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學生當“童工”賣，這是職業教育的冤罪殺機

文 | 李一陵

界面新聞的一篇報導，揭開了職校學生工輸送的灰色生意經。

報導中，四川宜賓市敘州區科普職業技術學校的100多名學生被學校安排到深圳寶安的工廠“勤工儉學”。他們當中的很多人不滿16歲，屬於“童工”。記者還發現，這家工廠內還有很多來自湖南、江西、貴州、廣西等多地的學生工。

這些學生在流水線上的工作遠超8個小時，從7:45開始上班，加班到晚上八九點是常事，有時甚至還要通宵加班。待遇方面，有的學生中途就開除，一分錢工資都拿不到，有的工作三個月，扣除各種七七八八的費用，到手不過2000元，是名副其實的廉價勞動力。

學生被無情壓榨，而學校向工廠輸送學生，卻獲利不菲。宜賓市教育界內部人士透露：“通常情況下，學校帶學生過去，工廠會給中介費用，中介再給學校‘管理費’，學校能得到的‘管理費’，一般是每個學生每月1000元或1500元。”

本該在校園裡汲取知識的學生儼然成為了學校撈錢的工具。先從學生中收取不菲的學費，卻不提供相應的教育教學服務，而是把學生輸送到工廠，進而收取企業的管理費、中介費，學校這一套操作完美實現“一魚多吃”。

職業教育領域，通過中介“賣”實習學生、強製學生上夜班加班、頂崗實習專業不對口等問題層出不窮、屢禁不止。

2017年，澎湃新聞報導，雲南、重慶、貴州等地多所職業學校學生被派往福建福清某電子廠頂崗實習，涉嫌實習不對口、通宵夜班、中介違規介入、校方扣身份證及學生未按時領到工資等多重違規違法情況。媒體報導後，逾千名在福建違規實習的雲南、重慶兩所職業學校學生陸續撤回學校。

中國青年報的一項調查顯示， 57.5%的受訪者認為，職校學生畢業實習中存在學校以實習“捆綁”學生的問題，56.7%受訪者發現職業學校在學生實習中充當“包工頭”，63.8%的受訪者認為產生這些現象的原因是企業和職業學校“唯利是圖”。

2016年，教育部等五部門印發《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要求規範職業學校學生實習工作，維護學生、學校和實習部門的合法權益，明確禁止安排、接收一年級在校學生頂崗實習；禁止通過中介機構或有償代理組織、安排和管理學生實習工作。實習開始前，要根據專業人才培養方案，共同製訂實習計劃；實習崗位是否符合專業培養目標要求，與學生所學專業對口或相近等等。

實習亂象屢禁不止的背後，是企業參與產教融合、協同育人機制不順，沒有動力，而對廉價勞動力卻需求旺盛；也是學校唯利是圖，罔顧教育職責，把學生當撈錢工具；更是教育主管部門對違規組織實習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不作為。如果嚴格按照實習管理規定組織實習，也就不會出現種種亂象。

同時，相關管理規定沒有“牙齒”也是實習亂象屢禁不止的重要原因。比如《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中明確要求，對違反本規定組織學生實習的職業學校，由職業學校主管部門責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依照有關規定給予處分。但即便是被媒體曝光之後，對違規組織實習的行為，也就停留在了 “由職業學校主管部門責令改正”。

澎湃報導了包括雲南、重慶、貴州等地多所職業學校學生被派往福建福清某電子廠頂崗實習後，上千名學生被學校“撤回”，但是撤回之後呢？

如果不僅要責令糾正違規行為，還要對學校負責人進行處分，對學校進行減少招生指標甚至取消辦學資格的處罰，罰到學校的痛處，力度就完全不一樣。如果對安排、介紹或者接收未滿16周歲學生跟崗實習、頂崗實習的行為，嚴格依法處置，涉嫌犯罪的追究刑事責任，這個鏈條上的教師、企業負責人就要好好掂量一下風險與收益。

實習亂象既損害了職業教育學生的權益，也導致產教融合淪為空談。類似新聞頻繁爆發，極大地損害了職業教育的社會形象，加深社會對職業教育的偏見甚至是歧視。

職業教育的地位不言而喻，我國每年新增的勞動力中，10個人有7個畢業於職校。但是職業教育面臨的尷尬現實是，即便強調職業教育重要的人，也不願意把孩子送進職業學校。在很多地區，職中只能招到考不上普通高中的初中畢業生，生源嚴重匱乏，甚至成為“問題學生”的聚集地。

近日，國務院印發了《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方案》被視為深化職業教育改革的路線圖，將教育提到了“沒有職業教育現代化就沒有教育現代化”的地位，強調要把職業教育擺在更突出的位置。

不管是要求轉變職業教育辦學模式，由政府舉辦為主向政府統籌管理、社會多元辦學的格局轉變，鼓勵企業參與辦學，還是啟動“學歷證書+職業技能等級證書”制度試點，推動一些本科院校向應用型高效轉變，都在於提高人才培養質量，為畢業生高質量的就業奠定基礎，為產業升級和經濟機構的調整提供人才支撐。

實現這些目標的基本前提，是職業教育的舉辦者真心實意地辦教育，尊重“教育”這兩個字，而不是把教育，培養學生當成撈錢的手段和工具。要保證職業學校的路不走偏，則需要更務實的制度和監管執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