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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伯駒的朋友圈:周汝昌與張伯駒的君子之交

《中國美術報》第106期 美術副刊

紅學泰鬥周汝昌生於1918年,他比民國四公子之一的張伯駒整整小了20歲,但是在民國末年,兩人卻因中國的一部奇書《紅樓夢》而訂誼一生。

周汝昌(左)與張伯駒(右)

1940年秋,周汝昌從天津來到北京西北郊的燕京大學,開始了他的大學生涯,彼時北京已處在日本侵略者的恐怖統治之下。燕京大學是由美國人司徒雷登所創辦的教會學校,開明的司徒雷登校長同情中國人民的抗日活動,他多次利用燕京大學的美國背景保護抗日的學生,這一舉動當然引起日本侵略者的不滿。1941年秋,日寇關停了燕京大學,才讀了一年書的周汝昌不得不就此輟學。經歷了社會上的種種艱辛之後,1947年,周汝昌又重新回到燕園再拾學業。對於當時的學習境況,周汝昌曾撰文說:

一旦重返燕園,那座圖書館真是“琅嬛”“二酉”,我這饑渴,好似“盆魚縱壑”一般,就開始走上了治學之路——那時把時間精力放在英譯陸機的《文賦》上,暇時做些散碎的考證和翻譯。

當時周汝昌自己還不知道,正是在課余所做的這些所謂的“散碎的考證”,奠定了他一生的學術研究方向。這就是周汝昌在燕京大學圖書館借到了曹雪芹的友人敦敏的《懋齋詩鈔》,在書中發現了敦敏題詠曹雪芹的六首詩文,由此撰寫《從曹雪芹生年談到〈紅樓夢〉的考證方法》一文,發表於1948年6月11日的《天津民國日報》的圖書副刊上。這篇文章發表後,被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胡適看到了,於是就寫信給周汝昌讚揚他的成績。這“引起了胡先生學術考證中斷了二十五六年後的新興致,並予肯定乃為一份‘貢獻’。”這冥冥之中的機緣巧合,使之後的周汝昌將畢生心血都付於了《紅樓夢》與中華傳統文化的研究上。

一日,同學孫正剛告訴周汝昌,學校正在舉辦時任燕京大學中國藝術史導師、收藏大家張伯駒先生的書畫收藏展,其中就有一幅曹寅的《楝亭圖》。正在撰寫《紅樓夢考證》的周汝昌自然不會放過這個搜集資料的機會,憑此機緣,周汝昌與張伯駒開啟了一生的友誼。“我獲交於伯駒先生,一在詞學,一在紅學,兩者交逢,不期然而有會心不遠之歡,投契日深,相知遂久。”這是周先生對自己與張伯駒先生友好相交的真誠敘述。

當時張伯駒正住在距燕京大學不遠的承澤園中,因為張伯駒之前曾得到中國最古的山水畫隋代展子虔的《遊春圖》,遂將園子改名為展春園。與展春園主人情趣相投的周汝昌幾乎每天都要到園裡坐一坐,在這裡或詩詞對答,或書畫怡情,或為張伯駒清唱操琴,有時甚至什麽事也沒有就在院子裡靜靜地坐一坐,友誼就在這日夕相處中不斷加深,張伯駒視這個年輕人為詞學知己,而周汝昌則在這裡沐澤傳統文化的光輝,同時也為自己的《紅樓夢》研究汲取了很多營養,許多年後周汝昌還感念在展春園與張伯駒相處時給他紅學研究帶來的巨大幫助:

粗略說來,他所藏四卷《楝亭圖》題詠,是我研究雪芹家世的重要文獻,以往無人注意。然後即是討論《甲戌本》,發現陶洙所藏《己卯本》,跟著搜尋到《庚辰本》,這三部《石頭記》古抄本,無價之寶,都在那裡“發生”“複顯”,關係至為重大。

周先生所提到的《庚辰本紅樓夢》因為原持有者索價巨昂,當時的張伯駒財力已不濟,但兩人還是共同努力,將這一珍貴的本子介紹給燕京大學圖書館收藏,避免了這一珍貴文獻繼續在民間漂泊的命運。

時光荏苒,一晃二人相交依然數載,期間周汝昌已經完成了日後的成名作《紅樓夢新證》的主題創作,並在《燕京學報》上發表了重要的論文《〈石頭記〉三真本之脂硯齋評》。1951年還在燕京大學中文系研究院讀研究生的周汝昌獲聘成都華西大學外文系講師,1952年臨行前與張伯駒辭別,張先生一時為這個忘年交小友即將的遠行產生無限感傷,於是他用傳統文人最為特別的方式為周汝昌餞行。相約了數十位老詞人齊聚展春園社集筆會,定題為《惜余春慢》,為即將赴蜀的周汝昌餞行,這次雅集就是近代詞壇上有名的“庚寅詞社”。對於詩詞創作,周汝昌自幼喜愛,用功甚勤,十三四歲時就能寫作,自言“所見古今長短句,留心玩索,對學人之詞、哲人之詞、文家之詞、雜流之詞,其上品也隻生敬仰心,而少愛惜情。顧獨好詞人之詞……但在我看來,唯有伯駒先生詞,方是詞人之詞。”

正如周汝昌所言,伯駒先生於詞一道絕非常人可比,他才思敏捷,詞格均爛熟於心,作詞倚馬立就,就如平常人說話,但“風致高而不俗,氣味醇而不薄”。對張伯駒的詞周汝昌很早就作出了極高的評價:“如以詞人之詞而論,則中國詞史當以李後主為首,而以張伯駒為殿,在他之後,恐怕再難產生這種真正的詞人。”

1953年9月,經文懷沙介紹,周汝昌所著的《紅樓夢新證》由上海棠棣出版社發行,首印5000冊。沒想到這樣一本學術著作一經刊行,竟轟動全國的學術界,三個月內再版三次,總印數也達到了17000冊。在當時那個年代的出版界,這可是了不得的發行成績,據說在正在北京召開的文代會上,代表們居然人手一冊,學術界一時竟出現了人人爭說《紅樓夢》的場面。當然這一部在紅學研究史上劃時代的著作的出版,亦吸引著老友張伯駒先生的目光,他為忘年詞友所取得的成績高興,在讀過全書後興奮不已,提筆寫下了《瀟湘夜雨》詞一闋:

絲藕縈心,硯冰滴淚,脂紅寫盡酸辛。可憐兒女此天真。生死誤、多情種子,身世似亡國詞人。江南夢,楝花落處,已是殘春。

千年哀史,曲終不見,弦斷猶聞。有庾郎才筆,猶為傳神。辭絕妙、還猜幼婦,文捭闔、更起新軍。看壇坫、聲華藉甚,鷹隼出風塵。

《紅樓夢新證》的出版不但奠定了周汝昌在紅學界的地位,而且還改變了他此後的人生走向,1954年,北京中宣部的一紙調令將他從成都調回他熟悉的北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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