為了降低人體炎症反應，讓人從急性期緩過來：“就像小孩子走路一樣，你剛開始牽一把，等他走穩了再放手。”但如果判斷不準確，造成使用時機或者時長不對，便可能出現繼發細菌感染、血糖升高、股骨頭壞死等不良狀況。
幾位參與討論的專家回想起當時的場景，慶幸抓住了使用激素的最佳時機。
陳愛蘭清楚記得袁林桂的肺部CT：“她的兩肺都是白的，磨砂玻璃一樣，炎症滲出非常明顯、非常嚴重。專家組評估後決定加大劑量，否則會錯失治療的最佳時機。”
漢口醫院醫生徐瑩是袁林桂的主治醫師。她回憶，袁林桂那時幾乎講不了話，“病情太危重了”，專家組也曾猶豫過是否使用相對大劑量的激素，但最終還是決定“搏一搏”。
根據當時試行的第五版診療方案，危重症病例建議酌情在3-5天內使用激素，劑量建議不超過相當於甲潑尼龍1-2mg/kg/日，否則容易延緩對冠狀病毒的清除作用。也就是說，如果嚴格按照指南執行，袁林桂的激素使用量每天應不超過100mg。
專家組最終根據袁林桂的實際情況，將劑量增加至每天160mg，連續使用兩天后減為80mg，並逐步減量到20mg，前後使用激素約十天。
有了這樣的經歷，陳愛蘭深感救治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目前仍無普遍標準可循：“全國專家只能總結出一個比較規範的診療方案，但這只是大致原則。做醫生沒這麽簡單，如果根據指南就能把病看好，就不叫新冠肺炎，而是普通肺炎了。”
袁林桂的治療過程最終被作為典型案例，在鍾南山團隊領銜的微信公眾號“南山呼吸”上進行總結探討。
總結文章
指出，除激素衝擊治療以外，由於袁林桂呼吸費力，普通鼻導管吸氧難以滿足其需要，她還曾於住院早期接受了經鼻高流量氧療，吸入氧濃度為60%，流量從40L/min逐漸提高至70L/min，並接受了用來抗炎的頭孢呱酮鈉舒巴坦鈉，用來抗病毒的利巴韋林以及其他支持治療。
令徐瑩印象深刻的是，陳愛蘭曾建議她使用較大劑量的呼吸道祛痰藥，以及黏液溶解藥氨溴索。這項建議基於廣州呼吸健康研究院的發現——新冠肺炎患者的小氣道會形成明顯的痰栓。結果，住院治療一周多後，袁林桂咳出一大口痰，讓醫護人員驚喜不已。因為新冠肺炎病人的主要症狀之一是乾咳，能夠排痰說明肺部功能正在改善。
2月16日起，醫院給袁林桂增加了中藥鞏固治療。2月17日，袁林桂的症狀和各項實驗室檢查明顯好轉，經鼻高流量氧療也改為氧流量更低的儲氧面罩，吸氧時血氧飽和度為98%。20日、22日兩次複查新冠病毒核酸均為陰性。
“每一個病例都是綜合治療，治療措施有十幾種，每個患者治療方案都不完全一樣。”陳愛蘭強調。在她看來，袁林桂治療成功的關鍵，還在於全程的精神支持。
精神支持最易被忽視
袁林桂剛住院時，曾拒絕一切治療措施，情緒一波動，耗氧量就“蹭蹭”往上漲。高峻還在不斷鼓勵她，他們已經“從地獄到天堂了，一定要堅持，一定會好”。
事實上，高峻在那前後剛被醫生叫到辦公室，被告知媽媽CT情況不好，“要隨時做好心理準備”。走出醫生辦公室，他找來一張躺椅，緊挨著放在袁林桂床邊。醫護人員勸他離開病房，或者盡量待在病房走廊裡，他也不肯。
“我怕萬一她走了，親人不在身邊，心裡會有遺憾的。”高峻握著媽媽的手，其實袁林桂當時已處於幾乎昏迷的狀態，難以作出任何回應，但他希望媽媽別怕。
儘管希望渺茫，高峻仍願意相信哪怕一線希望。因為他的眼前時不時會浮現出母子二人在搶救室的場景：“40多歲的，60多歲的，胖的、瘦的、高的、矮的、男的女的都有，有自己放棄的，有家人放棄的，也有安慰方式不對的。”
他親眼看到，有些家屬見病人不配合，情急之下企圖用言語“激”對方。但平時無關緊要的善意提醒，此時卻瞬間能讓病人心理崩潰：“一旦崩潰就很明顯，很快，很快。”
於是，他想出各種辦法開導媽媽：講笑話，看家人照片，跟家人視頻，和她一起暢想出院後的生活計劃，鼓勵她多吃東西。他還經常留意其他病人，如果別人情況有所改善，就會立即成為他鼓舞媽媽的典型案例。碰上媽媽抗拒治療，他便像哄小孩一樣說：“如果今天打了沒效果，咱們就不打了，先試試看。”
陪護時間漫長而單調，高峻卻一直閑不下來。照顧媽媽之餘，他不停地刷手機看新聞，試圖總結救治經驗。“看來看去都沒有特效藥，醫生也拿它沒辦法，關鍵要提高病人的免疫力。”
他特別注意媽媽要不要喝水、吃東西。但袁林桂難受的時候，根本吞不進東西，喉嚨裡滿滿的。他聽說注射白蛋白、丙球蛋白可以提高人體免疫力，他也去買回來。
袁林桂眼看著兒子全天24小時護理不願離開醫院，等體力恢復一些，便開始逼自己生活自理。她假裝大口吃飯，硬撐著去打水、上廁所：“我擔心他感染怎麽辦，後來我發現，我怎麽把自己也騙了，我真的可以（自理）了。”
“與患者的心理溝通是最不能忽略的，有時比吃藥更重要。”陳愛蘭說。從醫近二十年，她發現心理乾預在所有治療階段最容易被忽視，卻有著不可替代的能量。
徐瑩也會叮囑其他醫護人員多鼓勵袁林桂：“要從小細節說，避免總是談病好不好得了。”於是，醫護人員們最常掛在嘴邊的話是：把牛奶當水喝，吃好、睡好、心情好，病就好得快。
高峻記得，一名戴眼鏡的男醫生曾跟媽媽開玩笑，鼓勵她努力康復，否則他為她“搶”來的高科技氧療機就白費了。還有不知道多少次，醫生們拉著媽媽的手，哪怕幾句話都是滿滿的鼓勵。
最近，袁林桂聽說廣東隊可能逐步撤回，躲進廁所悄悄哭了一場。3月5日，她向來查房的陳愛蘭展示，自己用吸管在水杯裡做呼吸訓練，一口氣可以堅持8秒了。不過，她還面臨部分難題，比如無法完全脫氧、無力咀嚼、上廁所難以下蹲，需要繼續接受康復治療。
但她心上的大石終於落下了——兒子自2月22日離開醫院被集中隔離，核酸檢測均為陰性，尚未出現任何症狀。
高峻曾以為，母親和自己都很難全身而退，卻沒想到最終母子都成為了命運的寵兒。3月8日，高峻完成十四天隔離回到家中，與久違的妻兒團聚。他最想分享給所有重症、危重症的患者和家屬：“千萬別放棄。”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