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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正門!助貸大時代來臨,金融科技洗牌將至

過去一段時間裡,助貸被推到了風口浪尖之上。

去年11月,據媒體報導,銀保監會發布《商業銀行互聯網貸款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預計助貸監管很快將落地。

本月早些時候,浙江銀保監局下發了《關於加強互聯網助貸和聯合貸款風險防控監管提示的函》。

表面上,監管部門在收緊助貸,但從上述檔案的精神來看,更多是立足長遠、規範發展。

正因為如此,監管部門在抓緊制定助貸監管規則的同時,也打開了發展助貸的正門。

在去年底頒布的《關於做好網貸機構分類處置和風險防範工作的意見》(175號文)中,監管部門提出,“積極引導部分機構轉型為網絡小貸公司、助貸機構或為持牌資產管理機構導流等”。

最新消息顯示,在凍結長達一年多之後,有地方監管部門已著手重啟網絡小貸新設牌照審核。而網絡小貸一直是助貸業務的重要推手。

綜合上述監管動向,可以得出的一個結論是,助貸得到了監管的認可和鼓勵,即將迎來規範發展的大時代。

或許監管部門已經意識到,在網貸業務被全面收緊之後,再不開正門,將很難遏止“超利貸”、“套路貸”等非法業態的蔓延,從而造成更大的負面影響。

宜疏不宜堵。只有通過規範發展助貸,讓正規軍有序進場,才能最大限度消滅不合規的金融活動。

更進一步,以金融科技公司作為輔助、以金融機構作為主導的助貸模式,將成為中國零售金融和普惠金融的主流。

我在近期多次提過這個觀點:資產端的創新,或者說基於資產端的金融科技,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和市場前景。

那些資產端能力突出的網貸平台,以及專業的金融科技服務商,有望在即將到來的這個助貸大時代彰顯自己的價值。

助貸崛起:互金的歷史貢獻

關於助貸,尚沒有統一定義。本文所探討的助貸是廣義的概念,囊括了純粹助貸(不參與出資)和聯合貸款。

梳理中國助貸模式的起源,往往會追溯到2007年。那一年,國開行與深圳中安信業開啟了“銀行+小貸”的助貸模式,阿里巴巴與建行、工行合作推出了“銀行+電商”的助貸模式。

彼時,這兩種助貸模式都有其局限性,無法大規模推廣開來,主要原因是中國小額信貸與電子商務都在早期階段,助貸的發展土壤還不夠成熟,同時商業銀行對這類業務的接受度偏低。

助貸模式的全面崛起,要等到2013年——互聯網金融元年之後。

互聯網金融的發展,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金融市場的面貌。在信貸領域,大量從未有過貸款記錄的人開始從P2P、網絡小貸那裡獲得貸款,征信空白被迅速填補,並催生獲客、風控等環節的創新。

在此過程中,從業者很快發現,當被壓抑的普惠信貸需求被激活之後,作為資金來源的P2P和網絡小貸,越來越滿足不了快速增長的市場需求。

畢竟,在數百兆體量的傳統金融機構面前,這些新興的互聯網金融平台的資金量顯得微不足道。

這時候,中國金融業相比2007年那會,已經有了非常大的變化,利率市場化改革取得了實質性突破,而巨集觀經濟下行與流動性泛濫引發了 “資產荒”,導致金融機構的經營壓力越來越大。

基於逐利需求而非政策要求,金融機構比以往有著更強烈的創新和變革的動力。

於是,引入金融機構資金對接互聯網信貸資產,很快流行開來。而前期的實踐早已證明,這類資產的風險沒那麽高,尤其在充分利用科技手段之後,其收益足以覆蓋風險。

通過助貸,一大批傳統金融機構,自下而上,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加入了這場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浪潮。

這場助貸大爆發,源於中國金融市場固有的失衡——金融資源高度積聚於國有企業和中高淨值群體,通過助貸將更多金融資源分配到了從前服務不足的個人和小微企業那裡,由此可以視為是中國金融市場的一次自我進化。

我一直認為,從推動金融機構服務下沉與科技革新的層面來說,互聯網金融的歷史貢獻遠遠大於過失。而任何新生事物的發展,都不可能白璧無瑕。

監管之憂:金融機構被掏空?

助貸與互聯網金融的這種共生關係,使得互聯網助貸成為主流。

扮演助貸角色的一方,主要是新興的互聯網金融公司或者說金融科技公司,包括沒有牌照的P2P、現金貸平台,以及持牌的網絡小貸和互聯網銀行。

作為資金方的金融機構,主要是一些中小銀行以及信託公司、消費金融公司等。這些金融機構的零售業務普遍比較薄弱,通過助貸業務可以“曲線救國”,緩解經營壓力。

但在助貸的繁榮背後,一些監管層擔憂的問題暴露出來,一是金融機構借道助貸突破了經營區域限制,存在合規問題。

根據浙江銀保監局近期下發的《關於加強互聯網助貸和聯合貸款風險防控監管提示的函》要求,城商行、民營銀行開展互聯網聯合貸款業務,應堅守“立足當地、服務當地、不跨區域”的定位;轄內城商行分行原則上只能經營省內的客戶。

1月14日,銀保監會發布《關於推進農村商業銀行堅守定位 強化治理提升金融服務能力的意見》。 該檔案強調,“原則上機構不出縣(區)、業務不跨縣(區)”;“當年新增可貸資金應主要用於當地”。

另一個問題是,在助貸業務中,由於助貸方普遍承諾兜底,許多金融機構將這項業務變成了一項固定收益業務,也就是純粹的資金生意,而非需要承擔信用風險的信貸業務。

這不僅使得助貸業務的真實風險被人為掩蓋,還令金融機構在此過程中淡化乃至放棄了屬於自己的風控責任,全部甩給助貸機構,這反過來又提升了風險。

長此以往,如果助貸業務在金融機構的業務佔比中越來越高,而金融機構又遠離核心風控環節,其將喪失最核心的風險管理能力。

與跨區域經營相比,這才是監管部門最擔心的問題——助貸不能成為部分金融機構的“鴉片”。因為一旦核心能力下降,還會影響到金融機構其他業務的健康發展,最終威脅金融體系安全。

這可以解釋,不管是2017年末《關於規範整頓“現金貸”業務的通知》(141號文),還是銀保監部門的相關檔案,都強調了這樣一句話:

“不得將授信審查、風險控制等核心業務外包。”

金融是經營風險的生意,如果金融機構連風控都外包出去了,其存在的根基也就被動搖了。監管的良苦用心可見一斑。

規範發展:金融科技公司迎來洗牌

基於上述憂慮,為了整個金融行業的長治久安,助貸必然要從野蠻生長走向規範發展。

從目前來看,監管的指向是明確金融機構的主要放貸人定位,壓實風控責任;同時,要求各類助貸方老老實實扮演好“助”的角色,不能越俎代庖。

這意味著,只有真正具備專業的技術服務能力,能夠為金融機構起到實質性輔助作用並創造新價值的金融科技公司,才能在助貸大時代佔得一席之地。

在行業裡,一些機構較早領會到了監管意圖。以中騰信為例,2014年以來曾為多家信託公司及銀行提供風控技術輔助服務,合作方包括外貿信託、中航信託等持牌金融機構,資產品質控制水準同業領先;在2017年底 “141號文”頒布之後,這家公司進一步調整助貸模式,明確為金融機構提供“輔助風控”,通過技術驅動賦能金融機構。

中騰信的一位高管告訴我,“一個趨勢是,銀行等金融機構的主動管理的角色會越來越強,金融科技企業的發展方向將會是——逐漸後端化,中騰信最終變身為一個純粹的技術服務公司。”

這可以解釋,為什麽金融科技to B服務在2018年成為了一個新的風口。

去年10月,中騰信正式推出了to B服務平台“小花科技”,這家公司聚焦純線上化資產,為合作機構提供一站式、模塊化的消費金融科技服務,主要風控產品為“小花金融雲”。

作為中信產業基金控股的消費金融科技公司,過去五年來,中騰信先是通過自營業務形成並驗證了其金融科技能力,之後再開放給金融機構。

這條成長之路,事實上也是中國互聯網金融向金融科技躍遷的典型路徑。

可以預期的是,在助貸監管塵埃落定之後,普惠信貸將成為金融科技的主戰場。基於此,未來金融科技公司將分化為兩類玩家:

一類是平台型金融科技公司,背靠互聯網巨頭,提供綜合性的助貸業務,不僅提供技術服務,同時輸出流量和場景,其代表則是螞蟻金服、騰訊、度小滿金融等。

另一類是獨立型金融科技公司,通過技術連接金融機構與金融消費者,它們自身不掌握流量和場景,但可以通過技術服務幫助金融機構接入場景,尤其是互聯網巨頭尚未覆蓋到的長尾流量和細分場景,其代表是中騰信、薩摩耶等。

那些既缺乏核心技術能力,又沒有掌握足夠規模的流量和場景的金融科技公司,將很難在市場上生存下去。

洗牌將至,金融科技終於要迎來去偽存真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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