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386年—534年）是鮮卑族拓跋珪建立的北方政權，也是南北朝時期北朝第一個王朝。
386年拓跋珪趁前秦四分五裂之際在牛川自稱代王，重建代國，定都盛樂（今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爾縣）。同年四月，改稱魏王。398年六月，改國號為“魏”。史稱“北魏”。
398年七月，道武帝拓跋珪遷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稱帝。
439年，太武帝拓跋燾統一北方。
493年孝文帝拓跋巨集遷都洛陽，大舉改革。
534年，分裂為東魏與西魏。
東魏武定八年（550年），高洋廢孝靜帝，代東魏自立，北齊建立。
西魏恭帝三年（557年）禪位於宇文覺，北周建立，北魏歷史宣告結束。
從386年道武帝拓跋珪重建代國至534年分裂為止，共歷20帝，享國148年。
引言：
北魏中期遷徙漢族到六鎮戍守，減弱了六鎮的鮮卑化趨勢。孝文帝改革之後，六鎮富豪學習漢文化，平民中也有學習漢族知識技能的趨勢，因此，漢化成為孝文帝改革後六鎮的文化趨勢，不能簡單以“鮮卑化”概括六鎮的文化特徵。深入探究六鎮的社會特徵，還可發現，六鎮地區有普遍注重軍事的傳統，突出表現為對軍事理論的總結、學習和研究，因而六鎮成為最具潛力的軍事集團。六鎮的民眾一般來說文化程度低，缺乏政治意識和戰略眼光。六鎮社會是一個多民族雜居的移民社會，所以血緣在社會關係中作用不太明顯，鄉裡、友情、婚姻是粘合社會關係的主要方式，人際關係相對平等。以上社會特徵對北朝後期、隋、唐初的歷史有深遠影響。
三、六鎮地區居民的才性特徵
六鎮地區與草原部族臨接，戰爭不斷，尚武是普遍的風氣，其基本表現是勇敢、善於騎射。在北魏末年的六鎮地區，具有這類才性的人物可能享有很高聲譽。《周書?賀拔勝傳》稱：“勝少有志操，善騎射，北邊莫不推其膽略……（爾朱）榮得勝大悅，曰：‘吾得卿兄弟，天下不足平也。’”又《北齊書?賀拔允傳》記：“允父子並以武藝知名，榮素聞之……高祖（高歡）以其北土之望，尤親禮之。”《周書?宇文洛生傳》記宇文洛生，“北州賢俊，皆與之遊，而才能皆出其下”，因而贏得他們的尊敬。以上事例說明，在六鎮地區，騎射才能是普遍崇尚的價值尺度，是贏得尊敬與擁戴的基本條件。這種才能的獲得與六鎮的軍事社會特徵相關。六鎮長期以來都是邊防地區，鎮人職業軍人居多，在此環境中生活的民眾對騎射自然是熟悉並推崇的。
六鎮軍人所熟悉的軍事技術不僅是騎射，還有其他，比如偵察。《周書?韓果傳》記載：“果性強記，兼有權略。所行之處，山川形勢，多能記憶。兼善伺敵虛實，揣知情狀，有潛匿溪谷欲為間偵者，果登高望之，所疑之處，往必有獲。”在北朝後期，擅長偵察的六鎮軍人不止韓果。《周書?達奚武傳》記載，宇文泰多次派達奚武“覘候”東魏的軍事動向，達奚武也每每“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韓果、達奚武都出身於六鎮，二人擅長偵察的原因與六鎮社會的軍事特徵有關。六鎮人的偵察經驗有悠久的歷史，《周書?賀拔勝傳》記載，“獻文時，茹茹數為寇，北邊患之”，其祖父爾頭“將遊騎深入覘候，前後以八十數，悉知虜之依伏。後雖有寇至，不能為害。”根據以上事例不難看出，韓果等人的善於偵察實際上是對六鎮軍事傳統的繼承，而不僅是個人天賦。
由於六鎮軍事經驗的長期積累，出現了一批有“計略”、“武略”即善於軍事謀略的軍人。《周書?劉亮傳》載劉亮有“縱橫計略”。又記：“亮以勇敢見知，為時名將，兼屢陳謀策，多合機宜。太祖乃謂之曰：‘卿文武兼資，即孤之孔明也。’《周書》還記載了劉亮成功運用計謀的戰例。類似善於權謀的將領還有叱列延慶，《魏書?叱列延慶傳》記，爾朱兆殺孝莊帝後，河北豪強擁立劉靈助為首領，討伐爾朱氏集團。當時，派往鎮壓河北豪強的為侯淵、叱列延慶。侯淵認為劉靈助利用占卜號召群眾，勢力不小，不宜進攻。叱列延慶分析說：“劉靈助，庸人也。天道深遠，豈其所識。大兵一臨，彼皆恃其妖術，坐看符厭，寧肯戮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如吾計者，政欲出營城外，詭言西歸，靈助聞之，必信而自寬，潛軍往襲，可一戰而擒。”可知叱列延慶之指揮作戰是憑借對敵情的分析，而不僅僅依賴勇敢。這樣的將領還有賀拔嶽，史稱其“不讀兵書而暗與之合”。其他將領如獨孤信有“奇謀大略”。楊忠“識量沉深，有將帥之略”。可朱渾元有“武略”，“行軍用兵，務在持重，未嘗負敗”。 還有少數將領研究兵法。《南史?侯景傳》記載，侯景“初，學兵法於部將慕容紹宗，未幾，紹宗每詢問焉。”《南史》記載，慕容紹宗擅長兵法。當時人對慕容紹宗的才能評價甚高，高歡在臨終前對高澄說：“少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與汝，宜深加殊禮，委以經略。”當時研究兵法的六鎮人物還有慕容儼。六鎮地區長期處於戰爭環境中，因此人們常需“論兵”，這使軍事經驗不斷積累，湧現出精通軍事的人物。
以上論證表明，六鎮地區的“尚武”在最基本的層次表現為騎射以及偵察等軍事技術，在較高層次上表現為在軍事活動中自覺運用謀略以及總結和運用軍事理論。這些使六鎮這個集團成為當時最強有力的軍事集團。
另一方面，定居的生活方式使原有的遊牧民族文化發生改變，漢文化逐漸滲入少數民族之中。孝文帝改革之後，政府機構公文用漢字書寫，所以有志於入仕的人必然主動學習漢字。《周書·宇文護傳》中記載了宇文護母親閻氏的書信，其中有一段是關於宇文護早年的教育情況：“於後，吾共汝在受陽住，時元寶、菩提及汝姑兒賀蘭盛洛並汝身四人同學。”同樣的事還記載於《周書·賀蘭祥傳》：“祥年十一而孤，居喪合禮。長於舅氏，特為太祖所愛。雖在戎旅，常博延儒士，教以書傳。”閻氏所述之事是在爾朱榮打敗葛榮，將葛榮余部遷居並州之時。可見，在戰爭時期，宇文氏家族對後代的教育仍很重視。據此可以推斷，六鎮叛亂之前的宇文家族是了解並向往漢文化的。
六鎮子弟求學的原因之一是長輩的意志，其中尤以王紘最為典型。《北齊書·王紘傳》：“王紘，字師羅，太安狄那人也，為小部酋帥。父基頗讀書，有智略。紘少好弓馬，善騎射，頗愛文學。性機敏，應對便捷。年十三，見揚州刺史太原郭元貞。元貞撫其背曰：‘汝讀何書？’對曰：‘誦《孝經》。’曰：‘《孝經》雲何？’曰：‘在上不驕，為下不亂。’元貞曰：‘吾作刺史，豈其驕乎？’紘曰：‘公雖不驕，君子防未萌，亦願留意。’元貞稱善。”不過，六鎮子弟的大多數人對騎射的興趣遠大於對儒學的興趣，所以只能是粗通文墨。《周書·梁禦傳》記載其“少好學，進趨詳雅”，“及長，更好弓馬”。《周書·竇熾傳》說他，“少從范陽祁祈受《毛詩》、《左氏春秋》，略通大義。”六鎮子弟求學的第二個原因是為了謀求吏職。《周書·梁台傳》記載梁台“不過識千余字，口佔書啟，辭意可觀”。《北齊書·徐遠傳》說他“少習吏事，郡辟功曹”，因為“閑習書計”為高歡所賞識。這種應用性的學習，其重點在於公文的擬定和會計事務，所學在文化含量上也不高。
從以上兩點來看，六鎮地區並非文化的荒漠，也非單純的胡化，而是處在緩慢漢化的過程中，但缺乏有深厚文化底蘊的人物，在人才結構上有重大缺陷。由於缺乏嚴格系統的知識訓練，六鎮地區的武人多缺乏理性，常靠一時衝動或者占卜來決策。這種缺陷深刻地影響了北朝後期的歷史。
後文待續......
四、六鎮地區社會關係的特點
余 論
作者：蘇小華
策劃、編輯：周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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