帽架，就是用以置放冠帽的架子，是清代冠服禮製中的必備之物。清代雍正一朝的帽架用材廣泛，形製多變，功能多樣，陳設繁複，饒富趣味。這些帽架的設計、成造，多來自雍正皇帝直接授意，或以怡親王為「藝術監督」，再由近臣海望具體落實。 雍正皇帝甚至曾對自己獨創的「搶鳳帽架」下旨不許外傳，頗有近代商業社會「專利保護」之意。
兼照鏡、修容或正容之用
雍正九年三月，海望傳旨西峰秀色陳設的各樣活計應收拾的清單中「通草百福玻璃鏡帽架一件」，是以帽架兼照鏡用。這件紫檀木嵌玻璃的帽架不僅用以置放冠帽，還內盛鏡支、鑷子等細瑣小件，兼具照鏡、修容或正容等用。類似這樣的帽架在同年三月就奉旨做過一件「福壽雙圓帽架」，此帽架比後來十月那件還多了一副水晶眼鏡與一件蜜蠟杆耳撚。
兼燈罩之用
雍正九年三月五日海望傳旨西峰秀色應收拾的活計清單中還有「壽字遮燈帽架一件，蠟花遮燈檔上圓玻璃壞了，另換玻璃收拾」，可知帽架因其形製變化，有時具有「遮燈」的功能，也就是與燈罩合為一體。
銅胎畫琺琅花鳥紋鏤空球式冠架
兼熏冠之用
「洋金花帽架」內襯香囊、琺琅帽架掛了香袋、「象牙透雕盒式帽架」的盒內盛了香袋，這些無非就是要讓帽架沾染香氣。故宮博物院所藏一件乾隆款銅胎畫琺琅花鳥紋鏤空球式冠架，其傘蓋留多眼，內應可放花，可供此類帽架之形製參考。
雍正皇帝應該對熏冠——即讓帽子帶有香氣一事，非常重視。雍正六年八月他曾交給海望「慶雲捧壽畫樣一張」，令其依此畫樣成造一件「熏冠爐」。還有雍正皇帝深愛的洋漆做的熏冠帽架，雍正十二年十月就傳做了一對「洋漆勳（熏）冠帽架」。
兼看時之用
雍正六年元月，海望奉旨：「傳做仿軒轅鏡式日晷帽架一件……」。日晷即古代通過測量日影方位以判定時辰的器具，有置於地上的「地平日晷」，以及設於建築物牆上的「垂直日晷」等類型。推測雍正這件日晷帽架應屬後者，即將適當尺寸的垂直「圭盤」設於挺柱，以便舉頭隨時查看時辰。但是所謂的「仿軒轅鏡式」的軒轅鏡是什麽？這還引出了帽架的另一重要功能。
兼避邪驅煞之用
銅胎畫琺琅花蝶紋軒轅鏡冠架
雍正三年十月，海望傳旨造辦處：「庫內收的圓玻璃球配合做帽架用……」同年十一月二十日的琺琅作有則記載：「海望持出軒轅鏡二個……郎中海望呈進訖。」接著在雍正四年的八月，琺琅作又接到太監劉玉「交來玻璃軒轅鏡二對，傳旨：著配做帽架用，其款式照先做過的帽架款式一樣做。」琺琅作在兩個多月後「配做得琺琅托紫檀木座軒轅鏡帽架二對」。這是中段配琺琅挺柱，下接紫檀木底座，將軒轅鏡作為頂層傘蓋的一件帽架。雍正皇帝似乎很滿意此種搭配，兩個月後，海望「持出玻璃軒轅鏡二個，奉旨：著配琺琅帽架。」並且在雍正六年十月，有總督孔毓珣進貢的「玻璃軒轅鏡一對，隨鍍金寶蓋」，雍正皇帝要海望來「見面請旨」，要與海望當面仔細酌磨如何使用這對「隨鍍金寶蓋」的「玻璃軒轅鏡」，但根據檔案，兩年後由雜活作呈進的還是「琺琅軒轅鏡帽架二個」，看起來似乎並無異狀。兩年的工時很長，也許是成造過程中雍正皇帝一再修正或變更，而最後也是由雜活作完成，並非琺琅作。目前故宮博物院定名為「雍正款銅胎畫琺琅花蝶紋軒轅鏡冠架」的有四件，形製大同小異。
那麽，所謂「玻璃軒轅鏡」到底是什麽？據故宮博物院專家的多方考證，並引晚明文人文震亨所記「軒轅鏡，其形如球，臥榻前懸掛，取以辟邪」等，認為「軒轅鏡」是宋代以來民間驅鬼辟邪的一種法器。
衣、巾杆合體帽架
雍正朝帽架還有一類是與毛巾杆、衣杆合體的。雍正四年四月初二日，海望將「畫得有帽架衣架樣一張、有座手巾杆帽架樣二張……」呈覽，隨即奉旨：「俱照樣準做，但帽架不必做太繁華……欽此。」此則記錄可能表示，即使如帽架之類的日常器用小件，也要依宮內活計的成作過程，先畫樣呈覽，準時再做。再檢視檔案，之前並未有其他類似記載，故此將毛巾杆、衣杆與帽架的合體之作可能是雍正皇帝的突發奇想，令海望來禦前面議，海望再依議畫圖呈覽。
奉旨準做後，海望很快在二十天后呈進「雞翅木有帽架小衣架一件、紫檀木有銅座手巾杆帽架一件」，前者是帽架兼小衣架，後者是帽架附有銅座手巾杆。一個月後海望又呈進「紫檀木銅座手巾杆帽架一件，隨硯托板一件、琺琅水盛（丞）一件」一樣是附了手巾杆的帽架，但多掛了硯托板（放硯台用）一件、琺琅水丞（盛水用）一件，這是以帽架為主的多功能器用。此外傳做時會指示依照前樣成造或「不用筆筒硯托」，有時也會特別指示用材或外表處理。
原文作者：吳美鳳（作者系：中國文化大學（台灣）美術學系助理教授）
原文來源：《紫禁城》2018年12月刊《雍正帽架知多少：從《活計檔》看雍正皇帝的帽架創意》（因篇幅限制，原文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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