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奧斯維辛的故事講述者

普裡莫·萊維(1919-1987),猶太裔意大利化學家、小說家、納粹大屠殺的幸存者。

“講故事的人”

阿多諾說“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可如果在奧斯維辛之後文學保持沉默，那將是人類更大的一種野蠻。二戰後，有幾位猶太裔作家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這其中既有阿格農這樣的以色列國民作家，也有貝婁和辛格這樣生活在美國的猶太裔作者，但是如何以文學來再現奧斯維辛，一直是橫亙在作者面前的巨大難題。埃利·維瑟爾認為，“根本不存在大屠殺文學這種東西，也不可能有。這個表述本身就是矛盾的，因為奧斯維辛否定了一切文學形式，正如它與一切系統、一切信條都是抵牾的……嘗試寫這種作品就是一種褻瀆。”維瑟爾雖然自己寫出了最偉大的奧斯維辛回憶錄，但他對奧斯維辛之後語言的使用表示出了深刻的懷疑。他告訴我們：“奧斯維辛之後，語言就不再純潔無辜。特雷布林卡後，沉默就注入了新的意義。馬伊達內克之後，瘋癲重新獲得了神秘的魅力。”

在圍繞大屠殺不可再現性的論爭中，意大利作家普裡莫·萊維顯得格外與眾不同。《紐約客》評論家詹姆士·伍德指出，傳統的大屠殺敘事要麽強調哀悼和血淚，要麽講究事實的精確性，因為這畢竟是人類歷史上最重大、最嚴肅的題材，然而萊維卻以“講故事的人”的姿態與奧斯維辛堅強對峙。他在《這是不是個人》和《終戰》中之所以體現了異乎尋常的力量，是“因為它們並不鄙視故事”，讀者讀的雖然是堪稱恐怖的材料細節，但卻感到不忍釋卷。

伍德的看法或許是說，猶太大屠殺題材與傳統小說敘事並無抵牾，故事性的內核不意味著削弱這類作品的嚴肅性，虛構也不意味著在大屠殺真相這樣的敏感問題上閃爍其詞。萊維不同尋常的故事敘述能力，不僅讓《這是不是個人》成為奧斯維辛題材的罕見傑作（儘管他一再強調自己是化學家，而非小說家），而且也讓我們看到了文學見證極端恐怖的可能性。

“他幸存了很長時間”

出生於意大利都靈的萊維並不是典型的歐洲猶太人，他對意第緒語所知甚少，其家人甚至還是意大利法西斯黨的中堅。萊維從小就認為猶太身份如同“長了鷹鉤鼻或雀斑”，完全無礙他的意大利身份，他以前甚至覺得“猶太人無非是聖誕節時不買聖誕樹，他們不應該吃意大利香腸，但卻照樣吃，他們十三歲時學了一點希伯來語，然後又忘到腦後。”然而，當他1943年因為參加反納粹遊擊隊被捕時，面臨兩個奇特的選擇：“如果承認是遊擊隊員，他會被立即槍斃；如果承認是猶太人，他會被送入集中營。”

萊維選擇了後者，結果被送入意大利的佛索利集中營（此處並非滅絕營，當時條件尚可）關押了三個月，在1944年2月，又被德國黨衛軍送上悶罐車，開始朝向奧斯維辛的死亡之旅。那次旅行帶去了650個猶太人，其中500多人在下車後即被“揀選”送入毒氣室殺害，剩下的96個男人和29個女人成為奧斯維辛勞改營的囚工。萊維在奧斯維辛渡過了11個月，直到盟軍解放了這裡。等到他又花了九個月返回家鄉時（萊維在《終戰》中記錄了這段奧德賽回鄉之旅），當初同車的650人只有3人生還。

在經歷了這場生死劫後四十多年，飽受抑鬱症困擾的萊維在1987年從自己居住的公寓樓上一躍而下。用伍德的話說：“他幸存了很長時間，然後選擇不再幸存。這最後的行動也許並非與他的幸存相悖，而是這種幸存的延伸：他決定在自己選擇的時間離開自己的監獄。”

不再是人

對萊維而言，《這是不是個人》並不是一個從死境歸來的強者回憶錄，它甚至並不是要宣告人性的不可摧毀性。事實恰好相反，萊維告訴我們，人性在集中營會被輕而易舉地摧毀，所有囚犯變成了阿甘本所說的那種“牲人”。他們不再是人，而只是納粹帝國隨時可以被犧牲的帶編號的肉體機器——萊維的編號是174517。從死亡列車抵達奧斯維辛那一刻開始，萊維就發現了這裡的可怕遠不只是死亡本身，而是那種對於人性的系統性摧毀，以及極端荒誕的官僚機器本身。起初，黨衛軍還通過區分健康與否來淘汰老弱婦孺，後來他們採用更簡單粗暴的方式：“對於新來到的囚徒不事先通知，也不加任何說明，只是簡單地打開列車兩邊的車門，就把人給分開了。從列車一邊下車的人進入集中營，從另一邊下車的其他人就被送往瓦斯毒氣室。”

更讓作者當時覺得震駭的，則是納粹軍官對待集中營中猶太人的方式。他們當然會使用暴力來懲罰折磨猶太人，但卻不是出於某種刻骨的仇恨或憎惡，而是帶著徹底的冷漠表情，這足以讓萊維產生“一種深深的愕然：（他們）怎麽能不帶憤怒地毆打一個人呢？”正是這種錯愕，讓萊維開始以科學家的冷靜來思考奧斯維辛這個巨大而荒誕的怪獸。

與很多人對於集中營的地獄式想象大相徑庭，萊維見證並記錄的奧斯維辛並沒有多少猙獰的血流成河或死亡的汙穢。相反，在這個以滅絕猶太種族為目的的機構裡，充滿了各種德國特色的規章制度，體現了近乎荒誕的嚴謹。譬如：

必須和鐵絲網保持兩米的距離；禁止穿著上衣睡覺或不穿內褲或戴帽子；禁止不在規定的日子裡洗淋浴，不得在非規定的日子去洗澡；出棚屋不得把上衣的紐扣解開，或者把衣領豎起來；衣服下面不得墊上紙片或稻草禦寒；禁止不脫光上身洗臉。

更有甚者，這裡規定囚犯的上衣必須確保是五顆紐扣（多一顆或少一顆都會帶來滅頂之災），卻不提供縫扣子的針線；提供保證基本生命活動的最低限度食物，卻不提供任何碗和湯杓；無休止地讓囚犯列隊點名，在下工回來時，營地門口會有軍樂隊演奏抒情小曲或進行曲。所有這些細節看似瑣碎，它們卻組成了一個巨大的集中營邏輯，即這裡只有“允許”或“禁止”，“這裡沒有為什麽”。萊維以他特有的分析性直覺，看到集中營真正的恐怖和邪惡之處不是殺人，而是通過剝奪囚犯的身份、衣服（甚至毛髮），通過剝奪人之為人的常識理性和道德感，將猶太人從人變成“非人”，甚至進一步淪為比動物更為低級的存在物。處於這樣深淵之底，萊維深感“我們的語言缺乏能以用來表達所蒙受的這種侮辱的詞語”。

要讓自己的聲音被德國人聽見

這種語言的無能為力，並未讓作者退回到神秘主義的不可知論，反而讓他痛感言說交流的必要。萊維認為，第三帝國的存在可以被解讀為“一場針對記憶的戰爭，對記憶的奧威爾式歪曲，對現實的否認”。既然納粹德國的“最終解決方案”不只是讓猶太人在肉體上消失，而且是讓其存在從人們的記憶中被擦除，那麽作家的天職就應該是對抗這種記憶的消亡。多年後，萊維在總結自己幸存的意義時寫道，他的作品是“要讓自己的聲音被德國人聽見，要向黨衛軍‘回嘴’”。因此，萊維講述故事的衝動首先不是一種美學表達的需要，而是一種“根本的心理需求”，是為了“通過敘述讓自己幸存，並大聲說出這種幸存”。

進一步說，講故事在萊維這裡有著雙重角色：一方面，它首先是一種理解的嘗試，去理解那些無法理解的恐怖經歷，哪怕這種嘗試注定要失敗；另一方面，它也是萊維用語言去交流的需要，因為奧斯維辛千方百計試圖扼殺的正是猶太人與世界交流的能力與欲望。在這個意義上，萊維和很多大屠殺作家之間有著重大的差異性，他不僅繼承了薄伽丘所代表的意大利文學中的講故事傳統，而且將自己想象為柯勒律治《古舟子詠》中的那個老水手。他拒絕像那些猶太宗教影響下的大屠殺文學作者那樣，僅僅致力於神秘化的、否定性的奧斯維辛表達。在《被淹沒的和被拯救的》中，萊維表達了對1970年代那種否定“可交流性”的解構主義語言觀念的拒絕：“說人與人不可能交流，這是錯誤的；我們一直可以。拒絕交流，這就是失敗。我們在生物學和社會意義上都具有交流的傾向，特別是用語言這種高度進化的高貴形式去交流。”

《這是不是個人》，[意]普裡莫·萊維，沈萼梅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

帶著尊嚴活在集中營

當然，萊維的價值，遠不只是作為一個奧斯維辛故事的收集者和轉述者，而是他卓越的分析思考能力。《這是不是個人》總是勇敢地致力於以理性去分析集中營這個巨大的非理性的存在。譬如在“啟示”這一章，萊維對於集中營中無處不在的衛生標語感到憤怒，甚至認為這是德國人有意為之的黑色幽默——既然所有的囚徒都行將滅絕，走向死亡，為什麽還要在乎身體的清潔？甚至從嚴格的物理意義上說，洗澡是一種勞動，它會消耗囚犯體內本來所剩不多的卡路裡。然而，一個叫施泰因洛夫的獄友卻告訴“我”：

正因為集中營是使人淪為畜生的一架大機器，我們不應該變成畜生；就是在這種地方人也能活下去，因此人應該有活下去的意志，為了日後能帶著證據出去，能向世人講述；而為了活下去，就得努力維護文明的生活方式，至少得保住文明的結構和形式，這是很重要的。

換言之，施泰因洛夫幫助萊維認識到，帶著尊嚴活在集中營不是為了服從普魯士人的紀律，而是為了對抗黨衛軍的獸性權力，為了拒絕死去，為了抵抗遺忘，為了捍衛人類對“約伯”、對這個但丁式“集火地獄”曾經存在過的記憶。

被淹沒的和被拯救的

不過，像施泰因洛夫這樣不僅高貴地活著，而且從不停止高貴的思考的猶太囚徒是稀缺的。從內部的第一人稱視角，萊維看到了兩種人，他將之命名為“被淹沒的”和“被拯救的”。前者在集中營裡被稱為“活死人”，這樣的人是精神上已經被徹底壓垮、成為陰屍路、毫無生存意志的人。萊維告訴我們：

（他們）是營地的主力。他們是無名的普通群體，不斷被更新，又總是相同的非人的群體，他們默默地列隊行走著，辛苦勞累著，他們身上神聖的生命火花熄滅了，他們的身體已經透支到無力真正忍受苦難了。很難稱呼他們是活人，他們的身體已經透支到無力真正忍受苦難了。很難稱呼他們是活人，面對死亡他們並不害怕，因為他們累得都無法懂得死亡是什麽了。

我們在《夜與霧》中見過他們的樣子——他們裹著一張薄薄的毯子，眼窩深陷，目光黯淡，佝僂著身體勉強站立，或蜷縮在牆角，仿佛一陣風就可以將他們吹走。在奧斯維辛的語境下，“活死人”成了一種奇特而深奧的譬喻，它是“集中營世界特有的那種極端、卻稀松平常的墮落和瀕死……它模糊了類屬範疇，既可以指一種人，一種醫學狀態，一個人類學類型，一種倫理範疇，或兼具以上全部意思”。在集中營內部流行的俚語體系中，“活死人”的下一步就是“瘋子”，後者更接近死亡，無法行走站立，神志不清，往往數日後就會斷氣。更悲慘的是，“活死人”是集中營賤民中的賤民，其他囚犯對之唯恐避而不及，仿佛他們身上攜帶了死亡的傳染病。按照社會學家的說法，集中營犯人通過辨識出周圍的“活死人”並將之集體放逐到社交邊緣地帶，從而完成了自我與這類活死人的區隔，仿佛這樣可以幫助確認一個積極的事實：看，至少我還沒有成為那種“活死人”！

那麽，什麽是“被拯救的”呢？他們是那些充滿了旺盛求生欲，不擇手段也要在集中營活下來的猶太人。他們盤剝欺騙同監室的其它猶太人，盜取獄友賴以生存的口糧或物資，幫助集中營管理者去統治其他猶太人，甚至參加“滅絕營別動隊”，去分揀和焚燒其他猶太人的屍體，以換取多幾周的生存時間。這裡，萊維見證了集中營裡那些可悲的猶太叛徒，這些人擠破頭也要在被集體淪為非人的地方爭取哪怕微乎其微的特權地位——“而作為交換條件，要求其背叛與其難友們天然的團結”。如果說“被淹沒的”是一些完全喪失了生命意志的人，那麽“被拯救的”則是充滿了不可思議的求生欲望的人，他們成為了集中營這個野蠻叢林中最後的強者。本質上說，他們與當年匈牙利那些猶太自治委員會的人並無不同，通過出賣自己的同胞來換取自己活下去的機會。

一種生而為人的冤罪殺機感

在漢娜·阿倫特關於艾希曼的報導中，最具有爭議的部分就是她重提匈牙利猶太委員會的領導人魯道夫·卡茲納當年與納粹合作的往事。阿倫特指出，艾希曼在匈牙利的滅猶計劃之所以開展得最為有效，就是因為卡茲納自欺欺人地相信，布達佩斯的猶太人與其他的東歐猶太人是不同的，前者中的佼佼者更值得被拯救，於是他們故意隱瞞了已知的大屠殺計劃，而試圖與艾希曼進行交易。卡茲納與艾希曼達成的魔鬼協議是：“艾希曼同意讓幾千猶太人‘非法’離境、轉移到巴勒斯坦（火車事實上由德國警察監管），條件是把集中營裡的數十萬猶太人‘安靜有序’地轉移到奧斯維辛。”《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阿倫特寫道，卡茲納不是在用“一百個受害者換一千條人命……他用將近476,000名受害者換了1,684條人命”。因為這些獲救者是精心挑選出來的（當然包括了卡茲納一家人）“猶太精英”，卡茲納相信自己堅持了“真正的神聖原則”，從而避免讓生死變成“盲目的偶然事件”。奧斯維辛集中營的那些背叛同胞的猶太人或許沒有這麽冠冕堂皇的理想主義，但是驅動他們濫用手中的權力去迫害同胞的也是一個簡單的抽象信念：“因為他們明白，要是自己不夠心狠手辣，另一個被視為更有能耐對付他們的人就會取代他的位置。”

然而，與阿倫特將這些不道德的做法斥為“惡的平庸”不同，萊維采取了另一種更加共情的立場。在萊維看來，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通常可以在勝和負、利他和利己、被拯救和被淹沒之間選擇“第三條道路”，但是在集中營裡根本就沒有所謂的“第三條道路”。萊維將那些犧牲道德立場，甚至與納粹合作的猶太人視為一種失常，“一種因為第三條道路的‘缺席’而催生的絕望的極限狀態”，他們既可憐又有罪。事實上，萊維並不認為自己僥幸活下來是英雄主義的結果；相反，他對自己的幸存一直懷有無法釋懷的恥感。他之所以在集中營的幾次篩選中活下來，除了無法解釋的運氣之外，更重要的是他略通德語，並且有一定的化學技能，從而成為奧斯維辛暫時“有用的”那一類人。萊維深知，那些像施泰因洛夫一樣最美好的、最優秀的人，都在集中營裡殞命了，而那些糟糕的人卻成為“被拯救的”。這種結局的荒誕性不僅是任何語言敘事力有未逮的，而且也很難被奧斯維辛之外的聽眾理解。

所以，他以“這是不是個人”作為全書標題，意在表達一種生而為人的冤罪殺機感。對人性之易碎性——而非堅固性——的書寫，是他對大屠殺文學的深刻貢獻。在他和同伴即將迎來集中營的解放時，這種挫敗性體現得格外清楚。萊維對著那些束手無策等待死亡來臨的同胞悲鳴道：“毀滅人是困難的，幾乎跟創造人一樣困難：那不是輕易能做到的，也不是短時間能完成的，但是德國人，你們做到了。我們馴服地在你們的眼皮底下。”萊維作為幸存者無法、也無意為毒氣室裡發生的一切去做見證，他真正見證的，就是在奧斯維辛這樣一台畸形的人類學機器內部，人性的光譜如何在極端恐怖中沉浮變幻。萊維提供的最有力文學證詞，不是到底有多少猶太人死於希特勒的殘暴，而是人作為會思考、會講述的主體，如何經歷了集中營製造出的極端狀態，如何從人淪為非人。

南京大學英文系副教授 但漢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