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李迅雷
最近我關注到有兩個頗受熱議的現象，一個是淄博成為網紅打卡地，原因是淄博燒烤非常火爆，吸引了全國各地遊客去淄博品嚐燒烤，導致當地遊客爆滿。另一個是三月份出口出現超預期反彈，增速達到14.8%，這是讓一季度GDP達到超預期4.5%的主要因素。有人認為，燒烤熱背後是地方政府在推波助瀾，出口反彈是因為對東盟的出口大增35%，說法各異。我覺得，當下讓經濟活起來是最重要的，不能期望出一妙招就能把所有問題都解決了。
未通縮，但要防止“流動性陷阱”
今年一季度新增社會融資規模達到14.5兆元，其中新增人民幣貸款達到10.7兆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36兆元，創下歷史新高。M2增速為12.7%，但三月份的CPI卻只有0.7%，PPI為-2.5%，如此巨量的貨幣，卻對應如此低的通脹率，似乎貨幣消失了。當然，我不認為已經進入通縮階段了，畢竟需求還處在恢復階段。
從2023年一季度央行城鎮儲戶問卷調查結果看，居民未來收入信心指數仍處在收縮區間，處在近十年的較低位置。但這顯然難以通過貨幣的寬鬆就能實現。所謂的流動性過剩，就是貨幣量增長過快，銀行機構資金來源充沛，僅一季度居民存款就增加近10兆元，同時居民的資管產品持有餘額下降。這有點類似凱恩斯提出的所謂“流動性陷阱”。
但與凱恩斯古典或狹義的“流動性陷阱”定義不同，克魯格曼（Paul Krugman） 認為，代表流動性的不僅僅只是狹義貨幣，也可以是廣義貨幣；導致貨幣需求無限大的原因並不一定僅僅是人們的流動性偏好，也可能是其他的因素。他把“流動性陷阱”的本質歸結為一個“信心”或預期問題。
過去，在同樣的低通脹下，M2的高增長至少還能對應資產價格（如房價）的上漲，如今，從資產價格到實物價格都在走弱。既然貨幣政策對通脹已經鈍化，那麽，貨幣政策對於經濟領域的流動性改善作用也有限，寬貨幣未必能夠帶來寬信用。
因此，除了保持貨幣流動性的充裕適度（估計接下來的三個季度信貸或社融的增速會下行），還需要增加實體經濟的流動性，簡言之，就是讓物流、人口流變得更加暢通，流量最好能超過疫情之前的2019年。
即將到來的五一長假，預計出行的人數會超過2019年，這是因為過去三年受疫情影響，不少人存在被病毒感染的顧慮。而這次長假，絕大多數人都不再擔憂疫情了。問題在於，這類的恢復性消費告一段落後，是否還會出現隨之而來的“擴大消費”？
最近，淄博燒烤成為社會的熱議話題，據美團數據顯示，4月14日去淄博的火車票訂單數量已經達到今年春運的兩倍，當地政府新增21條燒烤公交專線，淄博五一住宿預訂量比2019年上升了8倍。儘管大規模燒烤對環境的影響肯定是負面的，但民以食為天，如果經濟一蹶不振，環境再好也不能增加老百姓的幸福感。
淄博燒烤走俏的背後，反映了老百姓對出行自由和消費自由的嚮往。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各地對於城市的違章建築、路邊亂擺攤位的管控比較嚴格，從市容市貌、食品安全等角度看，這確有一定必要。但是，當就業壓力增大、居民生活成本上升時，孰輕孰重還是容易辨別的。據說淄博政府對於前來淄博的遊客非常友好，這也體現了政府部門對草根經濟的呵護，流量經濟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
隨著疫情陰影的淡去，大家都很關心客流量，包括公路、鐵路、航空等客運量和地鐵的客流量等。這既反映經濟的恢復程度，又是信心指數。例如，2019年3月份我國客運總量為14.3億人次，而到了2022年的3月份已經降至4.2億人次，說明受疫情影響，人口的流動性大幅下降，對應GDP的增速也從2019年的6%，降至2022年的3%。今年以來，出行人數逐月大幅增加，反映了經濟復甦的步伐也在逐步加快，對應著我國經濟GDP的增速也將顯著回升。
新發展格局：實質是流動性暢通
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十四五規劃就提出來的經濟高質量發展目標。而要讓雙循環能夠暢通循環，就需要保持良好的流動性。而要保持流動性的暢通，並不是件簡單的事。
例如，人口流動性的暢通，需要有就業機會、消費能力等作保障。例如，2022年，我國人口首次出現負增長，而且，外出農民工數量隻增加0.1%，也就是17萬人左右，增速明顯下降。從今年3月份數據看，儘管調查失業率還是穩中有降，但16-24歲勞動力的調查失業率高達19.6%。年輕人是消費的主力，但年輕人失業率明顯偏高，不利於擴大消費。
此外，2022年城鎮化率隻提高0.5%，為65.2%，說明我國的城鎮化進程已經明顯下降。為此，必須采取更寬鬆的政策，降低大城市入戶門檻，提供配套的公共服務，讓更多的人口流動起來。
今年3月份的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的生產指數增長了12%，說明人口和貨物的流動性已經有很大改善。一季度國內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也有5.8%的增長，其中餐飲則接近14%的增長。不過，消費充其量還只是恢復性增長，與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放在首要位置”的目標仍有差距。
此外，網上實物消費的增速超過8%，佔比接近25%，由此帶來快遞行業從業人員數量的大幅增加，而實物店的從業人員數量相應減少。根據全國總工會的統計，全國外賣員、快遞員、專車司機等人員數量為8400多萬人，佔全國城鎮職工總數的20%。所以，“流動創造價值”並不誇張。
從貨物的國際流動性方面看，一季度進出口依然保持增長，其中出口增長8.4%（人民幣計價），而且民企的出口增長更快。從出口貨物的流動路徑看，對歐美的出口總體出現負增長，但對東盟和東歐的出口大幅增加。
在信息的流動性方面，信息傳輸、軟體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增長了11.6%，說明信息流依然保持高增長；今年一季度GDP能實現4.5%的增長，主要靠服務業，增長了5.4%，這更能說明流動性的改善對GDP的拉動作用。
當然，一季度的經濟反彈在預期之中，說明我國經濟在疫情好轉之後恢復頗為順利。但恢復之後能否維持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暢通，能否讓資金流與實體經濟緊密相連，仍是需要通過各種政策手段和創新舉措去優化。
流動性分層現象：如何應對？
三年以前，我曾就社會融資市場的“流動性分層”現象進行解析，認為社會融資規模大是因為貨幣流向資產領域而非實體部門，以此來解釋為何房價漲而通脹低的原因，所謂的“水往高處流”。而當今我們面臨的，一方面是實體經濟的現金流偏緊，地方政府、房地產等非金融企業的債務壓力大，另一方面，則是銀行等金融機構面臨“資產荒”，即雖有錢但缺乏可以配置的資產，貨幣空轉的現象十分明顯。不僅通脹率低，而且房地產和金融資產都出現了總體估值水準下移的現象。
上述是對社會融資的流動性分層現象的解釋。事實上，流動性分層不僅存在於金融領域，在就業、投資、消費、區域經濟等方面，也出現明顯的分層現象。例如，我國的奢侈品消費佔全球的份額，在35%左右，大約是我國人口佔全球比重的兩倍；同時，我國居民消費對GDP的貢獻卻顯著低於全球平均水準。
又如，隨著經濟的恢復增長，今年我國就業狀況總體良好，但一季度年輕人調查失業率接近20%，與整體的5.3%的失業率水準相距甚遠。今年高校畢業生人數將達到1158萬，如果不采取相應的舉措，則到了7月份以後，年輕人就業壓力會更大。
再如，我國的人口流向與投資流向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反向關係，從區域的人均固定資產投資比例看，呈現越往西，人均投資規模越大的現象，即人口向東，投資向西。其結果是西部的地方債務壓力加大，償債能力減弱。
流動性分層現象如果越嚴重，則對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就越大。如今年我國的貨幣政策定位是“精準有力”，說明原本作為總量政策的貨幣政策，需要借助結構性施策來達到預期效果。
如何讓人口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暢通地流動起來呢？關鍵還是要優化結構，同時避免過度的行政乾預。例如，現在中央已經對各地城市要上馬的地鐵項目進行嚴格控制，規定預期客流量要達到一定規模後才能建造。畢竟我國總人口已經出現負增長，到2050年預計總人口將減少兩個億以上，今後人口集中度的提高是大趨勢，這意味著未來很多地區的大量基礎設施，如鐵路、高速公路和城市軌交等都會被閑置。
通常大家都接受這樣一個觀點：想要富，先修路。但是，修路是有成本的，尤其修高鐵和高速，成本非常高。如果修好的路沒有幾輛車在跑，還不如不修？如果把這些修路的費用用來促消費，增加居民的養老金收入，是否更好？例如，貴州的高速公路總裡程到2022年末，已經達到8331公里，作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的日本，高速公路總裡程只有7800公里。但貴州2022年的GDP總量不足日本的十五分之一。
當前，貴州的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已經引起全社會的高度關注，並由此引發投資者對各地城投債信用問題的擔憂。因此，基礎設施建設固然重要，但流動性更重要，流動性涉及到社會信用體系的穩定，如果因為超前基建投資而帶來資金流的阻斷，可能會引發區域性乃至系統性金融風險。
目前，基建的投資回報率越來越低，而且拉動經濟的乘數效應也越來越差。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消費上的公共投入的乘數效應遠遠超過投資，如消費券的乘數效應大概是三倍，而西部地區固定資產投資的乘數效應可能只有1倍左右。從流動性的角度看，促消費的效應遠遠超過投資。
因此，還是得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對市場要有敬畏之心，地方政府尤其要學會“流動性管理”。人口流動從表面看會加劇區域間的發展不平衡，但人口流動的動力卻來自於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符合市場底層的經濟利益最大化邏輯。因此，人口自由流動的結果，是縮小收入差距（落後地區人口減少，人均耕地面積擴大，人均資源擁有量增加），這不是與共同富裕的目標相一致嗎？
總之，要形成新發展格局，保持內外部的流動性暢通很重要，這就需要發揮好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政府部門更多采取支持和引導好資金流、物流、人口流和信息流的舉措，順勢而為，多采取疏導而非堵截的辦法。
(本文作者介紹：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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