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陳平原：讀博士，不該時刻念叨著畢業論文

日前，清華大學發布《攻讀博士學位研究生培養工作規定》，明確不再以學術論文作為評價博士生學術水準唯一依據，並且不再將博士在學期間發表論文達到基本要求作為學位申請的硬性指標。

一直以來，博士生畢業不僅僅要求撰寫數萬字的畢業論文，還有一個不成規定的規定：需要在國內或國外期刊上發表若乾篇學術論文。硬性要求發論文才能畢業，不僅僅令學生壓力山大，更在一定程度上催逼學術腐敗問題。

有專家表示，清華大學此舉，有望克服學術評價中唯論文、唯帽子、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等傾向，將有助博士生教育重心能夠真正回歸人才培養上來，對全國高校都有示範意義。

今天，活字君與書友們分享北大中文系教授陳平原回憶其讀博經歷的文章《“好讀書”與“求甚解”》。陳平原教授於上世紀80年代在北大師從文學史家王瑤先生讀博，80年代寬鬆自由的校園氛圍，使得當時的學子擁有自由自在的讀書狀態，“更接近古人所說的含英咀華、沉潛把玩。讀書做學問，需要心平氣和、優遊從容。”“大學裡，隻講修心養性固然不行，可變成單純的職業訓練，也未免可惜。理想的博士生訓練，不只是習得精湛的“專業技能”，更包括養成高遠的“學術志向”與醇厚的“讀書趣味”——這也是我對北大格外感激的地方。”

“好讀書”與“求甚解”

——我的“讀博”經歷

文 | 陳平原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

“對於志向遠大並潛心於學者，“餘裕”的重要性，起碼不下於常被提及的“壓力”。在講求規則嚴格管理逐漸成為主流話語的當下，為“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的讀書”辯護，或許不無必要。即便在爭分奪秒的“讀博”階段，也不該時時刻刻念叨著那借以獲取學位的畢業論文。”

又到了照畢業像的時候，校園裡到處綻放著笑臉與鮮花，空氣中蕩漾著歌聲笑聲祝福聲，博士袍碩士袍隨風起舞，無論生人熟人，全都把善意寫在臉上。大學校園裡，沒有比這更美好的時刻了。如此盛大的節日，基本上屬於應屆畢業生；平日裡威風八面的導師們，如今只是充當配角或照相時的道具。按理說，教授也是從學生走過來的，如此風光，人人有份，可偏偏我就沒有這樣溫馨的記憶。

16年前的這個時候，我獨自一人，騎腳踏車，來到未名湖邊的研究生院，取走那張屬於我的博士文憑。回宿舍時，順道買了個西瓜，放在水房裡冰著，準備晚上受用。給父親掛了個電話，說“東西拿到了”；電話那頭很激動，叮囑下次回家時一定帶給他看看。那時年輕，看不起“博士”、“碩士”等頭銜，以為關鍵是有無真才實學。第二天，為完成下一個研究課題，江南讀書去也。

也不是我特立獨行，那時北大壓根兒就沒有此類穿袍戴帽撥絲帶的儀式。前有“破除形式主義”的正面教育，後有“早請示晚匯報”的反面文章，對於各種華麗表演，學者們大都沒有好感，以為真實且深刻的個人感受，不必借助儀式，也能永遠銘刻在心。只是隨著教育、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的逐漸西化，20世紀90年代以後，婚紗照、酒吧街、生日派對、博士典禮等方才大行其時。到了這個時候，像我這樣既沒拍過婚紗照，也沒戴過博士帽的，一下就顯得很土。

陳平原和妻子夏曉虹是北大有名的學術伉儷

話說回來，以平常心看待博士學位，也不無好處。對於國家來說，建立完整的學位制度，乃學術獨立的標誌，是天大的喜事；至於個人，讀書做學問須持之以恆，“博士”雲雲，不過是取得一張從事專業研究的入場券。念及此，我輩對於博士帽的過分簡慢，也不算太離譜。只是每回清點“過去的生命”，拿不出一張冠冕堂皇的博士照，還是感覺有點遺憾。什麽時候“老夫聊發少年狂”，粉墨登場，補拍一張，還沒想好。

我之所以不是特別看重這博士頭銜，其實與自己的專業方向有關。回首百年中國學術，研究文史的第一流學者，大都沒有博士學位——即便曾出國留學的(如陳寅恪、錢鍾書等)也不例外。這一點，與經濟、法律、物理、生化等專家大不相同。哲學家、史學家完全可能自學成才，法學家、數學家則很難回避嚴格的學院訓練。正是這一差異，使得北大最早授予的，是理學博士，而不是像我這樣的文學博士。

國學大家陳寅恪，留學歐美十餘年，未拿一個學位

說起來，我之“讀博”，純屬因緣湊合。1984年夏天，我完成碩士學業，希望到北京工作。由於王瑤先生的大力推薦，北大中文系準備破例接納我這中山大學的畢業生。可到了學校這一關，被卡下來，理由是：既然好，何不讓他考博？於是，我有幸成為北大中文系歷史上第一屆博士研究生。此前，北大中文系諸多名教授，雖有招收博士生的資格，或因本人謙虛(“我都不是博士，讓我怎麽帶博士生”)，或因一時找不到滿意的弟子，一直懸著。

那一年，北大中文系總共招收了兩名博士生，除了原本就是北大教師的溫儒敏，剩下的就是我了。那時候，博士生宿舍三人一屋，開始我和學國際政治、學有機化學的同住，後又改為與治中國史、治法國史的為伍。這樣一來，我們的日常聊天，不能不“跨學科”。比起日後的師兄師弟師姐師妹互相提攜，合作無間，我們那一屆博士生，因同一領域人煙稀少，普遍養成與其他學科對話的習慣。

記得1985年秋冬，我和錢理群、黃子平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系列文章發表，引起學界廣泛關注，北大研究生會曾專門組織討論，與會的包括文科各系的博士生，甚至還有理科的朋友。這種對新事物保持強烈的好奇心，除自家園地外，也關注其他學科的進展，在觸類旁通中獲得靈感與動力，與今日博士生教育的過於強調專業化，形成鮮明對比。

以我有限的觀察，那一屆博士生普遍讀書認真，視野開闊，但學術訓練相對薄弱。這一局面的形成，與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不無聯繫，也與博士學位制度剛剛建立，各項規章制度不太健全有關。舉個例子，我的博士論文已經寫完，正準備舉行答辯，忽然下來一個新規定：必須先通過博士資格考試，而後才能正式進入論文寫作。我們苦笑一聲，只好便宜行事，兩步並做一步走。

左起：陳平原、錢理群、黃子平

制度不太健全，對於博士生來說，有好也有壞：學術訓練不足，這是缺點；但自由活動的空間很大，則很值得懷念。那一代人的擅長獨立思考，保持開闊的胸襟與視野，很大程度上是被逼出來的。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在說到“啟蒙期”學術特點時，有這麽一段話：“在淆亂粗糙之中，自有一種元氣淋漓之象。”80年代的中國學術，包括創始期的博士教育，某種程度上可作如是觀。

說來有點不可思議，我讀博士，從來沒有正正經經地上過專業課。除了必不可少的第一外語和第二外語，我的主要任務是讀書、思考，每周與導師王瑤先生進行一次學術對話，還有就是訪問校內外相關專業的專家學者。1989年歲末，王先生去世，我曾撰寫《為人但有真性情——懷念王瑤師》，其中有一段話廣為傳誦：

“先生習慣於夜裡工作，我一般是下午三四點鍾前往請教。很少預先規定題目，先生隨手抓過一個話題，就能海闊天空侃侃而談，得意處自己也哈哈大笑起來。像放風箏一樣，話題漫天遊蕩，可線始終掌握在手中，隨時可以收回來，似乎是離題萬裡的閑話，可談鋒一轉又成了題中應有之義。聽先生聊天無所謂學問非學問的區別，有心人隨時隨地皆是學問，又何必板起臉孔正襟危坐？暮色蒼茫中，庭院裡靜悄悄的，先生講講停停，煙鬥上的紅光一閃一閃，升騰的煙霧越來越濃——幾年過去了，我也就算被“熏陶”出來了。”

這段描寫並非“寫意”，而是“寫實”。我的“讀博”之所以如此瀟灑，既取決於王先生的個人風格，也與其時博士制度剛剛建立，尚無各種硬性指標有關。

王瑤先生，文學史家、教育家，中國中古文學研究的開拓者、現代文學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制度不太嚴格，外在束縛很少，既稀見獎勵，也難得懲罰。如此缺少競爭，是否會降低學術水準，我看不一定。並非百米短跑的你追我趕，而是跳水台上的自我發揮，這種自由自在的讀書狀態，更接近古人所說的含英咀華、沉潛把玩。讀書做學問，需要心平氣和、優遊從容。記得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曾提及大學課程太多，不適合於從事高深研究。在梅先生看來，對於讀書人來說，“閑暇”十分重要：

“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審其一人之生應有之地位，非有閑暇不為也。縱探歷史之悠久，文教之累積，橫索人我關係之複雜，社會問題之繁變，而思對此悠久與累積者宜如何承襲節取而有所發明，對複雜繁變者宜如何應付而知所排解，非有閑暇不為也。”

對於志向遠大並潛心於學者，“餘裕”的重要性，起碼不下於常被提及的“壓力”。在講求規則嚴格管理逐漸成為主流話語的當下，為“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的讀書”辯護，或許不無必要。即便在爭分奪秒的“讀博”階段，也不該時時刻刻念叨著那借以獲取學位的畢業論文。

梅貽琦，1931-1948年任清華大學校長。出任清華校長期間，奠定了清華的校格，為清華大學做出了不可泯滅的貢獻。他與葉企孫、潘光旦、陳寅恪一起被列為清華百年歷史上四大哲人。

王瑤先生的指導博士生，有幾點明顯與今日潮流不合，值得提出來討論。

第一，不鼓勵研究生在學期間發表論文。

理由是：不壘高壩，提不高水位；隨處發泄，做不成大學問。這還不算初出道者投稿時可能揣摩風氣，投其所好；或者發表後的沾沾自喜，得意忘形。

第二，不給學生出任何題目，

隻負責首肯或否定你的選題。

理由是：所有好的學術選題，都內在於研究者的趣味及能力，別人取代不了。更何況，對於學者來說，此舉生死攸關，正是研究生教學的重點。

第三，碩士論文不要超過三萬字，

博士論文不要超過十萬字。

理由是：學位論文必須凸顯作者的眼光、訓練與表達能力，不能弄成臃腫蕪雜的史料長編。你可以有很多附錄，但正文部分必須乾淨利落、嚴謹簡潔。王先生的這一“戒律”，日後有所松動，但基本思路沒變，即學位論文並非“以長為美”。

王先生指導研究生的這“三大策略”——尤其是不給學生出題這一招，在我看來，實含至理。今日中國學界，不管是理工醫農，還是人文社科，名氣越大的博士生導師，越像運籌帷幄的“將軍”或“老闆”，將眾多研究生編入自己的課題組，分派題目，合作突破。

這種工科教授得心應手的操作方式，用到文科，好處是學生上路快，而且旱澇保收；缺點則是可能限制學生才華的發揮，就好像是孫悟空永遠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

清代大學者戴震說過這麽一句驚心動魄的話：“大國手門下不出大國手，二國手、三國手門下教得出大國手。”為什麽？我想，最大的可能性是：“大國手”所具有的無邊法力與無上威嚴，成了其“門下”自我表達以及突圍的巨大障礙；而“二國手”、“三國手”的“門下”，精神負擔小，放得開，故反而可能有大發展。對於真心希望“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學者來說，戴震的這句話值得仔細咀嚼。

戴震，清代著名語言文字學家、哲學家、思想家

剛博士畢業那陣子，偶有爭議，常被人譏笑：還博士呢，連這都不懂！其實，這是將西方追求專精的學術精神，與傳統中國的博雅趣味(所謂“一物不知，儒者之恥”)相混淆。同樣名為“博士”，作為學位的Ph.D.或Litt.D.，與古代中國學官不可同日而語(儘管現在的官場上，高學歷成了晉升的重要條件)；可也不太像博通古今之人或專精某一門特殊技藝的(如茶博士)。一定要比，只能說是後兩者的綜合。當然，那是指理想的狀態。

我所理解的“讀博”，除了現實層面的獲得學位外，應該還有另外兩重意義，一是讀書的心境，一是讀書的技術。這裡所說的“讀書”，包括閱讀、思考、探究、寫作等，接近今人所理解的“治學”。

晉人陶淵明自稱“好讀書，不求甚解”，人多以為是自嘲；其實，這是一種很高的讀書境界。所謂“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更顯示其讀書之樂。不強作解人，不過度詮釋，不為了職稱而著述，這樣的讀書，方才能得其三昧。

今人則相反，未曾耕耘，先問收獲，落實到具體操作過程，便是“不讀書，好求甚解”。如何兼及博雅與專精，既保留讀書之樂趣，又希望對學術有所推進，我想，最佳狀態是：“好讀書，求甚解。”後者指向職業，前者指向志趣。

在重視學歷的現代社會裡，讀書與職業之間，確實存在某種聯繫。大學裡，隻講修心養性固然不行，可變成單純的職業訓練，也未免可惜。理想的博士生訓練，不只是習得精湛的“專業技能”，更包括養成高遠的“學術志向”與醇厚的“讀書趣味”——這也是我對北大格外感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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