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來洪澇頻發的鄱陽湖歷史上是如何防汛的

鄱陽湖做為全中國最大淡水湖，負有調蓄長江洪水的重要功能，同時江西又是長江流域暴雨中心之一，地貌起伏也大，因此江西始終是防汛的重點區域，而鄱陽湖更是重中之重的關鍵。不過一般人可能不知，鄱陽湖在古代其實是片河網縱橫的富饒平原，因此早在西漢初年，便在當今鄱陽湖中的四望山區域設置鄡陽縣（鄡，音敲，該縣城遺址在鄱陽湖枯水期時會顯露），鄰近還另有彭澤、鄱陽、海昏等縣，而海昏縣便是著名的漢廢帝劉賀被廢去帝位後的封邑。

到了新莽時代，鄡陽又被更名為豫章。爾後自三國六朝以迄隋唐，鄱陽湖區域的郡縣不停增置，顯示開發力度的加強與人口增長。不過由於地質運動，以及時氣候變暖的緣故，長江徑流量變大，主泓道又南移湖口一帶（今江西九江市湖口縣），加上曾經能調蓄洪水的雲夢大澤和彭蠡古澤逐漸消失，導致長江流水既分洪至洞庭湖，又灌至彭蠡新澤，使之向南擴展，鄡陽平原慢慢被淹沒，最後終在唐代形成煙波浩渺的鄱陽湖，水域一度廣至6千平方公里。到了宋代，“鄱陽湖”之名才首度出現在地理志書《太平寰宇記》裡。

儘管清初學者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以為該湖“自隋以前概謂之彭蠡，煬帝時以鄱陽山所接，兼有鄱陽之稱”，誤以為鄱陽湖等同彭蠡古澤以及估錯命名時間，但其實鄱陽湖之稱在宋朝才漸漸固定下來。南宋《輿地紀勝》還專有鄱陽湖的條目，形容“湖中有鄱陽山，故名鄱陽湖”。爾後隨著日月推移，鄱陽湖的名號愈為大眾熟悉，彭蠡澤的舊名與位置演變反而不太為人所知。

儘管鄱陽湖的形成淹沒不少人類曾棲居的城鎮，但廣袤的湖面與肥腴沙土，仍不斷吸引百姓前往漁撈墾荒，經濟活動因而日漸發達。但與此同時，人類為了墾田而修堤圍田，令本該調節水量的鄱陽湖水位被抬高、容積減少，反而增加大洪水的爆發機率。接著又陷入修堤圍田─刺激洪水─固堤圍田的惡性循環。根據《江西省水利志》的統計，原本在東晉至北宋間，鄱陽湖區有記載的水災年份僅有23次；但兩宋年間，水災年陡升為67次，約4.64年就發生一次水災。而南宋至元末不到百年的時光，水災頻率增為3.23年一次；明朝則有167次水災年，頻率約1.67年一次；清朝水災年更暴增為227次。

這種頻繁的洪澇水患，讓江西雖富產糧米魚蝦，以及提供中央王朝充裕的漁課糧稅，但百姓也不時因慘重災情淪為災民。譬如明萬歷十五年（1587），“南昌府所居地方今歲春夏霪雨連綿，民鄉早稻盡將淹沒，至秋又值亢陽，複布晚禾盡行枯稿，災民毫無所望，惟朝夕在河港取魚，苟延性命”，稻田被淹沒、顆粒無收的災民只能在江水裡捕魚續命，十分悲慘。

還有清朝兩江總督曾國荃（1824─1890年）也曾於光緒十年（1884），奏報江蘇、安徽與江西“雨澤過多，水勢盛漲，圩田堤岸，多有被淹”，尤其是江西境內“蕪湖、銅陵、德安、彭澤、鄱陽等縣，被水較重”，位處長江下遊的南京瓜洲更是岌岌可危，洶湧江潮非但威脅數萬民田的堤防，連“火藥局及瓜洲鎮遊擊衙門，亦均逼近”。對此，曾國荃除了“飭令督率弁兵，嚴加防範，遇有險工，立即搶救”、還有“準各州縣動用倉谷，量為撫恤，核實散放，毋遺毋濫”之外，也只能“率文武設壇，虔誠祈禱”，凸顯現代科學與技術不足的清朝，在危殆之際也只能仰賴鬼神的無奈。

民國時期，由於連年內戰，中央權威長期不振，再加上日本侵華，造成各地水旱災情比清代有過之而無不及，江西更是如此。後來，隨著多次大規模圍墾運動，江西洪澇的強度與損失反而更大。鄱陽湖面積原本在1953年尚有5,050平方公里，1976年只剩約3,754平方公里，縮小幅度超過四分之一，整個長江中下遊的通江湖泊也急遽縮減，狂熱的圍湖造田也致使河水含沙量大增。這導致湖泊原有的蓄泄功能被打擊，特大水災因而屢屢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