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喬依德：Libra、SDR和央行數字貨幣未來誰將成主宰？

中國人民銀行近日召開2019年下半年工作電視會議提及，加快推進我國法定數字貨幣（DC/EP）研發步伐，跟蹤研究國內外虛擬貨幣發展趨勢；8月10日，中國人民銀行支付結算司副司長穆長春表示，“央行數字貨幣現在可以說是呼之欲出了”。

加密貨幣此時成為市場持續關注的熱點。臉書（Facebook）此前宣布推出Libra（天秤幣）；而在8月1日，美國專利和商標局披露文件顯示，零售巨頭沃爾瑪正在申請數字加密貨幣專利；不只是商業機構，包括英格蘭銀行、加拿大央行以及瑞典央行在內的多國央行也在進行法定數字貨幣的研發。IMF曾表示，擬根據特別提款權（SDR）機制推出一個全球數字貨幣——IMF Coin。

值得探究的是，如果按此路徑向前推進，Libra、SDR、央行數字貨幣未來可能如何共生？金融危機後，“去美元化”趨勢一度升溫，超主權貨幣在未來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性？SDR等能否擔此大任？對此，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喬依德接受了第一財經的專訪。喬依德為國際貨幣體系專家，多次參與IMF研討。

Libra難成超主權貨幣

喬依德認為，Libra成為超主權貨幣的可能性基本為零，Libra自身也否認了這一雄心，稱仍將停留在跨境支付領域。

目前業界人士更傾向於將Libra看作為“比特幣3.0”。比特幣1.0是區塊鏈、公鏈，其波動性很大，現在僅在幣圈內使用，而不太可能大規模推廣；比特幣2.0是穩定幣、聯盟鏈，用各種法幣計價；Libra在以前虛擬數字貨幣的基礎上有所改進，同時它把Uber、Visa、ebay等28家機構集合起來參與發行和運營，所以應用場景比較豐富、用戶流量大。但Libra仍是一個私人發行的虛擬數字貨幣，它也不可能成為一個全球的超主權貨幣。

“要真正成為法定意義上的超主權貨幣，必須要有一個全球性的中央銀行，而這也就必須要有一個類全球性的政府。目前這些都沒有。因為只有政府才有強製力 ，才有強大的信用來發行貨幣，包括超主權貨幣。”喬依德表示。儘管美元現被稱為全球貨幣，但喬依德說，美元這種全球貨幣職能也僅是在事實使用中的存在（De Facto），而並非是法定意義上的，因而它是可以改變的。

此外，美國國會在7月16日和17日舉行了兩次聽證會，對Libra表示質疑。主要問題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隱私，二是如何保證做到反洗錢，三是關於國家安全或者說如何防止衝擊金融系統。Facebook關於Libra項目的負責人馬庫斯儘管極盡全力解答疑問，但並沒有消除這些質疑。馬庫斯同時表示直到監管落地才會推出Libra項目。“各界在G7財長會議很快就一致同意對此事表示關切，並將成立工作組來應對。Libra被冷藏的可能性會很大，除非是做出很本性的改變。”喬依德對記者說。

SDR的超主權貨幣之路漫漫

目前還有沒有必要推出一個超主權貨幣？誰可能是候選者？當前的觀點大多認為，多元貨幣體系的可行性更大，SDR要被鋪開使用仍存難度。

十年前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顯示了國際貨幣體系存在著的根本性矛盾，即美元充當了全球的信用貨幣，美國根據自己國內的需求來決定發行美元，而這常與全球流動性的需求不匹配。這一矛盾再加上次貸危機等的爆發，就會引起全球性危機。因而，喬依德稱，全球性的信用應該由發行的全球性貨幣來承擔，這是最為理想的狀況，但是目前沒有這種可能性。

“因為沒有一個全球性的政府和中央銀行。今後可能的演變是國際貨幣體系朝著儲備多元化的體系發展，同時也可以擴大SDR的使用範圍，這樣雙管齊下，會減緩當前國際貨幣體系存在的根本矛盾。”喬依德說。

過去被寄予厚望的SDR是一個儲備資產，也不是真正的全球性貨幣。SDR也存在缺陷，例如發行不夠有效、分配不是很公平、私人不能很好地應用等。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這樣一個事實。上世紀60年代，由於美國國際收支持續走弱，布雷頓森林會議所決定的雙掛鉤——即美元和黃金掛鉤，其它貨幣與美元掛鉤——這樣的安排受到了很大衝擊。美國想通過SDR這樣一種儲備資產來支撐美元，所以在1969年推出了SDR。後來IMF修改章程，規定所有成員國有義務擴大使用SDR，但是現在效果不是很明顯，SDR沒有得到廣泛使用。” 喬依德稱。

原因有幾個方面。首先1973年牙買加協議後美元逐步穩定下來，美國對擴大使用SDR態度消極，又由於美國擁有一票否決權，這就成為推動SDR使用的最大障礙；其次，在技術上也存在一些難點。例如，現在全球外匯儲備由各國分別持有，這樣對持有國來說收益並不高，對全球經濟來說有通縮效應。因而上世紀有人建議建立一個替代账戶，各國將外匯儲備放入這個账戶，取得SDR，這個账戶由專業工作人員管理，將會提高外匯儲備的收益。當外匯儲備持有國需要用外匯時，可以用SDR替換儲備貨幣。

“這一設想是很好，但账戶可能會出現匯率風險。如果出現風險，由誰來承擔？儘管也提出了各種方案，但都未達成一致意見，最後也就不了了之。也有私人機構曾發行過SDR計價的債券，但是最後都未能形成一個很好的市場。”喬依德稱。

全面推廣SDR存在很大的阻礙和困難。那麽能否可以考慮采取漸進的辦法找到一個點先行突破，然後逐步擴大到全面使用？

IMF於2016年發布的論文將SDR的功能歸納了幾條：首先是“O-SDR（官方儲備資產），另一市場交易工具叫“M-SDR”。央行行長易綱在2017年IMF、世界銀行年會上提出“U-SDR”（Unit of account），說的是SDR的計價功能。順著IMF的思路，喬依德說“Payment”（P-SDR），刻畫的是SDR的（跨境）支付功能。

“如何監管跨境資本流動一直是各國中央銀行關注的問題，也難以得到圓滿解決，因為它涉及到兩國或者多個國家的問題，存在著監管套利。因此這也許是一個比較好的突破口。”喬依德告訴記者，初步的設想是可以采取區塊鏈中聯盟鏈的方式，IMF作為一個協調者和監管者，先從官方的跨境交流開始，再逐步推廣到所有的機構交流（包括私人機構），最後推廣到個人和企業。與Libra相比，它有更高的可信度，但是沒有像Libra所擁有的那麽多的流量入口，因此只能采取這樣漸進式的方式。

加密貨幣崛起倒逼央行數字貨幣

隨著金融科技、區塊鏈技術、數字貨幣的崛起，各家央行程度不同地對虛擬貨幣采取了相關的監管措施。面對數字貨幣的浪潮，央行們事實上也進行數字技術的研究，有的考慮發行央行數字貨幣（CBDC）。在這一背景下，CBDC又會扮演什麽角色呢？

對此，喬依德說，國際清算銀行（BIS）在2018年下半年對63家中央銀行進行了問卷調查，結果發現70%的央行已經正在對發行CBDC做一些框架性、概念性的研究，其中很小一部分考慮進行試點，更少的一部分考慮在今後十年中有可能發行CBDC。

他稱，CBDC循環可能有一層或兩層結構。一層結構是指央行和直接使用者（個人、企業）；兩層結構是指央行、商業銀行和直接使用者（個人、企業）。

“從央行投放的角度，CBDC有一層或兩層的結構，其實質是一樣的。不同的結構有不同的優缺點。直接投放給使用者效率會比較高，但是也可能會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和風險；如果采取兩層投放的方式，這樣的結構與傳統結構相同，可以充分利用現有的金融基礎設施，相對比較穩妥。”喬依德分析稱。

穆長春近日在一場論壇上說，中國人民銀行正在研究的央行數字貨幣DC/EP(DE，digital currency，是數字貨幣；EP，electronic payment，是電子支付）采取的是雙層運營體系，央行做上層，商業銀行做第二層，這種雙重投放體系既能利用現有資源調動商業銀行積極性，也能夠順利提升數字貨幣的接受程度。

談及CBDC的推出將對金融機構產生的影響，喬依德表示，如果采取一層投放方式，衝擊會比較大，金融媒介的規模和功能都可能會大大減弱，很多商業銀行的一些基礎性業務，可能未來就不再需要了；采取二層投放方式，衝擊就會小很多，原因是原來的基礎設施都還存在，很多運行流程仍可以繼續使用。

至於為何全球央行的數字貨幣研究和推進都慢於預期，喬依德稱，有很多問題需要考量，例如如何影響貨幣政策傳導？如何影響金融穩定性？雖然現在有些央行已經或正在考慮進行局部的試點，但這些試點得出的結論是否具有普遍意義仍是不確定的。更重要的是，CBDC運行本身具有安全隱患，即如何防止黑客的攻擊是重要問題。如果一旦被黑客攻破，就不是個別數據的洩露問題，而是整個國家金融和經濟面臨崩潰的大問題，所以各國政府慎而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