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勒斯四部曲”譯者：真正的友誼不是只有甜的

意大利當代作家埃萊娜·費蘭特（Elena Ferrante）是一個謎。

她寫的《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離開的，留下的》《失蹤的孩子》被合稱為“那不勒斯四部曲”，已翻譯成40多種語言。她入選《時代周刊》所評“當今世界100個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但人們依然無法確定她的真名甚至性別，只能通過作品，想象費蘭特是一位女性，並於20世紀60年代末上過比薩高等師范。

1991年，費蘭特在給出版人Sandra Ozzola的信中寫道：書——一旦被寫出來就不再需要他們的作者，如果它們真的足夠好，它們遲早會找到自己的讀者。

對於一部外文作品而言，找到中國讀者，翻譯至關重要。4月13日，“那不勒斯四部曲”中文譯者、四川外國語大學意語文學教授陳英做客上海圖書館，從四部曲開始講述歷史的暴力與意大利女性主義寫作，並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

女性必須經過各種體驗， 才能實現自我救贖

“在意大利，其實自從費蘭特於1992年發表第一部作品 《煩人的愛》之後，她就紅了。讀者從1990年代開始就對她充滿好奇。”陳英提到，儘管費蘭特不喜歡接觸媒體，但費蘭特將她和讀者、編輯及當代作家的通信編成訪談集《碎片》（Frantumaglia），“書裡的交流都非常有深度。”

陳英和四部曲的第一次接觸要追溯到2013年，出版人彭倫找她翻譯。“我原本計劃是先把書看掉五十頁，結果一下子看了一晚上，抬頭天亮了。我就覺得這是一部吸引人的、有分量的書。說的是女孩的故事，底下還有很多社會問題。”

陳英笑言，譯者對於書的傳播非常重要，四部曲在美國火起來也有美國譯者Ann Golstein的緣故。“我一開始推薦北外的一位老師來翻，他水準很高，但後來說最好還是女老師來翻，我就硬著頭皮上了。一百多萬字，翻譯了三年。”

回憶翻譯四部曲的過程，陳英感慨：“我能對那些女性私密的體驗有切膚的感覺。尤其讀到對生活的滿意感、中年危機這些，就覺得自己陷進去了。感覺我好幾年都在那不勒斯生活，有不適，有痛苦。”

“費蘭特的作品風格是現實主義，節製，老實，回避後現代華麗的手法，基於史料、日記，但她也會區別小說中的現實和真正的現實。”陳英告訴澎湃新聞記者，四部曲中最難的翻譯在於第一本，“那時候我還在找語感，就像演戲找感覺一樣。一開始覺得怎麽都變扭，過了一段時間，到了第三、第四本就好了，就像在演自己一樣。”

“或許是和我自己的年齡相關，我最有感觸的是四部曲中的第四本。在故事裡埃萊娜覺得以前特別重要的事後來就沒那麽重要了，她反思自己是一個幸存者，清算自己的一輩子。”陳英說，“我挺受啟發的，覺得女性必須經過各種體驗， 才能走到成熟的一步，才能實現自我救贖。”

友誼如果不存在陰暗面，就不是真的友誼

“在意大利文學界，四部曲的特殊在於從沒有人將女性友誼寫得如此深刻。”陳英告訴澎湃新聞記者，埃萊娜和莉拉的關係比愛情更長久，比親情更深刻，她們是一種非常規友情，甚至於用“友誼”來界定都顯得狹隘，“它讓我覺得，友誼如果不存在陰暗面，就不是真的友誼。真正的友誼不是只有甜的，還有背叛、妒忌和仇恨。”

“費蘭特把女性友誼的複雜性寫得非常透徹，從六歲寫到六十歲。國內也有‘七月與安生’這樣女性友誼的作品，但是沒有這樣跨越童年、青春期、成人期直至老年。”

“費蘭特的這種寫法也和女性主義思潮密切相關。四部曲的第二主題就是母女關係。埃萊娜和母親的關係也非常複雜，她們從矛盾到講和，真實複雜，細致感人。”陳英說，“同時你會發現，書裡所有的人物都不是平面的，比如莉拉美麗但是暴戾，埃萊娜努力但是功利，每個人物塑造都富有張力。”

四部曲也試圖通過對女性友誼複雜性的探索來揭示當時意大利南方社會的各種問題。小說裡交錯出現意大利語（編者注：標準意大利語並不以首都羅馬方言為基準，而是以佛羅倫薩所在的托斯卡納地區方言為基準）和那不勒斯方言，兩種語言似乎也被賦予了社會屬性，將當時社會的階級差距表現出來。

陳英說：“從生活語言學的角度，四部曲裡有不同的語體，有標準的 ‘國語’，也有稍顯粗魯的方言。這在翻譯過程中很難處理。對於最激烈的感受，費蘭特會用方言體現。她就在方言中汲取營養，做自己的文學語言，就像莫言那樣。當然她很克制。”

意大利女性寫作傳統的繼承和延伸

在陳英看來，費蘭特的寫作其實繼承了意大利著名女作家莫蘭黛的新現實主義，張揚了女性書寫歷史的訴求。“莫蘭黛覺得歷史都是男人寫的歷史，所以她寫了長達661頁的小說《歷史》。”

陳英說，《歷史》講述了1941年到1947年期間發生的事情，每年一章，以短小精悍的篇幅概述那年世界上所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作為展示該章小說情節的時代背景。這樣的布局與結構使小說的故事情節與當年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緊密聯繫在一起。

“我覺得費蘭特的四部曲其實也是意大利的歷史小說。”陳英說，“從意大利上個世紀60年代開始，那不勒斯的貧窮、學生運動、婦女解放、工會運動、意大利共產黨內部分化、那不勒斯克莫拉組織、淨手運動、宗教問題、婚姻法變革等等，各種歷史事件穿插其中。”

尤其，上個世紀70年代的女權運動、性解放、避孕藥的合法化、離婚權等也在埃萊娜和朋友的交談中得到深入討論。四部曲甚至直接引用了70年代意大利女權主義者卡拉·隆齊的文章來展現當時運動的熱潮。

陳英認為，四部曲不僅是意大利女性寫作傳統的繼承和延伸，也是對60年代至今女性主義運動的回顧。在小說裡，埃萊娜接觸到了女權主義思想，不僅寫出了一本七十多頁的女權主義著作，甚至通過自己的影響力和話語權為那不勒斯郊區工廠的工人爭取權益。

“女性問題其實也是普世性問題，費蘭特在世界上的譯介也掀起了學者對於女性處境的討論。”陳英告訴澎湃新聞記者，“四部曲引進中國後，很多出版社開始注意到意大利文學，開始注意到女性體驗。”

那不勒斯有費蘭特比薩

在四部曲之前，費蘭特已寫過《煩人的愛》《被拋棄的日子》《迷失的女兒》三部作品，無一不和那不勒斯有關。那時她說過：“假如還可以繼續寫這個地方，我想寫一部小說，能講述一個充滿著悲慘和暴力的故事，各種聲音和事件交織在一起，各種行為：可怕的和微不足道的事情。”

“儘管我生活在很遠的地方，我和那不勒斯之間的關係沒辦法清算，這個城市對於我來說，不像其他地方，這個城市是我身體的延伸，生活感受的原型和參照。對我來說，重要的事情都是以那不勒斯為背景，都有方言的回應。”

再後來，真有了“那不勒斯四部曲”。

“在意大利歷史中，如果說佛羅倫薩代表著藝術和詩的話，那麽那不勒斯則代表思想和哲學，這裡產生了托馬斯· 阿奎那、布魯諾、康帕內拉和維科。”陳英說，意大利文學史上非常重要的作家都描寫過那不勒斯，深入揭示意大利“南方問題”，“那不勒斯四部曲”則把這一傳統推向了一個新高度，使“費蘭特”這個名字和那不勒斯這座城市密不可分。

“密不可分到什麽程度？我們去那不勒斯的比薩店，還有披薩叫費蘭特比薩。”

陳英感慨，費蘭特筆下的那不勒斯真實鮮活，具有獨特的氣味、顏色和聲音，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讓人仿佛身臨其境，這也是費蘭特能進入世界文學大舞台，在全球擁有廣泛讀者的主要原因。

陳英告訴澎湃新聞記者，在她的想象中，費蘭特是一位非常睿智的金發女郎。“曾有記者在採訪費蘭特時表示書挺有意思的，但自己對費蘭特的名字沒什麽印象。費蘭特反問道，假如您聽過我的大名但對我的書沒啥意思，您還會不會很快想到採訪我？”

轉載自澎湃新聞