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留柱：漢代對《左傳》的發覆與研究

一

經今古文之爭，是漢代乃至中國古代學術史上的一樁著名公案。但時下許多教材或著作，卻常常對之作絕對性的判述。在稱今文經學“迎合統治者政治需要，著重章句推衍，結合陰陽五行災異和刑名學說來附會經文的微言大義”，“與讖緯結合，內容空疏荒誕”之後，又說古今經學如何“追求對經書的正確理解，多從切實弄懂文字訓詁、名物典製入手，力圖達到對思想內容的準確把握”，“質樸可靠，斥緯書妄誕”。[1]

一個是“通經致用”，一個是“通經識古”；一個是章句繁多，一個是單純訓詁；一個是讖緯五行，一個是質樸可靠。這樣儼然是兩大陣營兩條路線的鬥爭，變成一種公式使人們習以為常，卻把兩漢複雜綿延的學術流變史圖式化、簡單化了。說古文經學不講“通經致用”，那麽其代表人物劉歆推出《周官》(《周禮》)，使之對王莽改製起到重要的指導作用，這又是什麽?漢儒解經，分訓詁與章句二途。訓詁僅單純解釋字形和文句音義，章句則剖章析句，具文飾說，汗漫無所止。錢穆先生說“章句即所謂家學也”，昭宣以下始有。經說章句，在漢代較普遍，今文經學如公羊、谷梁二家均有章句，古文經學亦難免俗。《漢書·劉歆傳》：曰

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傳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

在“章句繁多”之流弊上，經今古文二家只有數量上的區別。

范文瀾著《中國通史》說：“古文經學又一特色是反對讖緯。”這主要是由於東漢桓譚、王充等古文經學家不信圖讖，容易給人造成這樣一種印象。而實際上正如祝瑞開先生所說：“古文經學本身並不直接反對讖緯，譬如劉歆本人就是一個大讖記家，後來的班固、賈逵等也都善於推說讖記。”“古文經學家也宣揚天人感應神學，也多穿鑿附會。”[2](p246-247)王莽借用符命讖緯，大搞奪權活動，劉歆積極參與其間，這是不爭的事實。從理論上看，劉歆在《七略》中說：

《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裡。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燦然著矣。

在這裡，劉歆沒有把孔子視作史學家，也沒有把“六經”之一的《春秋》視作歷史著作，而是歸於能推演天人之道的神聖之物。劉歆作《三統歷》及其指導理論《鍾律書》，皆本陰陽五行以立論，易歷結合，易律結合，以聲引義，與流行於讖緯中的思維模式完全一致。由此金春峰先生說：“劉歆爭立古文而與其他今文經學家的鬥爭，完全不具有後人所概括的兩派對立與學風對立的意義。”[3](p471)

為了加強這一認識，我們更應該注意《漢書·五行志》的有關記載。班固《序》說：

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谷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范》，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是以攬仲舒，別向、歆，傳載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於王莽，舉十二世，以傅《春秋》，著於篇。

班固之所以在《漢書》中用相當大的篇幅來作《五行志》，按他自己的說法，是“《河圖》命庖，《洛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攸敘。世代寔寶，光演文武，《春秋》之佔，咎征是舉。告往知來，王事之表”。即利用古籍主要是《春秋》中記載的災異實例來為當時的政治需要服務。在此書中，《春秋》三傳的三位代表人物，即《公羊傳》的董仲舒、《谷梁傳》的劉向和《左氏傳》的劉歆被他特別加以注意，並且他們三人對災異的解釋，也都被班固在《五行志》中平行地羅列。如《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記載“壬申，禦廩災”這一事件，《五行志上》說：

董仲舒以為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百姓傷者未瘳，怨咎未複，而君臣俱惰，內怠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保守宗廟終其天年者也，故天災禦廩以戒之。劉向以為禦廩，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藏以奉宗廟者也。時夫人有淫行，挾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劉歆以為禦廩，公所親耕籍田以奉粢盛者也，棄法度亡禮之應也。

魯國儲藏祭祀用糧的倉庫發生火災，對其原因的解釋儘管三位大師各有不同，但歸之於“天之戒應”卻是共同的，他們的思想、觀念和學風模式並無本質區別。對於董仲舒、劉向兩位今文學家我們無需多說，而對於治《左傳》為主的劉歆的經學思想卻有進一步辨析的必要。下面我們將以《左傳》為例，以窺測古文經學出現之後對漢代學術流變的實際影響。

二

《左傳》又稱《春秋左氏傳》，是一部記述了春秋240年間盛衰興廢的優秀的編年史。但是，關於它的身世來歷，千百年來卻又聚訟紛紜，莫衷一是，成為學術史上一樁難於解決的公案。一直到今天，關於它的書名、作者、體例和編定年代等問題，大家都還有不同的看法。有關史書對《左傳》最早的正式記載，見於《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

孔子明王道，乾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其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據此，這本書原名應為《左氏春秋》，為左氏所著的一部史書。後來劉歆要為它爭立學官，博士們反譏“《左氏》不傳《春秋》”。於是到了東漢班固所作《漢書》，它開始用《春秋左氏傳》，簡稱《左傳》而相沿。另外，《左傳》是否著成於春秋末期的左丘明，唐朝人趙匡以下也多有駁論，不過此問題過於複雜，於此可不深究。儘管先秦諸子如孔、孟、荀、莊、韓等都沒有直接提到過《左氏春秋》，而劉向《別錄》卻給了它一個十分明晰的傳承系統：

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注：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引劉向《別錄》。)

其間8人單傳，約250余年，已到了秦漢之際的張蒼。有了文本卻隱晦不顯，這與《公羊》、《谷梁》二傳的流傳方式截然不同。據說，二傳都是孔子學生子夏的弟子公羊高、谷梁赤以口授的方式將《春秋》的微言大義傳給後學，經過歷代記錄傳播，到西漢初期最後著錄成書，用的是漢代流行隸書，故屬於今文學。而《左氏》文本由先秦而來，用的自然是古文(指東方各國文字)，被後人稱為古文學。

張蒼“自秦時為柱下禦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4](《張丞相列傳》)，於古籍廣見博聞，自在情理之中。從《史記》本傳看，不見他對《左氏》有發覆之功；從其行事看，他卻是一個篤信“五德終始論”並頗有建樹的人。如《史記·張丞相列傳》雲：

張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歷。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故漢家言律歷者，本之張蒼。又如《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

如張蒼確為漢代古文左氏學第一人，他的思想基調與治今文公羊的董仲舒是一系而二家。

《左傳》在西漢的流傳，《史記》不言，最早的記載見於《漢書·儒林傳》：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為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為蕩陰令，授清河張禹長子。禹與蕭望之同時為禦史，數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以稱說……(禹)授尹更始，更始傳子鹹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季君，哀帝時待詔為郎，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鹹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

以上《左氏》一書在西漢的傳承又有200年左右，涉及10餘人，為何就無人將它轉寫成漢代通行的隸書?惟一的解釋是這些人隻把古文的《左氏》限於書齋之內，沒有使它向社會公開流播。但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序》說古文經書有“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自從秦始皇“書同文”，按規定藏於官府的典籍都應當經過轉寫隸定，張蒼所獻古文《左氏》是否在入皇宮後經過這道程式呢?北魏文字學家江式說過：“北平侯張倉(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即前代之古文矣。”[5](《江式傳》)看來由於種種原因，這本古文《左氏》以原貌被保存於中秘府“伏而未發”，一直到漢成帝後才被劉歆發現。而民間玩賞《左氏》者，或耆儒如貫公，或博學如賈誼、尹更始，或專精古文字如張敞，都沒有想到把這本以“敘事”見長的春秋史書拿來解經應用於現實政治，所以使它以古文原貌保存在社會中。

一說《左氏春秋》出於孔府壁中。王充《論衡·案書篇》：

《春秋左氏傳》者，蓋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宮，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

但《漢書·景十三王傳》曾提到魯恭王劉余壞孔子舊宅，“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卻未記具體有哪些經傳。還提到河間獻王劉德“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此二王皆景武間人，而同時稍晚的司馬遷在《史記·五宗世家》中對這兩件都不算小的事卻隻字未提，不免令人起惑。王充之說很可能是出於對以下文字的誤解。劉歆《讓太常博士書》說：

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

這裡明明說孔壁所得只有《逸禮》和《書》，而《左氏》是藏於秘府的另外一事，二者只是因為同是古文而被相提並論。所以，由於《左氏春秋》長期潛藏，不為眾人所知，一旦被劉歆揭示宣揚，才引起那麽大的社會震動。

三

劉向、劉歆父子雖屬宗室，卻出自博學世家，於學術均“通達能屬文辭”，又熱心於時政。漢成帝河平年間，父子受詔“領校秘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術數、方技無所不究”。就在劉歆整理皇宮藏書的過程中，他才發現世間竟還有古文《春秋左氏傳》這本書。《漢書·劉歆傳》記載：

及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鹹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鹹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

劉歆發現了《左氏》，又對之進行研究整理，“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這時屬於今文的《春秋傳》共有公羊、谷梁、鄒、夾四家，能被立於學官的是公羊、谷梁。劉歆認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所以《左氏》的價值遠在二傳之上。為此他還向作為谷梁大師的父親劉向問難，對有些問題劉向也不能很圓滿地予以回答。於是在漢哀帝時，劉歆提出將《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等古文經典立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劉歆移書太常博士，對當時的學風展開批評說：

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

對劉歆立古文經典於學官的請求，那些今文博士們以輕蔑的態度不予置理，確實有“懷妒嫉”，“黨同門”的功名利祿之爭的成分，官學與利祿之途相連，任何既得利益者都不願被人分一杯羹甚至取而代之。但僅此不足以說明這場鬥爭的全部背景。正如金春峰先生所指出的：“正統經學在哀平以後，日益陳腐、煩瑣、僵化，引起了有創造革新精神的經學學者的嚴重不滿……劉歆指出這一時期經學的三種大弊病：(1)煩瑣；(2)信口說而背傳記，死守師說，陳陳相因；(3)脫離實際，隻知死啃書本，不懂國家大事。”[3](p466-467)

說劉歆在學術上具有革新或改良精神，確為至論。漢代經學投靠政治，必然產生兩大惡果，一是章句繁瑣冗雜，二是用陰陽五行解說微言大義。劉歆只能對前者盡力革除，而對後者仍不能自拔其中。

漢代經說，本來對經文加以音、形、義的詮釋，使人理解經典原意就行了。但自從立了諸經博士，每家博士再傳授弟子，於是就有了訓詁和章句。傳業者為能仕進，無不嚴守師法家法，必然造成章句繁多。《漢書·儒林傳讚》說：

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迄於元始，百有余年，傳業者寢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

章句繁多，在概念上作無謂推演，重枝葉而忽根本，喪失學術的真正精神，並且使人“幼童而守一義，白首而後能言”。正是對學術的嚴重危害，使劉歆這樣的清醒者奮起而對“經學中衰”狀況力圖挽救。

劉歆所作的《左氏章句》未能流傳下來，我們不知它比公羊、谷梁二家《章句》能有多大程度的簡潔精煉。不過我們看《漢書·五行志》中諸家對《春秋》經文的引申發揮，劉歆所言還是最為簡短明實。除以上所引桓公十四年一條外，我們再看僖公三十三年的例證：

“十二月，李梅實”。劉向以為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李梅當剝落，今反華實，近草妖也。先華而後實，不書華，舉重者也。陰成陽事，象臣專君作威福。一曰，冬當殺，反生，象驕臣當誅，不行其罰也。故冬華者，象臣邪謀有端而不成，至於實，則成矣。是時僖公死，公子遂專權，文公不悟，後有子赤之變。一曰，君舒緩甚，奧氣不藏，則華實複生。董仲舒以為李梅實，臣下強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冬，水王，木相，故象大臣。劉歆以為庶征皆以蟲為孽，思心蠃蟲孽也。李梅實，屬草妖。

又如僖公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一條：

《谷梁》以為閔公宮也，以諡言之則若疏，故謂之西宮。劉向以為僖立妾母為夫人以入宗廟，故天災閔宮，若曰，去其卑而親者，將害宗廟之正禮。董仲舒以為僖娶於楚，而齊媵之，脅公使立以為夫人。西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為此宮!誅去之意也。以天災之，故大之曰西宮也。《左氏》以為西宮者，公宮也。言西，知有東。東宮，太子所居。言宮，舉區皆災也。

例證頗多，不能盡舉。比較而言，劉歆或《左氏》的經說要更簡潔平實。其在大的義理上儘管仍不能脫西漢主流經學的範式，至少在形式上已在盡力扭轉章句冗雜之弊。所以王莽時下令減少五經章句，皆不得超過二十萬，已可見其效。

劉歆《左氏》學在形式上革新，內容實質上卻一仍深求大義的學風。這是因為作為一種社會思潮，當整個統治集團仍然把它用來作為維護統治的“利器”，當整個文化階層仍然對它篤信不疑，當它的結構性缺陷尚未能充分暴露而新的文化思潮尚未能取而代之的時候，它就會仍然以其強大的慣性而向前推進。劉歆所處的正是這樣一個時期。試想當漢哀、王莽、劉秀都在以圖讖緯書來經營自己的政治生命時，作為舊陣營一員的劉歆怎麽可能突破那種思維定勢呢?況且博士們攻擊“《左氏》不傳《春秋》”，劉歆要為《左氏》爭立學官，就必須能證明它也像其他二傳一樣可以發明聖人的“微言大義”。劉歆的《左氏》學已無書留存，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卻引用有數條，也許可以略窺一斑。

一是《左傳》十二公中，隱、莊、閔、僖四公即位時都未正式舉行典禮，《春秋》經文不記，《左傳》分別加以解釋。如隱公“不書即位，攝也”；莊公“不稱即位，文薑出故也”；閔公“不書即位，亂故也”；僖公“不稱即位，公出故也”。本來“稱”“書”是同義詞，都是“記載”的意思，劉歆卻於此大做文章，說：“恩深不忍，則傳言不稱；恩淺可忍，則傳言不書。”這種拋開詞語本意而故作艱深探求微言大義，不但主觀隨意，而且正是公、谷二家的解經方法。

二是《春秋》昭公八年“蒐於紅”，昭公十一年“大蒐於比蒲”。劉歆解經說：“不言大者，言公大失權在三家也”；“書大者，言大眾盡在三家”。本來有無“大”字，不過表示圍獵規模大小，《左傳·昭公八年》作“大蒐於紅”。以為是經文脫字的杜預之說已很合理，劉歆卻要尋出微言大義，所以孔穎達說劉歆“隨文造意，以非例為例，不複知其自違也”。

另外，孔穎達還多次批評劉歆“依二傳”來釋《左傳》。這都說明劉歆時期還很難說已形成了一個理論組織相對定型的古文學派，劉歆所做是為古文經典爭地位，同時也不能不按照意識形態的要求，使《左傳》等古文典籍今文化。

劉歆在哀帝時為《左傳》爭立學官的鬥爭失敗，其本人也被排擠出朝。平帝時，借助於王莽的政治勢力，古文的《左氏春秋》終於被立於學官。但這並不是學術鬥爭的結束，今文經學家不願輕易退出自己的官方獨佔地位和學術地盤。

四

東漢建立，繼承與發展劉歆《左氏》學的，首先是鄭興、鄭眾父子。《後漢書·鄭范陳賈張列傳》說(注：以下引文同者不另注。)：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天鳳中，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傳詁及校《三統歷》。

鄭興是兩漢之際人，曾在王莽時從學於劉歆門下，兼能今文古文《春秋》學，其學風特徵與劉歆也無大的區別。比如他初任更始帝劉玄屬下，劉玄入長安前，諸將都願留洛陽，獨鄭興勸之入關，理由是“《春秋》書‘齊小白入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意思是齊桓公當年未被以侯稱，是因為他尚未行宗廟大禮，名分未正。今更始應盡快入長安取得劉邦後代正統繼承人地位，才能收拾人心。對這段經文的解釋，與《左傳》無關，而近於《公羊傳》。其後鄭興西歸隗囂，為勸阻隗囂稱王，其說辭曰：“《春秋傳》雲：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囂，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這都是照搬《左傳》之語。後來鄭興東歸光武，因日食上疏，借天意而言政事之缺，完全是今文經學家的作派。如：

《春秋》以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人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今孟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其災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仍見，此乃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范》之法……

當然，鄭興雖用今文“義理”但仍留有底線，就是當面對光武帝說“臣不為讖”，思想上仍保有一種學者的清醒。

東漢時期，有關古文《左傳》的官方地位問題共發生了三次大論爭，雙方鬥爭之激烈，在中國古代的學術領域中是少見的。漢光武劉秀時期，發生了第一次主要是陳元與范升之間的辯論。據《後漢書·鄭范陳賈張列傳》：

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為《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台。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辯難，日中乃罷。

范升是今文《梁丘易》博士，他反對立《左氏》為博士的理由一是其“不祖孔子”，即不與聖人《春秋》有關；二是西漢先帝皆不承認其官學地位。後來，他又單獨上奏皇帝，補充了幾點不立《左氏》的理由：一是治《春秋》還有鄒氏、夾氏二家，如立左氏，其他也要爭立，會引起混亂；二是學術思想貴在統一，而《左氏》有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十四事，屬應絕之“末學”；三是開國未久，庶事草創，立《左氏》“非政急務”，可以緩議。此後，范升還奏上《左氏春秋》不可采錄三十一事。

起來與范升爭論的是陳元。陳元的父親陳欽從黎陽賈護得授《左氏春秋》，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應該也是《左氏》學的重鎮。而陳欽又是王莽的《左氏》之師，陳元“少傳父業，為之訓詁”。陳元上疏反駁范升，其要有二：一是“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谷梁傳聞於後世……掩其弘美”，所以《左氏》為優，宜立博士；二是若說先帝不以《左氏》為經，後主應因襲不變，那麽漢武好公羊而斥谷梁，漢宣卻獨學谷梁，即位後使之立於學官與公羊並存，所以“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

范升、陳元二人辯難“凡十餘上”，史書所載只是原則之爭，至於《左氏》不合五經“四十五事”及反駁的具體意見已不可聞。辯論結果，漢光武同意將《左氏》立於學官。在遴選博士時，大家提出四位候選人，陳元名列第一。光武“以元新忿爭”，即對立面太多，於是選用第二名李封為歷史上首位左氏博士。傳統的力量是強大的，“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喧嘩，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正好此時李封病故，給了光武一個台階，於是《左氏》爭立官學的努力又一次失敗。

到了東漢章帝時，由於《左傳》的社會影響不斷擴大，學術地位不斷升高，春秋“三傳”的進退消長進入轉折階段。古文學派正式形成，並反守為攻，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這其中的關鍵人物是經學大師賈逵。

賈逵學有淵源，為賈誼的九世孫。其父賈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賈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成人後“尤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秘館”。漢章帝本人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於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台。帝善逵說，使發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賈逵於是給章帝上奏疏說：

臣謹摘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余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以權變，其相殊絕，固以甚遠，而冤抑積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詁，藏之秘書。建平中，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谷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乾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為火德。《左氏》以為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為火，則漢不得為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

賈逵強調古文的《左氏》能夠直接為漢朝統治服務，有利於鞏固封建的綱常倫理控制；說《左氏》合於圖讖，為劉氏天下提供了天命依據。這些都與今文《公羊》沒有太大區別，同者“什有七八”，那麽《左氏》也應該被立於學官。賈逵吸取了劉歆失敗的教訓，隻正面宣揚《左氏》之長，而盡量避免“詆挫諸儒”，以減少今文學家的阻力。但是仍有《公羊》大師李育起而抗擊賈逵。

據《後漢書·儒林列傳》，李育“少習《公羊春秋》”，“知名太學”。他“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為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這裡值得注意的是，作為東漢一代今文經博士之一的李育，反而以重“理體”自詡而攻擊古文經學“多引圖讖”。建初四年，在著名的白虎觀會議上，李育、賈逵二人再次展開論爭。李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為通儒”。

關於賈逵、李育二人“難問往返”的具體內容已不得而知，但有一點我們是清楚的，即隨著東漢時期經學和經學大師所具有的崇高聲譽和社會地位，不管是今文學家還是古文學家，他們儘管在學術風格上有些差異，但目的都是為皇朝提供治國經略的指導，越來越投靠政治，雙方的對立，實質上成為功名利祿的正統之爭。賈逵時代古文學派正式形成，他為《左傳》作注，雖然比較注意名物訓詁和對歷史事實的說明，但在治學整體上仍然重在義例，強調微言大義，而且有時甚至直接引用《公羊》、《谷梁》對經文的解釋。前者如對“春秋”二字的解釋，賈逵說：

取法陰陽之中。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

這完全是今文學風，未脫董仲舒所奠定的經學傳統。比較一下後來杜預《春秋序》的解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西晉學術格局已變，杜預之說才如此平實。關於後者我們試舉一例。如《春秋經》桓三年“春正月”，無“王”字，賈逵解釋說：“不書王，弑君、易祊田、成宋亂，無王也。元年治桓，二年治督，十年正曹伯，十八年終始治桓。”這裡幾乎全用《谷梁傳》的說法。同年經“有年”，本意是五穀豐登。賈逵從義例出發解釋說：“桓惡而有年豐，異之也。言有非其所宜有。”這種說法是本之於《公羊傳》。

所以，《春秋》今文和古文兩派既互相排斥，又互相吸收融合，正是基於它們基本路線的一致。由於《左氏》不斷出現有代表性的經學大師，特別是《左傳》自身所固有的歷史文化傳統和道德價值逐漸為學術界所認同，其影響越來越大，使漢朝統治者不能再漠然視之。史載漢章帝“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他在建初元年令賈逵自選《公羊》嚴、顏二家的高才生徒20人教以《左氏》。八年，漢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徒受業學習《左氏》、《谷梁》、《古文尚書》、《毛詩》，又任賈逵所選弟子、門生為郎官。從此，《左氏》等古文經“遂行於世”，傳播日益廣泛，“學者皆欣欣羨慕焉”。但是，終漢之世，古文經如《左氏》等卻終於未能立於學官，這也算是漢統治者對經今古文兩派之爭所采取的一種調和平衡手段吧!

五

漢代經今古文之爭的最後一幕，發生在兩位經學大師鄭玄與何休之間，時間在東漢晚期，焦點仍然在《春秋》三傳的優劣長短上。清人皮錫瑞《春秋通論》說：

漢今古文家相攻擊，始於《左氏》、《公羊》，而今古文家相攻若仇，亦惟《左氏》、《公羊》為甚。四家《易》之於《費氏易》，三家《尚書》之於《古文尚書》，三家《詩》之於《毛詩》，雖不並行，未聞其相攻擊。惟劉歆請立《左氏》，則博士以左丘明不傳《春秋》抵之。各經皆有今古文之分，未有相攻若《春秋》之甚者。

對於這種現象，錢穆先生在《國學概論》中認為，《易》、《詩》、《尚書》、《逸禮》的今古文典籍之別，皆在篇章多寡之間，“《春秋》則公羊與左氏絕殊，遠非文字異同篇章多少之類，在當時自為相爭焦點。今文博士斥左氏‘不傳《春秋》’，未為誣讕。然謂公羊口說相傳，源於子夏，即亦不可信耳。則二者之爭，豈不如五十步之與百步?公羊空談，終不如左氏實事。故左氏雖見抑遏，未得立官，而私學日盛，卒以大行。則其是非得失之數，固不操於漢廷之博士，而實操於學術之公評也”。

錢先生所論極是。漢代經今古文的爭點在《春秋》三傳，而三傳之間的門戶之爭又都集中在《左氏》是否得聖人真意而“傳《春秋》”這一問題上。《左氏春秋》本是一部內容巨集富的史著，與經學無涉，劉歆校秘書初見，以其流傳未廣，必須借經學用世之意推行。所以請立官置博士，以《左氏》依傍今文家的思維窠臼取媚人主。當時博士們實際並不了解《左氏》，或不肯置對，“猥以不誦絕之”。東漢時期雖然古文《左氏》終未能被立於學官，但依靠其自身的學術價值，社會影響日益擴大，“私學日盛”。范升、陳元之爭，李育、賈逵之爭，作為今文學家的范升、李育對《左氏》都不能不認真對待，都不能不讀《左氏傳》然後上奏其失。作為古文學家的陳元、賈逵雖然學理優勝，但仍以立於學官依附政治為張勢根本，在思想路線上仍竭力從《左傳》搜索微言大義甚至附會讖記以立論於朝廷。但這種情況到了桓靈時就發生了改變。今文經十四博士雖借官學的有利地位，但並未能阻止其經學日益陳腐、煩瑣、僵化而走向破產。相反，以私學面目出現的古文經學卻一派生機，習者日眾。於是，兼通今古二學的鄭玄不再爭是非於朝廷，而是以學術辯論的方式給了固步自封的今文學者以最後一擊，並以古文學為根底而兼融了今文學，成為漢學的集大成者。

鄭玄字康成，晚於賈逵約百年。早期入太學“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後又以馬融為師，曾“考論圖緯”。可見鄭玄學問基礎相當廣博，並不專守一家師法。關於鄭玄的學術貢獻，《後漢書·鄭玄傳》有一簡要評論：

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

具體而言，就是鄭玄遍注群經，既有古文，又有今文，還有緯書，成為漢代經學的集大成者，號稱“鄭學”。他平生著述百餘萬字，其中《毛詩箋》、《三禮注》被完整保存入《十三經注疏》，影響最大。在學術史上鄭玄還有重要一筆，就是他和何休關於《春秋》三傳的辯論。

何休是漢代公羊學最後一位大師，《後漢書·儒林列傳》說他“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窺門，十有七年”，“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廢疾》”。這是何休有憾於李育與賈逵論爭而未能佔上風，面對《左氏》更為勃興《公羊》退無可據的局面，於是有以攻為守負隅頑抗之舉。對此鄭玄奮起反擊，作《發墨守》、《起廢疾》、《箴膏肓》以反駁之。何休見到鄭玄駁論，頗為不平：“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這也從側面說明鄭玄的經注是混糅今古文家法，強為混合，以“整百家之不齊”。雖然鄭玄的訓釋取得很大成就，為後人解經奠定了基礎，但受時風影響，他也用讖緯之說附會經文，有不少迂怪之談，故何休於此不能不有所感歎。

何休與鄭玄的論爭之文，後代逐漸散佚，僅在清人輯佚書中散見數條。今試舉一例：《春秋》襄十二年“作三軍”，這是指魯國季氏立三軍而三分公室。何休《左氏膏肓》說：“《左氏》說雲尊公室。休以為與舍中軍義同，於義《左氏》為短。”這次事件當然是卑公室，其建立中軍與以後昭公五年“舍中軍”即廢除中軍意義相同，都是魯國三桓的削弱公室之舉。但何休所說不確，《左氏》行文並無“尊公室”之意，所以鄭玄在《箴膏盲》中反駁說：“《左氏傳》雲‘作三軍，三分公室各有其一’。謂三家始專兵甲，卑公室。雲《左氏》說雲尊公室，失《左氏》意遠矣。”鄭玄以事實澄清了何休之誣。

參加這場爭論的，還有另一位著名古文大師服虔。服虔字子慎，他最著名的著作是《春秋左氏傳解誼》三十一卷。鄭玄遍注群經而不注《春秋》，據說與服虔有關。《世說新語·文學》載：

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己注傳意，玄聽之良久，多與己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吾。”遂為《服氏注》。

服虔《解誼》目前僅有輯本，佚文主要來自唐朝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所引。從中可以看出，服虔比較重視對史事名物的解釋訓詁，比如注重對古代禮製的解釋，多取鄭玄《三禮注》而用之；比如注重對文字的訓詁和字句的疏通，這都為後代的《左傳》研究開啟了正確的方向。服虔還作有《春秋左氏膏肓釋屙》十卷、《春秋漢議駁》二卷等，都是針對何休的論辯性著作。

這最後一輪圍繞《左傳》的大論爭，結果“古學遂明”，“自是《左氏》大興”[7](《敘錄》)。不但確立了《左氏》在“三傳”中後來居上的主流地位，而且基本結束了綿延200余年的經今古文學之爭。王國維先生說到漢魏之際，“今文學日微，而民間古文之學乃月興日盛”，“漢家四百年學官今文之統，已為古文家取而代之矣”。[8](《漢魏博士考》)到了魏晉，《左傳》“遂行於世”，公羊、谷梁“但試讀文，而不能通其義”，“殆無師說”。[9](《經籍志一》)

綜合以上考察，我們似乎可得出以下幾點基本認識：

一是任何學術流派都不能脫離時代思潮而獨立行世。在漢代大一統的政治格局下，作為整體計程車階層已難於再堅持“守道而不從勢”的立場，必然造就出大量的“仰祿之士”為王朝提供意識形態服務。在這種背景下，以陰陽五行為特色的官方經學大為盛行，而經學的官僚化、政治化又必然導致其僵化、煩瑣、陳腐的弊端，伏下盛極而衰的種因。

二是後出的古文學派因其扎根於民間而具有天然活力。但它們為求得官方承認以冀獲得優遇，不惜俯就政治，一方面在思想路線上向官方經學靠攏，如竭力從《左傳》中探求聖人的“微言大義”，甚至以讖緯獻媚當朝；一方面與經今文學派展開功名利祿的正統之爭。至於古文典籍中所蘊含的傳統文化和道德精神，並未引起漢代學者的更多注意而予以開發。

三是漢代經今古文學只有相對的區分。後人往往以清代學術上推比附，如錢穆先生批評所說：“謂當時今古壁壘，若何森嚴，彼此界劃，判若鴻溝，尋其淵源，為之部署，將以辨孔學之真相，決是非之定讞，則亦徒勞之事也。”[10](第四章)實際上漢代今古兩家，只是表面上水火不容，更多的卻是互相滲透，界限並不明顯。《谷梁》屬今文還是古文，歷來說不清楚；《左傳》解經，亦用《公羊》之義。正由於此，才最終形成兼通諸家的鄭玄之學。

四是漢代經今古文之爭實際上成為中國古代學術潮流的一個縮影。錢穆先生論漢代學術說：“無今文之啟行，則經學無向榮之望。無古文之後殿，則經學無堅久之效。此自學風推移，與時消息，非盡人意。”[10](第四章)在中國古代儒學一統的思想統製之下，其內部不同流派的爭鳴論辯成為推進意識形態不斷充實革新矯枉置換的途徑和手段。特別是民間的學術力量以其實事求是的新鮮活力，不斷向僵化的官方教條進行衝擊，從而推動古代學術向前發展。

原文參考文獻：

[1]孫欽善.漢代的經今古文學[J].文獻，1986，(2).

[2]祝瑞開.兩漢思想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3]金春峰.漢代思想史[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4]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2.

[5]魏收.魏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

[6]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

[7]陸德明.經典釋文[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8]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四[M].北京：中華書局，1959.

[9]魏征.隋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3.

[10]錢穆.國學概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龔留柱. 漢代對《左傳》的發覆與研究[J]. 史學月刊, 2003(1):7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