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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網|互聯網“社會折疊”:我們一邊狂奔,一邊害怕被“系統”異化

作者:葛鑫

編輯:康曉

出品|深網·騰訊新聞小滿工作室

上周引起產業界與社會大眾交叉關注的話題,來自人物報導《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裡》。在各種討論聲音背後,一個問題值得思考:這樣一篇缺少滴滴順風車那樣的新聞由頭,只是把多年來被討論過很多輪的一個爭議話題重新放大、重複解讀的文章,為何會突然被互聯網圈人士集轉運站發?

在此次報導引發的對外賣行業廣泛討論中,有人講“市場競爭,效率優先”,也有人講“資本唯利益至上”。這個話題之所以引起互聯網圈普遍關注,背後切中了2020年的極不尋常開端之後,互聯網從業者們的普遍不安和焦慮心理。

科技互聯網行業在經過多年的高速增長之後,人口紅利已經消失殆盡,市場趨於飽和,創新愈發艱難,競爭格局逐漸固化,所有參與者都害怕被時代拋棄,無法成為獲益者。而在殘酷的商業競爭支配下,參與者又無法停下狂奔的步伐。

但另一方面,基於技術、算法和數據之上的各種系統,正在持續支配我們的工作、決策、消費、甚至生活方式,而且這種系統看上去已經不可逆轉。系統合利,卻不一定合理、合情,我們開始擔心人可能會被系統異化。

如果把視角拉的長一些,不妨把科技與人文鬥爭的古老話題重啟拾起,從工業革命甚至人類更早歷史發展進程中重新審視《困在系統》一文所提出的問題,以及社會討論所涵蓋的希冀。

反抗被“系統”異化

在《困在系統》一文引起廣泛討論之前,大眾對科技的質疑,有過兩個並不久遠的案例。

一個發生於2014-2015年間,就是人們關於人工智能(AI)是否會威脅人類生存安全,特別是對其剝奪就業崗位的討論,這一波討論所涉及的企業與行業更為廣泛。

一個發生在2016-2017年間,就是人們還記憶猶新的關於“算法是否應該有價值觀”的討論,主角是靠算法推薦成為流量巨頭的今日頭條。反對聲音認為,“投其所好”的算法,會讓用戶的判斷力與趣味不斷降低。

迄今為止的這些討論,一個引起人們廣泛焦慮的焦點是:科技(算法)是否會使得人類異化?

在外賣騎手的案例中,其人性“異化”的表現,就是被最優算法所控制,不惜拿生命冒險來奪路狂奔,以降低送餐時長。文中有一句渲染感情的話,把這種科技對人的“異化”描述的惟妙惟肖:“他說,在爆單時送餐,送到最後,整個人都麻木了,全憑本能在跑,沒有了人類的情緒反應。”

實際上,“人的異化”這個詞,最早出現於19世紀,在二戰之前達到高潮。

歷史學存在的意義,就是使得後代可以把自己的命運放在一個更長久的畫卷中去思考——原來我我們不只是活在2010年以後的那個世界,我們也活在1910年後的那個世界,也是1810年後的那個世界。

因此,我們首先可以看一下,人類社會的前人智者,是如何看待這一問題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人類開始了大規模反思現代化,其中傑出的代表,就是在1930年代出世的兩部文藝作品:卓別林的《摩登時代》與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

《摩登時代》第一次把19世紀的哲學命題,用大眾都能理解的直觀方式展現了出來:到底是科技為人服務還是人為科技服務?

而赫胥黎則在《美麗新世界》中說道:人們會漸漸愛上那些使他們喪失思考能力的工業技術。

事實上,這兩部文藝作品之前,在西方普遍沉醉於科學樂觀主義的19世紀,德國的思想家先知們,就對科技與人類福祉的關係進行了最深入的探討。

談到科學技術進步對人類的異化命題,馬克思提出的解決方案是成立工會與資本方抗衡,卓別林正是深受其影響而走上了迥然於好萊塢的電影道路,並因此成為了歷史上唯一一個被美國政府驅逐的美國電影導演。

在這個命題上,深入思考的還有尼采。作為西方哲學的轉折點,尼采深入到個體的精神世界中去,用最具感染力的話語揭示了科學技術所引領的現代化社會,給人性帶來的異化。比如:

“一切時代中最勤勞的時代——我們的時代——除了愈來愈多的金錢和愈來愈多的勤勞以外,就不知道拿它的如許勤勞和金錢做什麽好了,以至於散去要比積聚更需要天才!”——《快樂的科學》第21節。

在互聯網改造一切的2010年代,一線城市的白領,特別是科技公司員工對此或許有所感受,對爭分奪秒習以為常,並且發明了一系列自我調侃的職場“黑話”:996,007,白加黑,夜總會,社畜……..

實際上,我們必須承認,豈止是外賣騎手,我們生活在大城市的絕大部分人,都在狂奔,同時也被“異化”著。

小米成功之後,雷軍曾經有一句話被廣為傳頌:“如果不是出身富貴家庭,忠誠和勤奮是你成就事業的唯一機會。” 這話沒一絲雞湯溫度,卻是無法反駁的真理。

我們可以把雷軍的話換一個說法就是:“如果不是出身富貴家庭,忠誠和勤奮於一個系統,是你成就事業的唯一機會。”

坦率地講,商業系統永遠是追求最高效率的,它們的區別僅在於其社會價值能否Cove住“系統”異化人類個體之“惡”。如果說《摩登時代》和《美麗新世界》對命題上的展開還不夠深入的話,《西部世界》則以一種石破天驚的方式,將這一命題揭示了出來。

《西部世界》是歷史上第一部人類完全給人造人當配角的電影/電視劇。在一句熱情洋溢的“Welcome to WestWorld”背後,是人性的惡在“系統”內被無限放大,其對社會價值的損害已經遠遠超過其產生的商業價值。

此外,《西部世界》還在“科技使人異化”這一命題上進行了迄今為止最為深遠的探索:因被反覆殺戮而實現覺醒的人造人,最後在人格上超越了被異化得最嚴重的人類。

雙方獲益的“無限遊戲”

經濟學家隻考慮效率,而哲學家們則傾向於認為:資本主導的人類社會,是一種沒有歷史感的人類發展模式。它要求不斷刺激人們的欲望而掩蓋人們對自身價值的思考。

哲學家讓人仰之彌高,《困在系統》一文,很明顯也是站在人本主義立場上去揭示問題,這也是其價值所在。

然而,如果我們將視角由“個體視角”切換為“系統視角”,問題就會變得複雜起來。帶有“惡”屬性的系統,可以被砸爛嗎?一般不能。

如果“系統”是必須的,那麽要將其效率定為多高,才會達到效率與人性化的最佳平衡?沒有人知道。

《困在系統》一文中的“系統”,顯然與15年前那篇讓史玉柱火冒三丈的《系統》不是一回事。實際上,該文是把之前兩輪關於科技發展弊端的討論,提升到了“系統”層面。

“系統”本質上就是有明確目標、追求效率組織。

經過幾十年的思辨,很多國人已經意識到:近代中國受西方列強欺侮,不是經濟落後,不是文化落後,甚至不是因為武器落後,而是組織能力落後。實際上,“文化臻於極盛”(陳寅恪語)、大臣可以隨便懟皇帝的北宋,也正是由於其組織力的軟弱不堪,使其成為了無論在對外抗敵和還是對內建設方面,都是中國歷史上最弱的統一王朝。

上文提到,《困在系統》這篇並沒有新聞熱點支撐的文章,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社會關注,一個重要原因是引起了做著“中產夢”的互聯網從業者對騎手基層群體的擔憂。

2016年,郝景芳的《北京折疊》獲得第74屆雨果獎最佳中短篇小說獎,仿佛就是一個時代的暗喻。這部獲得科幻小說獎的作品,實際上是披著科幻的外衣,講了一個不甘命運固化的內核。我們大可以把主人公——穿梭於三個空間的垃圾工老刀,看成是穿梭於城市大街小巷的騎手。

獲得2020年奧斯卡最佳影片的韓國電影《寄生蟲》,就是直接反映韓國人這一焦慮的優秀作品。實際上,很多韓國影迷認為,導演奉俊昊迄今的最佳作品並非《寄生蟲》,而是在韓國階層固化這一命題上表達得更為有力的寓言式電影——《雪國列車》。

作為一部外國電影,《寄生蟲》能夠斬獲奧斯卡最佳影片獎,與美國國內思想動態也indivisible。實際上,十多年以來,美國媒體已經掀起了多輪關於“階層固化”的討論。

比如,在2011年9月17日美國的憲法日這一天,數千名美國群眾,跑到美國的金融中心——紐約曼哈頓的華爾街上,拉起大旗,高喊口號:“我們是美國99%的民眾,但國家財富卻被那1%的人所佔據。”

這場“佔領華爾街”運動,後來席卷了美國847個城市。在運動爆發之後,CNN就做過一個統計:在2010年,計入通貨膨脹因素,美國中產階級的收入比2000年下降了7%,幾乎與1990年持平。有15.1%的美國人口生活在貧困狀態,有近5000萬美國人沒有醫療保險。

換句話說,美國社會,早已經“折疊”。而比“折疊”現實更令美國學者焦慮的是,則是階層固化,低層人群階層躍遷希望渺茫。

2016年,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曾經擔任過美國政治學協會主席的哈佛大學教授羅伯特·帕特南,經過對107個家庭的採訪出版了一本書,名為《我們的孩子:危機中的美國夢》。他的結論是:美國式貧窮已經深深地和階層綁定在了一起,出身不好的,再怎麽努力,也實現不了自己的“美國夢”。

無獨有偶,美國哈佛大學的黑人助理教授安東尼·亞伯拉罕·傑克(Anthony Abraham Jack),在2019年3月出版了專著《 幸運的窮人:精英大學何以讓弱勢學生失望》。作者從教育資源的角度講述了美國社會的巨大階層鴻溝,以及寒門再難出貴子的事實。

而長期以來,科技互聯網的發展,為我們提供了命運和階層躍進的可能,寫滿了草根“逆襲”的故事。

2017年,趣店在美國上市。敲鍾現場,創始人羅敏說出了憋在心裡很多年的話:寒門出貴子。趣店創業的起點,就是從羅敏在大學挨個宿舍推銷消費貸,與外賣的掃街模式很接近。我們再把眼光挪近一些,正在準備上市的喜茶,規模已經緊逼名創優品的諾米,其創始人都是寒門貴子,後者只有小學學歷,卻依然拿到了徐新的投資。

實際上,科技發展同時也帶來工作機會的爆發,外賣騎手這個群體的存在就是最好的案例——在疫情最嚴重的區域和時間段,正是數百萬外賣騎手,保證了包括醫務人員在內的人們的日常飲食,同時自身也獲得了商業回報。

在疫情影響下艱難的2020上半年,外賣行業和騎手群體迎來了自己的高光時刻,政府表彰,百姓點讚,一躍成為了中國人生活中的“基礎設施”。

這樣的創業故事現在在美國是幾乎沒有的。實際上,包括美團創業初期所模仿的美國互聯網公司Groupon在內,幾乎所有進入中國的美國互聯網公司都折戟沉沙了。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其“系統”的效率輸給了中國創業者。

對於志在改變自身命運的人來說,科技大產業包括外賣這個大“系統”的效率不斷提升,依然是一個最有利途徑。因為效率增長,就意味著新的機遇。

在2020年代的門檻上看,科技引領“系統”效率提高,會“反噬”人類,同樣,“系統”效率下降,也會“反噬”人類。

如果把騎手的視角和“系統”的視角結合起來看,包括騎手在內的我們,與“系統”的關係,其實是互相依存的關係。幾十年來,正是因為大大小小系統的高效率運轉,使得現在的社會發展依然充滿活力;同樣,也正是因為包括媒體助力之下的對個體命運的關懷,迫使系統在不斷著作出自我優化。

《困在系統》一文發酵已近一周,從目前的結果看,騎手與“系統”或許能取得新階段的雙贏。

現在,越來越多科技互聯網公司強調社會責任,其涵義並非是出發姿勢就人畜無害,或者拿出點利潤做慈善,而是平台方是否願意在效率不斷迭代的同時,願意接受輿論監督而作出具有人文精神的產品迭代。表面上看,這種迭代會暫時讓“系統”降低效率,但長遠看,這為“系統”的長期存在提供了保障。

如此,一種雙方獲益的“無限的遊戲”,才可以進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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